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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美国和俄罗斯，而是日本狼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
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
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
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
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谈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
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
●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
●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
●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
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
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太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1］。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细。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
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
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
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2］，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3］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
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
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4］。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1994年8月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
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
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
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5］，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
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
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
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
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
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谈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
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
●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
●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
●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
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
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太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1］。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细。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
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
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
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2］，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3］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
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
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4］。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1994年8月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
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
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
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5］，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
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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