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山下的抗日骑兵。斯诺摄（本报资料照片）

　　民族的觉醒 民族的自尊

　　——写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

　　也许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体会当年抗日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强烈震动、巨大欢欣与无比喜悦了。“半世纪的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了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这是当年《新华日报》声情并茂的社论，畅快淋漓地道出当年迎接胜利时人们的心声。

　　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100多年来，在反抗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这样的胜利。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5条军舰、1万余步兵就迫使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

　　20年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如此兵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34年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又是惨败，一纸《马关条约》把台湾及附属各岛割让日本，还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仅仅过了6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不但获得空前的4.5亿两白银赔款，更让已经陷入苦难的中华民族到了绝望的境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耻辱连着耻辱，灾难连着灾难。不但自己落为“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

　　危机就这样日积月累地堆积起来了。以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兵力，就敢对19万东北军发动军事政变，两天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又以不到8000的兵力，对拥兵10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发动卢沟桥事变，1个月使华北沦陷。当时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中国已经不堪一击，以6个师团3个月之内可以征服中国。

　　侵略者的骄横狂妄，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的命运再次跌入历史的谷底。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抗战持续14年之久，我们最终胜了，为什么？

　　国内各种力量的团结一致、武装力量的英勇奋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援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

　　这个民族曾经深深地沉湎于自我封闭的原有社会体系框架之中，不知世界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已经来临。

　　有两段文字颇值得我们思索——

　　一段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澳门一家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为普天之下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

　　另一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事变的元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对部下的训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两段文字所揭示的中国武备落后、一盘散沙的现状，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复被侵略、被宰割的两大致命弱点。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苦难中凝聚与艰辛中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我们这个民族最终觉醒。

　　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觉醒。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则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而最后的这种觉醒最为深刻、也最为彻底。尽管这一进程中也出现汪精卫这样著名政治人物组织傀儡政权、周作人这样著名学者接受日军保护和伪政权任命、甚至出现百万以上为虎作伥的伪军，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考验面前，结成了一个日益坚强的整体。

　　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这场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殊死战斗中，凤凰涅槃般地觉醒、再生。这种觉醒与再生鲜明地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软弱犹豫的国民党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真正挽救中国人的，是觉醒的中国人自身。

　　正是这场深重的战争灾难真正唤醒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全新的民族精神状态，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第一次通过民族的集体觉醒获得民族的集体自尊。如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盘散沙，不战自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凝聚，才坚不可摧。

　　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有人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包袱太重、悲情意识太重，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人说岁月能抚平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伤痕。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当年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37刀，鼻子、嘴边、眼角、脸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刀伤。1995年77岁的李秀英老人接受采访时说：“我年轻的时候，脸上这些刀痕是很吓人的”，“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老人2004年在南京病逝，岁月连她的生命都已掩去。

　　都知道不应该忘却。但现实在迫使人忘却。

　　老人在逝去。遗迹在消失。记忆在淡忘。新诱惑、新追求、新概念、新梦想层出不穷。今天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们已经少有发问：为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地不在边关而在卢沟桥？中国人是怎样一忍再忍、最终才忍无可忍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城市，“出于与时代接轨的考虑”和“学习新时代英雄的需求”，已将《狼牙山五壮士》从学生的课本中撤出。《大刀进行曲》这样的歌曲，也被认为不利于发展和改善国家间关系，最好少唱，或者不唱。

　　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地、默默地淹没着历史的刀痕。我们还能不能保持曾经获得的觉醒和自尊？

　　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作为最热门的场馆之一，展示一些特殊物件，给人留下至深印象。那是一些巴掌大小、闪闪发亮的黄铜板，每一块上面铭刻一位犹太人的姓名及简历，星星点点镶嵌在今天德国一些城市的马路上，提示经过的路人，路旁住宅曾经居住过哪个或哪几个犹太人，他们的最终归宿是逃向美洲、非洲、亚洲，还是死亡于哪个集中营。驻足端详镶嵌在地面上这些小铜板的人们，即便对那段历史毫不了解，也会被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回顾所震动。德国人除了在世博园展示他们的国家科技实力，还展示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思索。他们通过如此顽强的方式，阻止岁月的皱纹淹没历史的刀痕。

　　对一个民族来说，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面孔稚嫩得像五月鲜花一样的年轻人，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自己的头轻轻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那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倾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是他们的精神圣地。他们在这里进行心灵洗礼。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岁月的皱纹也会悄悄取代他们鲜花一样的容颜。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一次又一次完成精神与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遏制这样民族的活力和生机？谁还能毁灭这样民族的意志和生命？

　　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的精神财富

　　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它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艰辛、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信念的执着与坚守。

　　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最终才有民族自强。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是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精神财富的民族。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幼儿园的孩子，懂得多少历史？竟然在烈士墓前潸然泪下。关键是了解历史的老师流泪了，孩子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一个民族有在烈士墓前讲故事的老师，有在烈士墓前流泪的孩子，有向烈士墓连袂献花的新婚夫妇，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华民族对抗战胜利的隆重纪念，就是对先烈的崇敬，对苦难的追思，对未来的警醒。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分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的时刻，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分享胜利者荣光的时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里面，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觉醒与自尊，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流向，开拓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养育并坚守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

　　抗战胜利：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访中国抗日战争学会常务理事、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透过65年前的抗战硝烟，今天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抗战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革命进程、社会形态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抗战胜利，使中国从近代100多年来的衰败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了这一点。”中国抗日战争学会常务理事、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抗战胜利的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彻底觉醒的集中体现

　　在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近代中国，许多志士仁人一直没有放弃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强大之路。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虽然被辛亥革命推翻，但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依旧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依旧没有改变。姜廷玉说：“是卢沟桥畔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促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振兴之路在哪里？”

　　“中华民族彻底觉醒，最集中的体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姜廷玉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第三天，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经过谈判斗争，1937年9月，终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汇成全民族抗战洪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这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重要保证。

　　抗战胜利决定因素是有团结抗战的核心中国共产党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国民党军广大官兵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也给抗战带来消极影响。姜廷玉说，“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有了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全国抗战爆发时就有深刻的论述：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延安，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战期间，全国各地大约有4万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延安成了昭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爱国抗日的灯塔。当时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延安”与“重庆”的对比，心中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由秩序的反叛者向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转变；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受空前严重的质疑。在广大知识分子眼里，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姜廷玉说，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主张放开民主，改善民生，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力，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国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2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同时，八路军伤亡34万多人，新四军将士牺牲8万多人，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根据地是全国民主的模范，奠定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抗日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姜廷玉说，中国人民通过抗战认识到，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首先解放自己，必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建立了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19块解放区，人民军队由抗战初期几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进行了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改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人民群众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生活有了盼头，未来有了希望。抗日根据地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更是一个与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抗战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仅4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崛起，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