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丁湾模式”的金三角困境

　　13名中国公民的鲜血染红湄公河，再次凸显海外中国人的安全困境，也对中国如何保护海外利益提出更高要求，中国网络空间也开始涌现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呼吁中国派出武装力量越境打击毒贩。

　　虽然打击贩毒已经成为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首要内容，但传统的共享情报、司法援助、鸦片替代种植等模式已亟待升级，有人甚至提出可比照多国在亚丁湾联合打击海盗的模式，在金三角和湄公河地区部署多国联合武装力量，以更有效地打击贩毒行为。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类构想甚为遥远。

　　但残酷的现实是，今年6月，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1中国禁毒报告》称，“金三角”仍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

　　报告称：“据我国卫星遥感和地面踏查显示，近年来缅北罂粟种植面积在2007年下降到27.9万亩后连续上升，2010年增至42.9万亩，同比增幅17.7%。同时，该地区合成毒品产量大幅上升，向我走私渗透进一步加剧。受此影响，2010年，云南冰毒缴获量超过海洛因缴获量，是同期缴获冰毒最多的一年。”

　　“金三角”毒品增多

　　近年来，“金三角”毒品形势发生变化，首先是毒品主产区向北转移至与中国云南省紧邻的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地区，面积进一步扩大。2009年的数字显示，缅甸北部地区约占85%，为120万亩左右，老挝北部地区约占15%，为20万亩左右。在此形势下，“金三角”毒品对中国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

　　其次，人工合成毒品的生产发展迅猛，毒品生产向多元化、合成化和精制化方向发展，根据2010年泰国北部负责边境地区肃毒工作的国内安全行动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料，目前“金三角”地区生产的毒品中90%以上为安非他命、冰毒与摇头丸。

　　此外，随着毒品产地的扩大和毒品的多元化，金三角的毒品流动格局从单向外流发展到多向对流。相对稳定的巨头控制被众多集团据地称雄的无序状态所取代，新的制贩毒集团相继出现，使毒品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金三角过去的毒品产销主要由三大贩毒集团所控制，即国民党军残部集团、畏蒙集团和坤沙集团。至上世纪70年代末国民党军残部“归化泰国”，其大规模的贩毒活动基本停止，畏蒙集团在缅政府的打击下也已瓦解。以1996年坤沙向缅政府投降为标志，传统的三大贩毒集团均告瓦解或退居次要地位，金三角的毒品产销进入“战国时代”，出现了一批新的毒品制贩集团，加大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禁毒工作的难度。

　　坤沙投降后，一些部属未向政府缴械，而是率部独立，另立门户，继续扩展坤沙的毒品产业，形成一批新的毒品团伙。同时，一些家庭性的较小的毒品团伙也相继出现，它们大都有自己合法的企业，利用合法的营销渠道作掩护，进行非法毒品产销。

　　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生鸦片已经升至每“泰斤”(VISS，泰国、缅甸等地计量单位，约为1.6公斤)4.5万泰铢，而且极有可能在6月底由于旺盛需求，价格升至5万泰铢。

　　一名掸邦东部的年轻工人对缅甸流亡媒体掸邦先驱报说，“今年收获季节的(生鸦片)价格已经翻了一倍，我朋友对我说，我不再需要去泰国那边找工作了，这边靠鸦片赚来的钱更多。”

　　另一个消息来源对该媒体称，数百人从遥远的缅甸东枝(Taunggyi)地区前往掸邦东部地区乡镇，就为了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种植罂粟工作。“政府并不想真正去捣毁罂粟田，因为他们可以从那里获得税款，”一名商人曾在2009年对掸邦先驱报说，“可农民还是有点担心政府是否会突然进行缉毒行动，无论他们是不是已经为这块地缴过税款。”

　　在掸邦南部多个乡镇，Langkher镇、Namzang镇、Hopong镇、Hsihseng镇、Laikha镇以及Mongkeung镇，罂粟种子旺销，播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截至6月的信息显示，金三角地区海洛因价格为31万-32万泰铢，比之早前9700美元价格也有所上升。

　　国际合作有短板

　　金三角毒品形势的变化发展向周边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加强国际禁毒合作的紧迫任务。

　　1991年5月，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北京主办第一次中国、泰国、缅甸和联合国禁毒署高级官员会议，商讨开展次区域禁毒多边合作的设想。1992年6月，中国、缅甸和联合国禁毒署在缅甸仰光签署了《禁毒谅解备忘录》，确定在次区域禁毒合作中保持高级别接触。1993年10月，中、缅、老、泰和联合国禁毒署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次区域禁毒合作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并签署了《次区域禁毒行动计划》。1999年中国政府又派代表出席在日本和老挝召开的次区域部长级会议，继续积极推动次区域禁毒合作。自1996年以来，中国还相继与缅甸、老挝建立了边境地区缉毒执法合作联络官制度。

　　中国政府尽自己的力量，积极帮助周边国家开展禁毒工作。从1990年起，中国云南省通过技术援助、农业支援、发展旅游业和边境贸易等多种形式，主动帮助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传统罂粟种植区开展替代发展工作，到2000年底替代种植面积已达113万多公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减轻金三角毒品对国际社会的威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逐渐建立和加强了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国际禁毒合作，签署了一系列的协定。从1994年起，越南、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联合国禁毒署定期在这些国家轮流召开“东亚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国高级官员会议”，主要讨论、制定、检查联合禁毒规划中的问题及规划执行情况并互通禁毒情报。

　　1999年5月，湄公河小区域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抵制跨境毒品走私会议在老挝万象召开，会议就各国间的禁毒合作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万象声明》，声明强调：湄公河小区域六国决心在禁毒工作上进行更有成效的合作，以履行联合国第20届大会特别会议关于在2008年减少世界毒品供应的决议。

　　在1999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讨论了有关打击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的问题，签署了《东盟无毒品联合宣言》，宣布东盟成员国将通过多种途径，争取在2020年消除各成员国的毒品生产、加工、贩卖和使用，充分发挥地区反毒机制的作用，加强打击毒品走私方面的区域性合作。

　　在今年连续出版18年的新《中国禁毒报告》中就强调，实施境外除源战略，务实开展禁毒国际合作。把解决境外“金三角”地区毒源危害摆在禁毒国际合作首位，进一步推进缅北、老北地区禁种除源工作。落实禁毒国际合作框架协议，参与多层次禁毒合作机制，开创执法合作、司法协助、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相结合的禁毒国际合作格局。

　　民族问题解决是前提

　　湄公河血案后，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比照各国在亚丁湾联合打击海盗的方式，在湄公河这条国际河流，开展相关国家联合护航模式；在金三角地区，由各国武装力量联合介入。不过，有关专家指出，这一设想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实现，因为涉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和授权问题，同时，老挝、泰国、缅甸未必欢迎中国武装力量介入，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心存芥蒂。

　　而且，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也让各国望而生畏。

　　“金三角”地处缅、泰、老三国交界，特殊的民族习性和生活方式给禁毒工作增加了无限难度。即便缅泰老三国各自采取武装清剿匪行动，他们也会利用山林之便从这一国逃到那一国，而绝对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别国的武装力量大举入境。

　　有观点认为，要铲除这一地区的武装贩毒集团，则非得动用大量兵力不可。鉴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泰缅老三国不可能联手以大规模武力清剿这里的贩毒势力，何况一旦真的联手清剿，别的国家也必将以肃毒国际合作为由插手此事，这又势必引发世界和地区大国间对势力范围的争夺，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甚至引发地区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国际形势同样不允许泰缅老三国对“金三角”地区采取联合清剿行动，中国自然不会轻易趟此浑水，否则“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必将大量涌现。

　　其次，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的存在是“金三角”毒品赖以存在的基石。缅甸是当今世界上民族矛盾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全国共有135个民族。主体民族缅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民族矛盾与隔阂，对独立后的缅甸联邦缺乏认同感，少数民族内部有自己的一整套行政、司法和文化体系，大多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毒品经营成为有些武装日常经费开支的重要来源。

　　有观点认为，缅甸的毒品问题与民族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目前国际社会与缅甸的禁毒合作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外国如果与缅甸中央政府合作禁毒，不仅有被少数民族组织视为民族歧视的可能，而且很难保证资金能最大限度地用于禁毒；若与少数民族组织合作禁毒，则可能被缅甸军政府视为干涉内政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对抗。这种“两难”困境使中国、泰国等国家与缅甸的禁毒合作难以持续深入。

　　有学者分析，在缅甸政府看来，位于金三角范围内的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是否拥护和承认政府的领导是最重要的，毒品问题只是缅甸政府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张“牌”而已。因此，缅甸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就意味着金三角的毒品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