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那是长江上游重庆西边，紧靠江边的一个小城镇，依山傍水风景到也秀丽。同学们被分别带进了各式各样的民居，有过去富人家空闲的大宅院，有当地机关、学校多余的空房，而我所在的中队则住进了一所庙宇。那庙宇是有名气的，在过去封建王朝时代，是“文官落轿、武官下马”庄严肃穆的地方。当年的孔庙（又称文庙），里面挂着“万世师表”的钦赐大匾，如今成了新中国军校学生的住地。都是办教育么，到也说得过去！

我们学校是新创建的，全国独一无二，所以没有自己的校园也理所当然，但是课程不能等待，必须立即开始。于是我们就象当年的抗大学生一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自己的校园的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经队长们带有鼓动性的、精彩的动员说明之后，同学们不但没有感到失望，反而以此为荣，常常因自己能在类似抗大的条件下学习而感到骄傲。学习条件虽然简陋而教学质量却丝毫没有降低，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毕业后为军队、为科学、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上，得到证实。

日常生活完全是标准军事化的。天不亮起床号就吹响，10分钟后就是早操号，这期间你除了穿好衣服之外，紮好腰带、背枪、小便……，有的还抽空叠好被子。动作快的是3-5分钟，慢的8-9分钟，很少有人迟到。早操30分钟，通常是先跑步大约2000余米，然后有时是做体操，又时练习喊口令，类似歌唱爱好者每早的“拔嗓子！”。洗漱30分钟包括整理内务，把被子叠成象豆腐干那样方方正正的，全班的被子都要横竖标齐。早餐20分钟，之后大约8点左右开始，就是训练或者叫“上课”了。全天正式课程大约6-7小时，晚饭后有1-2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多半被班长用来帮助白天学习稍慢的同学补课了！），可以进行唱歌、跳舞、打球等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然后就是晚点名30分钟，通常是队长、指导员对白天工作、学习的讲评等，晚点名后大约还有少量自由活动时间，9点左右就寝，20分钟后熄灯。这一切可能现在还是这样吧，那是我们军队的传统，紧张的军旅生活啊！只是我们当时还都是毛头孩子，大都在16-18岁，年纪最小的不到15岁，在家娇养惯了的，虽然一下子如此紧张生活，也没听说有多少人叫苦（可能偷偷叫苦还是会有的！），也过来了。

开始的学习主要是听大课，纪律、内务、警备、保密等条令，还有在操场的队列条令（队列教练）。上大课都在一个公共广场，地方有什么活动都在那里举行的那种广场，所有中队都参加，所以很热闹，尤其在各队集中到正式开讲之间，各队都把自己拿手的歌曲唱出来，歌声此起彼落相互较劲。每当女生队进场时，都会受到全体男生们的“注目礼”，女生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和男生们一样地抗着枪，以特有的清脆的嗓子唱着歌由远到近，等到她们的女队长高喊一声“坐下”之后，就会有几个男生队的“指挥”向女生们“拉歌”，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向女生们展示男生队的歌声。尽管许多男生、女生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一所学校，相互认识，但进入军校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面，有的甚至直到毕业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由交谈的机会，这上大课就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远远地张望一下自己认识的女生的机会。在广场上课当然自带凳子，那种可以折叠的，当地称为“马扎”的小凳子。大课通常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期间休息1-2次。教员都是大队长、政委、训练部长等自己担任，好像都没有什么讲稿的，而我们学员（以后我们都被称为“学员”了）要记笔记，我们自己的膝盖就是我们的课桌了。就是这样条件的大课，我好像还记了好几个大本子的笔记呢，教员讲的要点基本上都记了下来，因为过后还要背的，顺便告诉大家，当时考试条令的，就是背诵条令的条文，好像大部分条令内容都能背诵下来的！现在我自己都难以想像，当时的笔记是怎么记下来的，哪么多的条令是怎么背诵下来的！

队列条令同样是在操场上学习的（那个公共广场被我们称为“操场”），从“立正”、“稍息”直到“阅兵式”、“分列式”，每一个动作都是从讲解要领开始，接着反复操练，直到熟练，根据动作难度安排学习、操练的时间长短。开始是由教员讲解和示范，然后分班操练，分班操练中，不但自己学习操练，还要模仿教员的讲解，自己也当一回教员，指挥班里其它学员操练，为的是将来毕业后，我们可以称职地当好教员去训练别人。“拔慢步”是最为吃力的科目，为了伸腿直，有的学员在自己膝盖下面绑上布鞋，强制自己的腿象一根“棍子”那样的直。正步时要求脚底离地面20厘米，在班长用一根小棍挨个量高低和纠正时，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所有人包括正在被检查、纠正的那一位，几乎都是东倒西歪地在摇晃，因为单腿站立时间过长，除非你有杂技演员般的平衡本领，否则很难站稳的啊。有经验也受欢迎的班长，检查、纠正动作很快，大家都高兴，那些纠正动作慢的班长，事后都要遭到班里学员的取笑和埋怨的。拔慢步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出右腿伸右手（正常当然是出右腿伸左手啦），伸出的手和脚是一顺的，班长大声喊“错啦”，结果那位学员立即改为迈左腿伸左手，还是错的！引起大家哄笑。（操场上是不允许笑的，队长会严厉批评，但是谁又能忍住不笑呢）。最可笑的是行进和队形变换，班长发口令指挥一个班“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弄不好七转八转，那一个班横着向班长迎面齐步走了过来，班长竟然紧张得不知如何喊口令（例如，你马上喊：“向后转走”啊），结果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全班照着班长“勇往直前”，有些学员还忍不住偷偷窃笑，看班长怎么办！有的班长只好向旁边让开（那是指挥者的大忌！），有的硬着头皮“顶着”不动，结果自己被从全班的中间穿过！队列里面的学员也有洋相的，通常是出现在“向左转”、“向右转”情况下，班长下一个口令，有几个没听准，结果一个班有的向左转，有的向右转，如果背靠背的还好，要是正好转成两个人面对面的，距离那么近（按规定横排间隔10厘米，面对面后相聚也就20-30厘米！），还要“板”着面孔，谁能忍得住不笑，何况我们都是孩子！停止间的转向还好，要是行进间的“向左转走”、“向右转走”，那洋相就大了！本来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队列，由于听错了口令，结果一半朝左走，一半朝右走，“分道扬镳”，机灵点的班长，立马喊“立定”，还可以收拾，紧张一点的班长结结巴巴喊不出来，越急越喊不出来，说不定还喊错，结果一个班走成四分五裂，满操场去了，大家都憋不住的笑，班长满头大汗，最后只好喊出“以我为准，一列横队集合！”来收拾残局。就是依靠这艰苦的队列教练，我们养成了标准的军人威仪，整齐一致的步伐和豪迈肃穆的风度。

晚上站哨是最不愿意的事情，但是不愿意也得站。开始是两人一班，每班一个小时，後来是一人一班，也是一小时，期间有队干部查哨的。被人叫醒从暖和的被窝里钻出来，的确不是好滋味，好在一个小时不长。平均大约一个多星期左右轮到一次。有时会有奇迹发生，算好了今晚没有我的岗哨，却在半夜某个时间被叫醒接哨，怎么回事？只得先站再说，第二天一打听，原来手表被拨快了时间（那时学员大都没有手表，晚上站哨用一块手表往下传），有同学为了自己少站一会儿，以便从新回到那温暖而可爱的梦乡里去，一咬牙不顾别人如何，就把手表拨快数十分钟。如果只有一个人，倒也不明显，如果一晚上有几个人都这样做，那就会出现奇迹了，本来挨不上的人，会提前上岗啦。这种现象当然遭到队长“上纲上线”的严格批评，可也不好追查啊！可幸的是只是开始几个月的事情，等我们终于稍微长大一点、董事一点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此类可笑事情。唉！毕竟当时我们还太小啊！

开饭时间一到大家总是兴高采烈，训练的劳累加上我们青春年少胃口极好，吃饭绝对是一种享受。吃饭的地方就在伙房旁边的空地上，全队集合，有时队长“训话”几分钟，唱歌那是不可缺少的。期间每班派1-2人手拿菜盆去打菜（有时可能就是洗脸盆），通常一个大锅菜，大锅菜味道特别香，（离开部队后再也没有遇到类似的美味佳肴了，更不要说超过了）。等到各班都把菜打回来之后，队长宣布“解散”，大家去盛好饭，然后各班以菜盆为中心，围成一个小圆圈站着，手拿饭碗和筷子（勺子），却没人动手！为什么？是在等待吃饭的号令！只听队长一声雄壮的“开动！”，大家这才就地蹲下，开始或快或慢地享用面前的饭菜。当时的标准，大约每周一次肉食，其余时间都是素菜、豆类等，比起现在连队的伙食差远了，我们当时还是享受的“干部灶”的标准，比一般士兵要高的。现在的战友们，你们听着好笑吗？哈哈，当时都是这样的啊。过年过节会餐，可能有十个菜，那就要动用所有可以盛装东西的容器啦，洗脸盆那是首选，把洗脸盆洗干净，装着红烧肉味道照样极好，但是没听见“开动”不能动筷子的传统照旧。过节时可能还有一点酒喝呢，一个班一茶杯酒大家轮着喝，就像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喝“好汉酒”那样。

我们的床铺是什么？开始是在地上铺上稻草睡，後来换上毛竹做的简易床板和床凳，上面还是铺着草垫。那草垫真好，保暖、柔软不比现在的鸭绒差多少啊。每人有一床大约3斤的棉被，冬天上面还盖着脱下的棉衣和棉大衣，但没感到冷，不知怎么回事，现在我都不敢想像，当时怎么会不感到冷。夏天发了蚊帐，但是并没有发草席，晚上睡觉时，还是在竹床上铺一条被单，早晨起来一般的被单都被汗水湿透。好在所住民房四面透风，倒也不算太热。当时所发的棉被不同于现在的棉被。现在的是在棉花外边有一层纱线网格，保证棉花不会散开，当时的棉被没有这层网格，遇上几个睡觉“不老实”的，乱蹬乱踢，不到数月，那棉花都成了团，被我们戏称为“炒鸡蛋”（那棉花成为一团一团的状态，相互分离的！）这样的被子晚上盖上去，那冷风就从那“炒鸡蛋”的空隙穿过来，冷得不舒服不去说它，早上整理内务可苦啦，一口袋的“炒鸡蛋”，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把它叠成“豆腐干”那样方方正正，他自己苦恼还连累全班拿不到“内务整理”评比的优胜流动红旗！星期天大家帮忙手工把那“炒鸡蛋”撕开来，尽量恢复本来面貌，虽然有所改进，但终不如原来的好，没有办法啊！只得每天在整理内务时，花去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来伺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