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就是父亲，父亲的名字做小辈一定避讳的，所以一概以父亲尊称。当年父亲年轻的时候，用生产队社员的话说，忒不务正业。生产队只好把父亲办了学习班，送进了专业队。专业队那个时候就是以生产教育为主，集中管理加强学习，一天三顿粗面卷子一盆菜，那是大队办的。我小的时候，政府管理机构是以区县革委会，人民公社，大队部，生产队四级划分。大队除了专业队外还有民兵连、宣传队，凌驾于十几个自然村的生产队之上掌握着每个臣民的命运走向。不过当年红极一时的干部，现在已不多见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极端的时间内把他们远远抛弃。

　　我下生记事就没见过我的爷爷奶奶。我问过我的母亲，母亲说她嫁给我父亲时候就是光杆一个。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孩子，如果不是成份高，怕父亲这辈子也难娶上我母亲。所以母亲都没见过我的爷爷奶奶，我还抱什么遗嘱。我们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当时最大的是我，脖子上带红领巾的年龄，当然不算劳动力。父亲不屑出工做体力活，他为了家人能吃上饭，手里有几个闲钱赌博推牌九，座下多了一辆大”永久“自行车。有了这辆自行车，除了方便交通外，最主要的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一家人吃饭全指望着它。因为母亲出工挣的工分，还不够每年倒找回生产队的数，年年欠生产队的帐。当时布票、粮票是计划供应的，家里人多且手中零化钱不方便时，就想法把手中的布票粮票兑换成现钱，父亲就干这营生。

　　他把用赌博的钱换成布票粮票，然后再兑换给非农业人口的干部、正式工人阶级。大队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大力打击绝不手软，维护贫下中农本色，越穷越革命才能根红苗正。父亲被抓了几次进了几次学习班挨了多回批斗，也就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于是才下决心咬咬牙买了这辆“永久”自行车。目的在于，父亲想一高招，他把收到的布票、粮票，用缝衣线捆扎好一小卷一小卷的，然后用绳串捆成一串，把自行车的车鞍子拨下来，放进自行车车鞍子底下的空心钢管之中。多妙的主意，这可是一大发明。以后，亏本生意几乎一去不复返了，大队的民兵们，谁会想到这点子上，查来查去，光见父亲出出入入，不见手里有恶脏。一切顺利，我睡的床头席子底下，全是红红绿绿的零钱。当时达到了，家中没有闲书本什么的点火生炉子时，母亲总会当机立断，伸手掀席，顺手来一把几角几毛的纸币，引火。当时的计划经济，你手中有钱怎么了，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火柴也是数着一根根计划着用，浪费不得。这可是实事，我可不是吹。

　　父亲不光是贩卖粮票布票，本钱一大，同时也操起了副业。到微山湖边上，找到几家打渔的人家，把凉晒干的小鱼小虾的干货，甩人家二元钱，一口袋芦鱼干货，随便启程，星夜间在那户人家的肩膀上飞走，白天路上有人查的。当我在睡意朦胧之中，鸡不叫狗不咬的时辰，就听我家的院子，卟通一声，再无声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准有一布袋干货静静躺在我家的小院里。尔后的几天，肯定有人拿着手中的粮食、鸡蛋、布票、粮票换空这布袋里的干货。

    　                                                                  　二

　　老鼠再狡猾也难逃出猫的瓜子，再说纸里总是包不住火。久而久之，事件终于暴露了出来。父亲再次蹲学习班，大会小会再挨批斗。我小时就犯一毛病，就是不能听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声音。我只要听到东方红的音乐出现后，就开始等待提我父亲名字的大队书记点名批判，我此时就会全身颤抖，低头认罪。

　　不过，有一次例外。第一次从大喇叭声音中，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后面带有同志，这可是石破天惊。那年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接着全国防震的年月。从早晨到晚上，大喇叭不停叫着我父亲的名字，紧急通知：请某某某同志注意了，听到通知后，抓紧时间到大队部来，抓紧时间到大队部来。一遍遍的下着紧急通知，吓死我了当时，他们叫我爹，不会有什么好事，上头肯定又来大运动了。

　　天刚上黑影的时候，来了许多人，把我家附近的这条街戒严了。这次不是大队那些身背上着三棱刺刀让人看着就眼晕的民兵，是身着白色服装腰挎手枪的公安。乖乖，这阵势相当大，谁还敢出门啊，整条街静了下来，没了人影。当时，我正在一中学校门口玩，愣愣的看着这些人。人家倒是对我满不在乎，其中有一个公安紧绷绷的脸上松弛了一下，冲我呲呲牙笑笑。

　　不大一会，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人们，走到一中校门口，就停站了下来，只闪出一个中等个头，戴着宽边近视境，脚穿布鞋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轻步走到了我家门口。肯定是找我爹的，我在心里猜着。那位中年人，走到我家门口站住了，隔着门轻轻说着什么。不一会，传来我父亲粗暴的嗓门：你姓啥？我姓啥？我谁也没有，只知道我姓徐，你姓张。沉默还是沉默，等了老半天，那位中年人又对父亲说着话，父亲没有应答，仍旧是沉默。站在一中校门口的人，看得出个个紧张了起来。无语一阵后，中年人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身边有人快步走了过去，放下一个包袱。那位中年人，把包袱接过来，轻轻缓缓用手抚摸了几下，就挂在我家大门口的锁扣上，转身走了回来。

　　我问那位冲着我笑过的公安：叔叔，这人是谁？是谁？告诉你小子，比咱这县城大两级的上头省来的人。那位公安瞅了瞅四周，紧张的答道。中年人似乎看见了我，走到我身边时俯下身子，和蔼地问：你是哪家的孩子？“嗯嗯，我就是那家的，你站过的大门口那家。”我答。

　　“噢~~~，你是那家老几啊？”

　　“老大！”

　　“哈哈，说话倒是理直气壮，敢不敢叫我爷爷。”

　　我紧闭着嘴摇了摇头，眼睛盯着他。那位中年人，嘴角抖动了一下，也不再说话，伸手摸了摸我头转身走了。

　　我跑回家，父亲正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双手抱着头喘着粗气。我问母亲：娘，来的那人是谁？母亲眼瞅了瞅父亲，小声说：你爷爷。我迷惑了，我哪来的爷爷啊。母亲用眼示意我，不让我再问了。

　　我怎么多了一个爷爷，一直困惑了我好久。直到半年后，父亲抱着弟弟领着我，坐上火车，到了河北平原，我才掀开了谜底。

　　在平原下了火车，天还是黑着，父亲躺在车站的候车室长椅上抱着弟弟睡着了，我则在不大的车站转悠。很快有一个人加入了进来，她扎着一对小辫子，比我可能大一二岁，长着一对好看的眼睛，身上穿着碎红花的褂子套在袄的外面。我走到哪里时，她总是一声不响在我身后跟着。我转身，她就站住；我走，她就跟。就这样老大会，记不清谁先说起了话，我们熟了，也玩的很开心。她叫我南蛮子，我叫她北侉子。

　　远处传来父亲叫我的声音，我刚抬步时，她一把拉住了我：你长大能娶我不？她哭了。

　　“能——”我没有犹豫地答。

　　“那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嗯”

　　“那你不要我咋办？”她仍旧哭。

　　“我也说不准，一定吧！”

　　“你得和我拉勾”

　　两人的手指紧紧地勾到了一起，我甩了好几次，也没有松开。她突然抱住了我，一头扎靠在我的肩上，喔喔地哭出了大声，满脸全是泪。我的心酸了一下，也抱住了她，并用袖子擦试着她冻得通红脸上的泪水。

　　那时，我六岁。

　　不知现在的她嫁给了谁？过的好不好。是否还能忆起漆黑寒冷的车站上，那个曾和她一齐拉过勾，答应娶她的那个小男孩。

                         　　                                    三

　　天明的时候，父亲抱着弟弟大步的在前面走着，我就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走了老长一段路，父亲放下弟弟，回走一段路，把远远跟在后面的我，抱起来，再往前走。就这样，放下一个，再抱起一个地走着路。当时，父亲抱着我的时候，感觉到父亲怀里的温暖，手扒着父亲的脖子紧紧的一辈子也不愿意松开。心里想着：就这样一直抱着我多好。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到的是幸福。

　　路走的不知有多长，我想这是我这辈子走的最多也最累的一段路。在漫天的寒风中，一老两少，一前一后，就这样走着。

　　经过一遍遍的打听，爷仨走到一个院落有拱形的大门前停住了跋涉。一个老太太跌跌撞撞迎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姑娘，她的辫子真长，又粗又黑直垂到腰间。“叫奶奶”父亲转过头去，冲着我说。“奶奶”我开了口，心中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亲切。奶奶抱住了我，一个劲地亲，眼角挂着泪珠。姑娘从父亲怀里接过弟弟，低着头小声地对父亲说：二哥，进屋吧。她是我的小姑，我的亲姑姑。突然之间，我全有了，而且还是一大家子人，全是一脉相通，骨肉相连的亲人，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意外，即紧张又兴奋。

　　我叫爷爷的人，就躺在东屋紧靠南窗的床上，瘦小无力，见到我们进屋后，企图想抬下头，身子动了动，冲着我们摆了摆手，喉节不停地动着就是说不出话来，只是嘴里发出喔喔地模糊哽咽声。姑姑大声地冲着床上的爷爷说：“二哥一家人来了。”说着话夸张的举了举她抱着的我弟弟，并一手把我拉到床前：“这是你爷。”也不知怎么的，看起来象是已病得厉害，而且时间太久，此时突然间有了一股力气，一把抓住我的手，就这样紧紧握着，以至于我感到了痛。看着爷爷的表情，疲倦的脸上微笑着，眼里放着光，就这样盯着我看。父亲站在一旁，紧闭着嘴唇，自从进这个家门起，除了让我叫声奶奶外，始终没有听到他嘴里再发出一个字。小姑拿来毛巾，擦了擦爷爷脸上流淌的泪水：爹，让他们休息会吧。远道来的，挺累的，大冷的天，先让吃点饭暖和暖和。爷爷嗯嗯着，还是不舍丢开握着我的手，小姑就把爷爷的手拉开，轻轻放进被窝里。

　　晚上，奶奶把我抱到炕上。父亲还在喝着酒，弟弟睡了，小姑里外屋忙碌着。奶奶就这样一直抱着我，一个劲地重复一句话：你长得可真像你爹，你长得可真象小时候的你爹。从奶奶的嘴里了解到，上次去我家的是我二爷，父亲的叔叔，奶奶让他去寻找我们一家人的。这次要不是爷爷病重，父亲肯定还不会来。的确，这次见到亲爷爷，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明白了，进家时看到院子里停放的用水泥打的棺材，就是为爷爷后事预备的。后来，奶奶活了86岁，在济南去世，日期是：1997年7月2日早上三点。因为这是收复香港的当夜，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头天晚上，我娘蒸了两锅馒头，用我娘的话说，全油了。两锅馒头，蒸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蒸熟，娘就感到了不妙。

　　                                                    四

　　第二天一早，我大伯、大娘，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一家人赶了来。还见到了长得高高大大黑瘦的二哥，大伯家我叫大哥的已随我的小叔，去了青海。依稀记得好象大伯家，还有一个我叫姐的人。屋子里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但气氛却是十分不合谐。大家说着话，只有父亲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仍旧端着酒杯一口口地喝着酒。

　　大伯披着一件灰黑布的棉袄，盘腿坐在炕上闷声抽着旱烟。奶奶抱着我，小声对着我说话，但好象是针对父亲说的：知道奶奶也去过你家不，你的养奶奶给了我十几块钱，我没有要，我没有卖自已的儿子，亲骨肉我怎么舍得卖呢。奶奶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流出的泪水，长声叹了一口气：我把钱就压在你养爷家桌子上的碗底下，天地良心，哪个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我的儿啊~~~~。奶奶小声地哭着，时不时把我的小手揣在她的怀里，生怕冻着。“你父亲不到一周岁，我就带着一家人逃反，实则是你几个爷爷干的全是革命。日本人来了杀，刮民党来了杀，谁来谁杀，我得保咱家的苗子啊。张家一百多口人，不能让他们这样杀绝户啊。”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奶奶一个人在说。“你爹太小了还在怀抱吃奶，十几口子人，全跟着我逃反，就到了你家现住的地界，我身上没奶了，你爹饿得直哭。那年月谁家有多口的粮食啊。一点办法没有了，再也想不出办法了。你养奶奶家没有孩子，喜欢你父亲长得白白胖胖的样子，就对我说，孩子我替养着吧。等以后年月太平点，就来接，随接随走。咬着牙，我就把你父亲搁下了。你养奶给了我十几元钱，我不接，就往我怀里塞，我接过来，就偷偷把钱压在桌子上的碗底下。唉~~~~，就这样我把自已怀抱的亲骨肉，舍在你养奶奶家了。我知道接钱意味着什么，我怎么接这血肉钱啊。”

　　“那一家十几口子人，为什么单单只把我丢在那地？”父亲两眼通红，咬牙切齿开口说了一句话：要死就死在一块，这样活着我生不如死。父亲摇摇晃晃站起身，咣当一声甩门走了出去。我抬头看着奶奶，她苦笑了一下，再也不言语，只是一个劲抹着泪。

　　躺在里屋床上的爷爷，紧一阵慢一阵咳嗽起来，小姑、大娘慌忙走了进去。

　　奶奶问我：你妈心疼你不？

　　“疼啊。”

　　“怎么个心疼法？”

　　“反正家里有一口好吃的就给我吃。”

　　“那——还有呢？”

　　“我也不知道了。”

　　“傻孩子，世上哪个当娘的不心疼儿啊。”奶奶再次搂紧了我，生怕有人要从她怀里夺走我似的。

　　我记得，当时在河北老家吃过的一道菜——腊肉，紫黑发着难闻的气味。这肉平常是用盐腌在缸里，等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上桌子的主菜。几天下来我习惯了那个口味，就爱吃上了，只是每顿吃饭上的这菜，不多就切薄薄的几片肉。

 　　                                                                     五

　　父亲在院子里咔嚓咔嚓劈起了柴，敞着怀在寒风中、抡着一长把大斧子，呼呼带哨。小姑就在屋里趴着窗户往外看着。

　　当年的革命家庭，相同境遇的何止我们一家。相比之下，我们还算幸运的。

　　奶奶对我说，还有很多张家门的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逃难中，再也找不到了。不知现在是生还是死。

　　院子里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我们终于该走了。堵着大门站满了乡亲们，他们多少知道我们的事情，一家人有气无力地嗯嗯啊啊告别着，没有拥抱没有握手，只用眼神注视着对方。大伯套好了驴拉平板车，抱着膀子，把头缩在领子里，手里拿着的绳鞭蜷蜷松松的垂躺在地上，偶尔那头毛驴打着几声响鼻，嘶鸣几声。

　　这时，大伯家二哥吃力的歪斜着身子一脸的苦相，身后的爷爷扶着他的肩，从屋里颤颤抖抖地走了出来。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父亲，愣了一下，丢掉手里的包袱，扑通一声，跪在了爷爷脚前：爹——儿不孝，我走了。这声音已没有了怨恨，没有了遣责，近乎哀告的嚎啕，声音如闷雷般在嗓子里滚动着：“这里有我哥有孩子小叔，那边不能没这家人，逢年过节得有人烧纸，徐家这枝人，不能断了香火。”父亲咚咚地磕着头。邻居的人群里隐约传出了抽泣声。

　　父亲让我、弟弟，一一向着亲人们跪下、磕头。起来跪下、跪下起来不停的磕。

　　驴车上放着两床被，弟弟和我围坐在里面，父亲就在后面跟着步行。奶奶和小姑、大娘及乡亲们，站在村口远远地向这边张望着、挥着手。

　　走了快看不到他们时，二哥头上冒着烟气，骑着一辆自行车追了上来。骑到我们身边，丢下一个包袱在围坐的被上，随即围着我们的驴车，转了一圈，回头向我望了望回去了。

　　国破家不全，那个时代造成的家庭破碎，何止我们一家。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以至后来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张家送出去了十几口子人，倒在了血与火的战场上。大到师级的四爷小到普通记不清的长辈们，为了这片热土，洒下了鲜血，奉献了生命。之所以国民党败退台湾，不在于他的美式装备不精良，更不在于他的人少素质差，不重视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祖辈生活劳作的广大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才是失败主要原因。人民的胜利，也在于其中包括那些不计其数，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却以一生的消遁为代价的支持。长征途中，丢掉了多少红色种子，多少儿女，谁能报出一个数字来？他们洒落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不知自已是谁？或许姓张，或许姓王，或许劳动在群山薄田、或许下岗在家为每日温饱填饱肚皮劳神。

　　如果用毛泽东的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这些人，又有了另一番的含义。我们可以记不住他们，但不可忘记。父亲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谨以此文告慰那些和我父亲同样命运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