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家贫出孝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假。从小学到初中，我除了要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外，学习成绩一直都是最棒的。全公社有四所中学，我的各科成绩从来就没有退到过第二名以下。但是，初中毕业的我，却没有机会上高中。多少苦难我都挺过来了，唯有这件事，却是我平生最大的打击。我好伤心！几天几夜，我哭个不停，不想吃饭，不想做事，甚至在小小年纪就似乎天塌了，绝望了。原因很简单，是文革给我带来了灾难。众所周知，那个年代，什么事情都要看一个“红”字，刨根究底，八辈子的祖先都要被查到，发现有一点“黑”色，你就得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哪怕是上高中这么点小事，那时候可是个路线问题。学校校长和老师与村里交涉多次要保送我上学，但村里就是不能破这个“革命”纪律－－因为我的大伯这个“黑”人。
大伯15岁时，也是我的父亲出生的那一年，与祖母吵架后离家出走，通过亲戚介绍进入了黄埔军校——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学府，后又在国民党保定炮校学习，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级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后被政府作为投诚军人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工作，57年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划成右派，后又成为摘帽右派，“文化革命”开始后于68年被一人遣送原籍接受改造，与我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对于大伯，我没有恨，只有一种无奈的遗憾。我的名字,是大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给起的，他希望我能做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人(现在的我不知是应验了他的预言呢还是辜负了他的希望？呵呵！）。与大伯在一起，我学到了许多的人生经验，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找到的生活和科学知识，他也给了我学业和性格上的熏陶。伯父对我极为严厉，军人出身的性格，五大三粗的体魄，声如洪钟的嗓门，沉稳干练的步履，幽默风趣的谈吐，说一不二的作风，使我对大伯既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又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只可惜，他没有看到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于78年在他65岁时含恨去世。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没有看到我的翻身喜悦。
经过从小学到初中十年的学校生活（因学制和闹革命的几次反复被拖延了时间），作为回乡青年，我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的农村，你可能听说过但不会体会到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农村，虽然是吃大锅饭，由生产队长统一指挥出工收工，但是时间上、工作量上、组织纪律上，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更是想想就后怕，而且象我这样的人，“红”的挨不上，“黑”帽子倒有一顶。简单描述一下当时的劳动吧。每天早上天未亮就起床，晚上不到掌灯时分是不会归家的，一年到头除了过年几天，是没有一天休息的，遇到农忙季节，每天只能有四小时左右的休息，没有电灯和电扇，蚊子蚂蝗成堆。好不容易熬过了夏天，冬季更辛苦。连年不断的“农业学大寨”，要荒山变良田，平整土地，修补地球，哪怕寒风刺骨三九严霜；连年不断的长江大堤加固加高，挑土挖山，突击工程，哪怕路途遥远，没有机械，义务劳动，毫无报酬。每天吃的是冷饭和咸菜，喝的是生水和脏水。还不能有半点牢骚，弄不好马上就会有一顶破坏“学大寨”的帽子戴在你的头上，挂牌游行示众。生病没地方看医生，更谈不上有任何文化生活。就这样，我在农村过了四年。
四年中，虽然瘦小的我，却有一颗不屈不挠不甘人后的心。我总想处处表现自己，哪怕有些力气活是我力不从心的，也要咬紧牙关硬撑着，做什么事都从不偷懒或投机取巧，总是让人家不得不从心底认同，挑不出一点瑕疵，目的只有一个：在世人面前能抬起头来，昂首挺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到17岁，我已是农村最棒的“10分”劳动力了，并且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技术能手，并有“小秀才”的美誉。
四年中，我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不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当时农村的文化资料是相当匮乏的，而我，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一截报纸，一张纸片，甚至在路上在茅厕里偶尔能见到的一点纸头，只要有文字，都会成为我的宝贝。没有电灯用柴油点灯（煤油买不起，也难买到），蚊子太多就躲在补了一层又一层的蚊帐里面，看书写字，甚至还作诗（可惜这些东西毁掉了）。终于，迎来了令我们这一代人都感到欣慰的高考改革年。
四年中，我受够了多少屈辱，流过了多少泪水，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和概括，我无法做下点滴的记录；四年中，我也体验了人间冷暖；也有过幸福和快乐。儿时的伙伴在一起畅谈，知心朋友给我生活和照顾和劳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多少也给了我慰藉。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