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同学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搞文化大革命，取消考试了！

我同学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潘多拉的魔盒被毛泽东打开，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学校里出了挺新鲜的事，原来的班长被“撤职”，学习不好的学生开始飞扬跋扈，在课堂上喊起了“起立”。

我们的班主任唐老师每天的讲课成为例行公事。

往常，每到他的课时，他总是早早地就来到教室，他读课文时，每当有人讲话，他就会站起来，一边读课文，一边走到你的课桌前，然后停下来，居高临下地从那厚厚的玻璃眼镜里看着你，直到你乖乖地闭上嘴巴，他才又抑扬顿挫地读起课文。

听他讲课，就是上一堂好听又好玩的艺术课。最好玩的我记得有一次他讲“洪水泛滥”，只见他两手抬起，从讲台上“划”下来，让我们看见洪水在课桌上流过，我们的笑声就成了哗哗流淌的声音。

现在他不再像个老学究那样地给我们讲课，也不再给我们比划，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更有意思的是，还常常像个放羊的人儿，自己随风而去，把羊群扔在戈壁滩上，任羊儿们咩咩地叫着，撒落在天边和眼前……

他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那个上学的日子是多么地美妙！

学校的大喇叭里说出了许多的新鲜话。什么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说是他们有什么“燕山夜话”。还有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其实，这些我们一点都不懂，管它的，广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喊，高兴的是从此可以不再用认真的读书，不用担心那要命的考试。可以整天“革命”。

1966年5月，一张大字报把革命推向高潮，城市里到处响彻着慷慨激昂的革命口号，人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消灭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场红色革命就像一道分水岭，把以前能够和平相处的人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好人，一块是坏人。好人是革命的人，是能戴红袖章的人，坏人是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走资派等等。不过，那个时候，身在领导岗位的人是坏人的真的还挺少，贪污的也少，那个年代的人都说，共产党的干部真好！

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的干部，是知道贪污是不光彩的事的。如果一旦东窗事发，有人会选择自杀来谢罪。说这句话，是我亲眼看到的。一是吊死鬼，他是爸爸部队后勤部的一个年轻干部。他和另外二个年轻干部就住在我家对面，在老家有老婆，在桂林又喜欢上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为了讨她的欢心，贪污了公款。眼看部队查帐，他的事情就要败露，他趁同宿舍的两个干部都值班的一个晚上，穿上新军装、新袜子，新皮鞋，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了屋里的窗户上。记得那天是早上，值班的另一个干部回来，敲不开门，就来敲窗户，看到窗户虚掩着，就打开了，不打则罢，一打开，那窗户上的一幕，把他吓得惊恐万状地怪叫起来。

我和弟弟正在吃早饭，端着饭碗跑了出去，因为，小时候听大人说吊死鬼的故事时，总说吊死鬼拖着长长的舌头。我特地跑到他面前去看看，他没有，死的样子不难看。

还有一对人是淹死鬼，在我家对面湖心亭附近的水域上。

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用小石头往湖面打水漂玩。忽然，离湖心亭不远的地方有一团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跑到了离那团东西最近的地方去看，这时，我发现那是个人头！

“爸爸，湖里有淹死的人！”我赶快跑回家去叫爸爸来看，爸爸一看大吃一惊，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派出所报案。很快，警察就来了一拨又一拨，到中午时分，湖岸边聚集了不少的人看热闹，警察封锁了通往湖心亭的那座小木桥，费了好大的事，终于把那个人捞了上来！快捞到岸边的时候才发现，淹死的是用绳子绑在一起的一男一女两个人。

后来，人们在他们留下的遗书里知道，他们俩是浙江人，双方都有家庭，因为男的贪污公款的事情在四清运动里败露，两个人就相约来到桂林，在游玩了桂林所有的风景名胜以后，买了酒菜，在湖心亭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上天国去做永远的夫妻了。

现在这样的干部可没有那么傻，贪污受贿的干部的数量之多，职务之高，手段之狠，比起那时的干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多了去了。不是吗？国有破产企业的老总有几个成为台前幕后的私营老板咱不说，就是个村干部都能动不动就占个上百万为己有，有点权利的弄个几千万上亿，养几个情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2005年，银行系统还爆出了上几个亿的。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就全家去了国外。有的人侥幸被抓了，在接受办案人员的讯问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吃点拿点是小事一桩”。

这个消息听着就心疼！

这些钱，能够安置多少下岗工人？

这些钱，能够让多少工人和基层干部，在无奈挥泪以区区二三万元买断几十年的工龄后，分文全无地等待着领退休金的日子里，而能够领到一点点的生活费用？

这些钱，能够让多少多少贫穷的孩子读上书？

这些钱，能够让多少贫困的边远地区的民众脱贫啊！

好了，中央政府正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我们还是来说现在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爸爸是革命军人，我理所当然地就是红五类子女，我戴上红袖章，当上红小兵，很快就卷入这场红色的革命风暴。

妈妈也戴上红袖套，当上工人赤卫队。

爸爸是军人，他原来一杠三星的帽徽和领章换成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干部和战士的区别就在于他穿的衣服是几个口袋。

革命进行曲四处唱响。我们回部队看战士文艺演出的时候，军营的战士们高唱着这样的一首歌“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红光闪闪照四方。”

外面的世界也都在飞快的变化，一个红色的世界在少女的眼前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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