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一个宏大命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表达则是这项系统工程中的头道工序。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来表现，真知灼见，只有说出来，才能为人所知，付诸实践，发挥效能。反之，再好的主意，如果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解放思想应当首先解放表达，解放“话语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自古就酷爱民主，崇尚自由表达。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周南·关雎·序》中就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至理名言，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上》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初唐盛世时便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治国经典，宋朝苏洵在《衡论·远虑》中提出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的箴言。孙中山先生也指出过：“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话语权”的解放，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还为思想文化战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当时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解放表达历来是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发扬民主和解放表达。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理论，在改革之始，无疑为解放表达，推动思想的大解放，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尤其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几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常深入基层群众和困难群体中去，听民声，解民情，汇民智，励精图治，促进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使社会和经济发展逐渐走上了又好又快的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定范围内解放表达并非易事。而今在公开场合，说四平八稳的套话，讲滴水不漏的官话，已经成了一些人的“话语逻辑”，他们习惯于泛泛空谈，说套话、空话甚至假话，讲真话在一定氛围内反而被认为“不识时务”。7月7日新华网理论频道发布的一篇《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何以成为痼疾？》让笔者深有同感，在我们的工作汇报、讲话报告里，有很多空话、大话、套话，一些所谓“正式”场合的领导报告、工作汇报，很多人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屡见不鲜。文中指出：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之所以成为痼疾，说到底是由于我们的那些“领导者”、“作者”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有些同志在发表讲话、撰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是以人民群众的教育者自居，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教育人民群众、训导人民群众，这样，就必然要颠倒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大声疾呼，要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讲错话。“继续解放思想”，是十七大确立的重要主题，也是推进中国航船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而解放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放思想的前提。笔者以为，只有解放表达，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发挥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