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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四十七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院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八月一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很大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八月二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了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八月九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抢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拼，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达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八月十六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八月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视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九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迟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颠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强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挺进浙西
我们到闽北苏区时，从瑞金出发已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要我们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对于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九月九日，我们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这时，中革军委又不顾当面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我们“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我们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经江山县之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于九月十三日攻占清湖镇，消灭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河(即江山港)，进行炸桥破路，结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
九月十五日，我们进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在大陈打垮了敌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款。其后便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捷便，敌人能及时掌握我军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我军。我们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正当我们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九月十七日来电命令我们，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我们“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子我军手中”，规定我们以遂安为中心，于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我们困惑不解，因为它完全脱离我们当面的实际情况。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二百公里。这个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机动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我们党的工作基础，相反的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候，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我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我前进道路，合击我军。面临产重敌情，我军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我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活动于皖赣边
九月三十日，我们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我们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面，继续坚持斗争。我们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我们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赣边和皖南，比我们所经过的浙赣边、浙西的条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赣边有凫山、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我军隐蔽和机动；经济上比较富裕，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点的村子大都有报纸，便于我们了解形势动向；特别是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这里所处的地位也很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我们准备在这个地区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追击和堵截之敌，消灭一部分敌军，缴获一批武器。皖赣苏区给我们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这时部队又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
在此期间，军团领导曾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追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入浙行动。还根据战斗连队很不充实的状况，建议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还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我们机动、自主地解决许多问题。军团的这些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未获批准。
十月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令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研究之后，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出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敌封锁线，因此，十七日向中革军委去电请示，如我们今后仍须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之间，中心区在雷湖、柯村)行动。十八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二十一日又接中革军委电令，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我们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两道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之重溪地区。
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二百多里。尽管受到王明“左”倾的错误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是，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的企图。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成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三千多人。七军团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的这一段战斗历程，是不容抹杀的。
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上部署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是完全错误的。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地飘扬着。我们到达苏区时，方志敏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我们，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们，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来慰劳我们。群众称我们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一九三三年一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就进行整编。根据中革军委十一月四日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领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被调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我缴获颇多。接着，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迫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院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接着由泾县、宜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准洲同志率领十九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台，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又调我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谭家桥战斗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院南。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尾追堵击，企图国歼我军，为粉碎敌之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十三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这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正继续向我追击前进中，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我十军团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十一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四十七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已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院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八月一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很大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八月二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遭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了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八月七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八月九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八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夫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抢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拼，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达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八月十六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八月二十二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视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九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迟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颠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强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挺进浙西
我们到闽北苏区时，从瑞金出发已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要我们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对于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九月九日，我们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这时，中革军委又不顾当面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我们“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我们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经江山县之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于九月十三日攻占清湖镇，消灭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河(即江山港)，进行炸桥破路，结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
九月十五日，我们进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在大陈打垮了敌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款。其后便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捷便，敌人能及时掌握我军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我军。我们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正当我们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九月十七日来电命令我们，在未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我们“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子我军手中”，规定我们以遂安为中心，于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我们困惑不解，因为它完全脱离我们当面的实际情况。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二百公里。这个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机动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我们党的工作基础，相反的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候，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我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我前进道路，合击我军。面临产重敌情，我军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我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活动于皖赣边
九月三十日，我们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我们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面，继续坚持斗争。我们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我们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赣边和皖南，比我们所经过的浙赣边、浙西的条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赣边有凫山、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我军隐蔽和机动；经济上比较富裕，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点的村子大都有报纸，便于我们了解形势动向；特别是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这里所处的地位也很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我们准备在这个地区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追击和堵截之敌，消灭一部分敌军，缴获一批武器。皖赣苏区给我们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这时部队又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
在此期间，军团领导曾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追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入浙行动。还根据战斗连队很不充实的状况，建议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还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我们机动、自主地解决许多问题。军团的这些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未获批准。
十月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令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研究之后，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出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敌封锁线，因此，十七日向中革军委去电请示，如我们今后仍须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之间，中心区在雷湖、柯村)行动。十八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二十一日又接中革军委电令，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我们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两道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之重溪地区。
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二百多里。尽管受到王明“左”倾的错误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是，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的企图。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成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三千多人。七军团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的这一段战斗历程，是不容抹杀的。
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上部署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是完全错误的。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地飘扬着。我们到达苏区时，方志敏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我们，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们，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来慰劳我们。群众称我们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一九三三年一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就进行整编。根据中革军委十一月四日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领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被调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我缴获颇多。接着，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迫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院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接着由泾县、宜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准洲同志率领十九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当面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台，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又调我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谭家桥战斗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院南。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尾追堵击，企图国歼我军，为粉碎敌之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十三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这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正继续向我追击前进中，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我十军团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