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以下简称《文件集》)D 辑I 册, 伦敦1949 年版, 第733 页。

军事顾问的活动。
　　德国政府不赞成日本援引《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其侵华战争辩
护。它认为:“该协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国领土上反对布尔什维克
主义, 我们倒是可以把日本的行动视为有悖于《反共产国际协定》
的, 因为这将有碍于中国的巩固, 从而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进一步
扩散, 使中国人在最终比较后站在苏联一边。”① 鉴此, 德国并未给
予日本支持, 相反却指望日本在中国有所克制。当日本大肆渲染华
北共产主义分子的反日活动以及苏联的阴影时, 陶德曼在他给外
交部垂询的答复中说:“这些报告(即日本的舆论) 都是日本进行的
宣传⋯⋯这种宣传是日本人的陈词滥调, 在远东没有一个人会相
信。”②
　　当日本最初的关于德国军火运华的抗议到达德国外交部时,
外交部长牛赖特敷衍道:“军火运华已下令停止。”只是当日本作出
再三请求时, 德国当局才答允不再向中国大规模出售军火, 但是又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日本人不能因为中国人在我们这儿购买
有限的武器而指责我们。这种生意往年是建立在纯商业的基础之
上的。我们也十分轻易地向日本人展示了我们的新式武器, 并对日
本代表团给予了广泛的视察特权。德国向中国运送武器不应成为
德日协商的议题, 但是局势现在已经向接近战争的状态发展, 站在
中立国的立场上, 我们将不再继续向中国运送武器。”③ 实际上外
交部既无能力来阻止军火运输, 也不愿其停止。一方面因战争造成
的德国在华北、上海一带商业上的损失可以从军火贸易中得到某
种程度的补偿; 另一方面, 军火贸易是德中贸易的大宗, 而且涉及
到德国准备战争所需的至关重要的外汇和原料。据估计, 1937 年
中国接受了德国军火出口的37%。1936 年中国接受的德国军火总

①②③ 同上书, 第743 页。
同上书, 第748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42 页。

数是6458.1 万马克的预订额, 实际上只运走2374.8 万马克; 而
1937 年的中国订数为6098.3 万马克, 实际上则运走了8278.6 万
马克, 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合步楼公司的订单。①
　　德国外交部显然感到战争爆发后召回军事顾问为时已晚, 因
为这种行动将最显明不过地昭示德国对中国的反对立场, 而且认
识到一旦撤走自己的军事顾问, 那么它们所留下的空缺无疑很快
会被苏联人填补, 因此这样既不利于德国也无益于日本。这种理由
对日本有一定的说服力, 所以日本政府只是表示希望德国军事顾
问不要参加直接对日的军事行动。但是此时外交部对德国的军事
顾问的行动不可能有强制的约束力。
　　8 月10 日希特勒声称, 他原则上同意与日本合作, 然而他强
调“必须严守现状下的中立态度”。对于军火,“已签订合同的军火
继续运走, 如果中国以外汇或原料支付, 方式则尽可能地隐蔽, 但
是不能再接受继续的订货”。② 这说明希特勒在严守中立的态度下
一种潜在的动摇, 这种动摇表现在不愿因军火问题影响到与日本
合作的原则性, 但是外汇和原料的诱惑又使这个原则并非一成不
变的教条。
　　八一三事变使中日战争以更大规模向纵深扩展。随后中国与
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在开始一段时间里在德
国当局中引起了种种“误解”和“猜疑”, 经中国政府的反复申述和
解释, 没有情况表明它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德中关系的波
动。尽管这个条约一方面给日本当局向德国施加压力提供了绝妙
的理由——《反共产国际协定》符合远东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德
国亲日外交论者也从中寻到了合适的借口来鼓动和进行德国远东
政策的调整。
　　8 月23 日, 日本为军火运华一事又一次向德国抗议, 并封锁
①② 同上书, 第750 页。
《文件集》了中国的东部海岸。德国在声辩并无军火运华之后, 改变了过去的
运输线路而由香港将军火运入中国大陆。战争爆发后的最初16 个
月大约每月有6000 吨武器运入香港, 其中60% 出自德国。① 德国
外交部还声明: 德国政府不负责中立国船只上的德国军火、德国船
只上的外国军火、私人企业的德国军火运输, 而且远东也未宣布进
入战争状态, 因此中立也不适合远东。至此日本并未从《反共产国
际协定》中捞到任何政治利益。
　　上海战争被日本人视为“德日战争”, 因为日本指责德国在华
军事顾问直接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并且参与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
的制订工作。德国政府认识到召回顾问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但又担
心顾问们真的参加军事行动会触怒日本人, 因而一方面要求德国
顾问们不要在前线参加直接的对日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又列举理
由向日本人说明,“他们同以前一样进行教育和训练工作, 没有参
加军事行动”②, 以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和不满。
　　10 月, 里宾特洛甫着手缔结德、日、意共同的《反共产国际协
定》, 他把这一行动作为进一步加强德日联合的一个新的步骤, 而
且得到希特勒的同意。他认为:“与日本结盟后, 可以加强德国在中
国的经济地位。”③ 当他持有这种看法时, 他实际上道出了一种解
决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的两难困境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日本成为
战争的胜利者为前提的。它一方面来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的
传统, 另一方面来自日本在占领中国后与德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承
诺的诱惑。但是里宾特洛甫当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尚不足以使
其自己的意志直接贯彻在外交政策中, 他只是纳粹集团内部的“外
交人才”。但是不管里宾特洛甫的联日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当
时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决策情形, 有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是: 纳粹集

①②③ 《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第253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61 页。
John P. Fox: Germ any and the Far E astern C risis 1931- 1938,Oxfo rd 1982. p. 246
(以下称《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团在取得一系列内外政策的成功后加强了对外政策的影响, 这种
影响同样也涉及德国的对华政策。
　　所以当希特勒受到日本退出《共产国际协定》的要挟和得知其
不愿参加德意日大三角的态度时, 他的态度便明朗了。戈林于10
月18 日下令合步楼公司停止对华军火运输的同时, 又电告国防军
的凯特尔将军向工业界发出停止向中国运送一切武器的命令。但
这一命令的执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因为:“德方大概收到了外汇
预付款, 某些订单已被送到工业界, 部分订货已经完成, 有的则正
在完成之中。”① 经过两天的讨论, 10 月18 日的指令被修改, 中德
军火交易“继续以沿用至今的隐蔽形式”进行, 利用丹麦船只(中立
国) 运往新加坡一家英国商行, 再由这家商行转交中国政府驻在那
里的接受机构。②
　　综上所述, 在中日战争最初几个月里, 德国在中日冲突的两难
处境中相对被动地应付着来自日本的指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
着亲日外交论者对德国对外政策影响的不断加强及联日的迫切需
要, 中国在德国外交天平上的份量日趋下降。但是德国对华政策一
经形成并且持之有年, 那它就难免出现一个自然的延续性, 尤其是
它还涉及到与德国军备重整休戚相关的原料问题, 并且与德国的
利益集团纠缠一起时, 这种政策的调整就增加了更大的的复杂性。
里宾特洛甫的解决方式并没有得到德国工业界、经济部、国防军和
外交部的一致同意, 也不见得能使希特勒会过早地放弃德中的军
火贸易, 而且摆在德国面前尚有一条更为可行的两全其美的途径,
那就是通过德国调停来谋求远东的和平局面, 从而为德国推行原
有政策创造一个相对和谐的远东局势。

①② 同上书, 第772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69 页。

二
　　1935 年德国曾经调解过中日冲突, 这说明为摆脱远东外交的
困境, 德国是有心充当调停人这一角色的。但并不是中日战争初期
就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随着战争的深入而产生的。
　　早在1937 年7 月27 日, 蒋介石在同陶德曼会谈中就暗示过
“德国”同日本亲密,“是能够同他们以和平词句谈话的唯一国
家”。① 但是陶德曼并无任何表示。8 月23 日德国驻日大使逖克逊
率先提出: 随着中日战争扩大化, 德国的中立地位愈益受到动摇,
因而应当在远东冲突中更为主动。他建议可以考虑德国斡旋的和
平。② 在他看来, 唯有和平解决才能消除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德国的
所有忧虑, 日本不会因之而被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 中国也不
会倒向苏联; 德国也可以摆脱艰难的外交困境。但是这些见解遭到
外交部国务秘书魏兹塞克的反驳。他认为: 在日本取得决定性的优
势下提出调停会被日本视为为中国政府服务, 因而会影响德国的
中立地位。③那就是说, 他并不是反对调停本身, 而是反对“这个时
候”的调停, 如果将来有合适的时机, 德国是愿这样做的。
　　这种时机“在上海战事相持不下时出现了”。④ 中国军民的英
勇抵抗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 迫使日本内部也出
现了一股“和平”声浪。布鲁塞尔会议将于11 月份召开, 出于对会
议可能作出的制裁的担忧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日本也急需一种姿
态以表示它的“和平诚意”。
　　最早是10 月21 日由日本外交部的德国股木奈马克提议并与
逖克逊联系的。10 月28 日日本政府向逖克逊表示, 希望德国对

①②③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 第64 页。
同上, 第250 页。
同上, 第243 页。
《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第741 页。

“中国政府施加他们的友好的影响”。① 10 月30 日, 陶德曼在得到
外交部的正式同意后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说明愿意调解, 但是
只是充任“信使”角色。德国政府的态度仍处在“魏兹塞克的担忧”
之中。② 当天德国外交部的麦肯森在给逖克逊的电报中希望他劝
说日本采取主动谈判, 这样可以使日本“不致有失面子”。③
　　11 月2 日(亦即布鲁塞尔会议前一天) , 日本外相广田交给逖
克逊一份正式的日本议和条件, 内容为: ①在内蒙古建立自治政
府; ②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 在
和约缔结前, 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 ③扩大上海的非武装
地带, 由日本人控制租界巡捕队; ④停止抗日政策; ⑤共同反对共
产主义; ⑥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⑦尊重外国权利。④ 广田还对
逖克逊说:“如果日本被迫继续作战, 它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
完全溃败, 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苛刻的条件。”⑤ 此后, 陶德曼向王
宠惠转达了日本的条件, 但王宠惠代表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向
国际联盟控诉, 九国公约的有关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 因而在
看到结果前不宜考虑日本的条件。”⑥ 过去我们常将此作为国民政
府对因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幻想的证据。实际上在会议前中国政府
已经料到会议成功的可能性极小。10 月24 日正是王宠惠发出了
为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制定方针的电报:“(一) 依照目前形势, 会
议无成功希望, 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⑦ 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政
府因对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希望而拖延对日本议和条件的答复, 而
是王宠惠的答辞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不愿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苟
和活动。11 月5 日, 蒋介石对陶德曼的一席话便十分明确地说明

D 辑I 册, 第852—853 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十八, 卷号128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 东京1975 年版, 第265—268 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 台北1975 年版, 第426 页。
《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4 卷, 朝日新闻社1983 年版, 第125—126 页。
同上书, 第775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74—775 页。
陶菊隐:《蒋百里传》, 中华书局1985 年版, 第174 页。

了他的真正意图。他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中国不能
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中国如果同意日本的要求, 国民政府将会被
舆论的浪涛所冲垮。”“假如国民政府因日本的政策而塌台了, 则结
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即使要进行和平谈判, 也不应该选取
“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关切的对象, 各国是要在九国
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时期。①
　　尽管日本不参加会议的态度强硬, 但实际上它仍担心会议会
采取制裁措施。因此, 日本政府在11 月15 日曾向克莱琪和格鲁
(英国和美国驻日大使) 表示准备接受斡旋的建议②, 并说明可能
由德国来扮演调解角色。同时中国代表郭泰祺也表示: 如果会议失
败, 中国在谈判一个协定中将不得不接受柏林的帮助。③ 事实上,
在会议前德国已开始扮演“信使”角色。
　　即使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 德国也没有停止对中日两国施加
影响。当逖克逊接到蒋介石对德国送达的日本议和条件的态度时,
便于11 月8 日向外交部建议, 要“军事顾问团发挥对蒋介石的影
响作用, 向蒋介石陈述战事延续对于中国的后果, 促他考虑和
平”。④ 第二天, 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按照陶德曼转述的外交部
要求, 在南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白崇禧等人“指出了战局
的严重”, 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 中国的经济会崩溃, 共
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⑤ 但是中国的态度仍未改变。
　　11 月20 日, 日本设置了大本营, 作为战时统帅机关。淞沪抗
战失利后, 11 月26 日中国开始南京保卫战。11 月28 日陶德曼在
汉口会见孔祥熙, 次日又访王宠惠, 重弹德国主张。12 月1 日军民

①②③④⑤ 同上书, 第784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74—775 页。
同上, 第448 页。
Documents on British Fo reign Po lice 1919- 1939, Second Series, 21 分册第448
页,London, 1976 年。
《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 中央日报社译印, 台北1984 年版, 第92—94 页。

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 2 日蒋介石在日本大军压境下的南京召开
会议, 讨论日本于11 月2 日提出的议和条件。会议认为不应再拒
绝德国的调解。当天晚上蒋介石会晤陶德曼, 表示中国接受日本
11 月2 日所提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中国在华北的主
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必须维持其完整。①
　　但是日本为布鲁塞尔会议的无所作为和军事上的胜利所鼓
舞, 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12 月7 日, 当逖克逊会见广田时, 广
田说, 他现在正在征求陆海军的意见, 但是他怀疑是否还可以在一
个月前, 日本获得巨大胜利之前的被抑制的情况下提出的条件基
础上进行谈判, 并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已发生了不同的情况, 陆军方
面的要求比以前苛刻多了。② 10 日, 牛赖特电告逖克逊, 要他不要
对日本的新条件的内容和措施施加任何压力。③21 日, 日本内阁会
议制定了《为日华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 其中有基本
条件四项和细目九项, 其基本条件是: ①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日满
政策, 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②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
地带, 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③在日、满、华间签
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④中国应对帝国赔款。④ 22 日, 广田把新条款
交给了逖克逊, 23 日, 又向他递交了书面声明, 再次宣称:“鉴于最
近战事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一般情况的巨大改变, 日本政府考虑下
述条件(即上列条款及九项细目) 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并威胁
说:“假如中国不接受这些条件, 日本就将被迫以完全不同于以前
的观点对待目前的形势。”同时他还说明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承认
“满洲国”, 在长江流域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以及就关税及一般贸易
与中国签订协定等。这些条件无疑是旨在灭亡中国, 因此连逖克逊

①②③④ 《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下) , 原书房, 1978 年第380—381 页。
同上书, 第800—801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799 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428 页。

都认为中国不可能接受。但广田坚持不可能有其他方案。①
　　12 月16 日, 陶德曼把日本的新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当天蒋介
石在日记中写道:“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 决无接受余地。”② 然而
日本步步紧逼, 30 日广田又对逖克逊补充说明了日本的条件: 关
于非军事区, 日本考虑设三个, 即在内蒙古、华北和上海附近各设
一个; 关于特别行政区, 要在国际租界之外的上海设一个; 关于赔
款, 要求赔偿一部分战费、日本损失的财产和支付占领费用。③
　　逖克逊希望中国政府对形势要有更“现实”的看法, 接受日本
的条件, 并再次希望军事顾问们介入谈判, 认为这将有助于达成和
平之后确立德国在中国的地位。④ 法尔肯豪森也更为积极地投入,
他对中国领导人强调签订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平”条约比进行激烈
的战斗是更可取的。⑤
　　但是蒋介石对日本的新条件未作具体答复。1938 年1 月1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决定:“如果
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 则今后帝国将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
的对手”,“对于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 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
崩溃, 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⑥ 12 日日本通知德国以1 月
15 日的答复为最后期限。13 日, 陶德曼通知王宠惠, 要中国立即
对日本新条件作出答复, 并说明这是关键时刻。⑦ 王宠惠表示:“中
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 以便仔细研究,
再作出确切决定。”15 日中国又表示了同样的意见。⑧
　　然而日本国内在日军占领南京以后, 终止谈判的呼声很高。15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432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814—815 页。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 第385 页。
同上, 第283 页。
《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第282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811—812 页。
《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 第98 页。
《文件集》D 辑I 册, 第802—804 页。

日, 在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后, 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工作”结
束。18 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 表示:
“全力维护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
础, 决非中国政府所能忍受。”① 此后两国召回大使。德国调停失
败, 从此, 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
　　德国在调停失败后, 摆在其面前的路有两条: 是继续维持艰难
处境中的中立状态, 还是放弃中立偏袒日本或偏袒中国。
　　德国驻中日两国的外交官都试图利用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理解
来影响德国对华政策。逖克逊捷足先登, 于1938 年1 月26 日上呈
了一份题为《在目前日中战争形势中调整德国—日本关系》的报
告。这一报告宣称: 因为调停失败, 德国必须调整其远东政策以适
应变化了的远东局势。他的观点基于两个假设: 日本是这场战争的
胜利者; 中国越来越滑向苏联的怀抱。因此他认为: 为了在未来中
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利地位, 德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
所为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