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惟]：请孙先生谈谈，中国前一段的反日情绪在日本引起了什么影响？

　　【孙盛林】：大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政界和媒体，反弹的比较厉害； 二是普通人，也分为两种。1、 由于看到日本媒体报道的多是某些人的过激行为，对中国情绪比较大；2、 一部分主张中日友好人士，他们是支持的，并且认为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等右倾行为，理所当然。

　　[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孙先生，请谈谈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反日情绪高涨的总体反应？

　　【孙盛林】：总的来说比较震惊吧——从很多意义上的。日本媒体为了化解和消除影响，在寻找 “背后”的原因，比如中国反日教科书问题（这也是本次的新动向）之类。

　　[爱党爱国爱集体]：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声音在日本主流社会能发得出声音来吗？

　　【孙盛林】：日本民众总的来说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尽管民间友好人士传达声音的渠道不太多，但可以说他们代表了这个趋势。 在日本人中，持与中国友好愿望的应该说占据社会主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意识明确。大致有这么几层原因：一、文化的近亲性。我们一般都知道日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家，但不到日本，想象不出汉字文化对日本竟有如此大的影响（我在来日本前没有学过日语的，所以刚到日本吃惊之极。如日本的“中央电视台”（NHK）有一个教育节目，开头第一句话是“汉字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日本文化如论如何剪不断汉字文化的脐带，在文化的最基础部分中日两个文化可说是母子关系。后来彼此对这个文化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作为中国人说的谦虚一些，中国人和日本人共有同一个文化母亲。从此衍生出，文化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憧憬向往，岛国国民的大陆情结（那场侵略战争从某个意义上或可以说是这个情结的癌变）；二、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中期，反战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在那篇述评中我提到过一位日本大企业亚洲区总裁的邮件，其实，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日本企业的最高领导层，50多岁以上的，许多人当年是反对日美军事同盟运动中的主力）。在当局变调的历史教育下，即使许多人认为日军去东南亚是促进了当地的独立，绝大部分人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属于侵略战争这点是没有怀疑的，内疚情绪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中国抱有好感，帮助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捐助学习用品、希望小学，等等。日本是世界上日中友好协会最多的国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学生家长]：请问嘉宾，听一日本人说，日本不怕韩国，但非常尊重他，害怕中国但鄙视我们，是这样吗？

　　【孙盛林】：这话主观因素重了些。日本还是很注意中国的，认为我们是大国。对韩国，有的时候他们认为拢得住， 因此想尽量少树敌，对韩国有拉的一面。

　　[不说难受]：小孙,看见我下面的提问了吗?

　　【孙盛林】：对不住，打字和上贴跟不上趟了。

　　[蒸蒸日上新生活]：孙记者你好：你对别的国家或团体要求修改我们的教科书如何看待？

　　【孙盛林】：关键是历史教科书写的是否是事实，是不是要告诉下一代真实的历史。

　　[屋大惟]：日本的石原慎太郎是典型的右翼人士，他在日本很臭还是很香？

　　【孙盛林】：此人具备演员素质，有一部分观众。但在知识分子中很臭。

　　[我自一口真气足]：我从一些方面了解到日本年轻人大多有自己独立思想，比较关注生活，淡漠政治，是否？

　　【孙盛林】：日本年轻人具备独立思想的，总的来说，不如中国年轻人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民间交流应该多管道进行，但日本政治走向会成为较大障碍，增加了交流的难度。日本和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对战争责任没有彻底清算，却又要整军出海，重新获得参战乃至发动战争的权利。制定一系列战争法案进行“解释改宪”到今后的修改和平宪法的彻底改宪，日本从舆论宣传做起到接近完成这套法律制定程序，用了差不多20来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右倾化的话，那么它远非是今天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它的起点，他们“突破”战后日本民众普遍厌战、恐战的阴影，在堂堂的主流媒体做舆论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向“普通国家”迈进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周到充分的，编撰“新历史教科书”、 修改教育法、强行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其中的一环，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由于时间很长，手法隐蔽，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确实能够成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潜移默化，真正能够意识到其目标走向和潜在危害的微乎其微。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对话平台的丧失，彼此难以沟通，给双方的交流带了很大的障碍，增加了相互理解的难度。这点今后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是一块石头]：中日关系现在看来,主旋律是友好,但日本官方故意制造很多噪音出来，嘉宾如何看?

　　【孙盛林】：同意这个观点。日本想绕过战后处理问题走向“普通国家”，这是近20年来的既定方针。

　　[我自一口真气足]]：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您是否认同？如何能更多打造桥梁，互相了解？

　　【孙盛林】：日本和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对战争责任没有彻底清算，却又要整军出海，重新获得参战乃至发动战争的权利。制定一系列战争法案进行“解释改宪”到今后的修改和平宪法的彻底改宪，日本从舆论宣传做起到接近完成这套法律制定程序，用了差不多20来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右倾化的话，那么它远非是今天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它的起点，他们“突破”战后日本民众普遍厌战、恐战的阴影，在堂堂的主流媒体做舆论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向“普通国家”迈进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周到充分的，编撰“新历史教科书”、 修改教育法、强行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其中的一环，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由于时间很长，手法隐蔽，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确实能够成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潜移默化，真正能够意识到其目标走向和潜在危害的微乎其微。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之间，出现了对话平台的丧失，彼此难以沟通，给双方的交流带了很大的障碍，增加了相互理解的难度。这点今后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孙先生， 前段时间有人上贴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据说抵制多长时间后就可以对日本人的生活如何如何，真的？

　　【孙盛林】：抵制日货的打击面太大了，包括对中国经济和百姓利益的打击，这个许多专家都谈过了，我想从另一个方面从民间友好的角度来看，不利于团结和平力量和大多数中间层，最终不利于日本今后走和平道路。

　　[菠菜鱼汤]：请问日本右翼势力对我攻击事件到底如何?

　　【孙盛林】：前后大约有30多起大小不同的骚挠事件，骚扰是目的。

　　[蒸蒸日上新生活]：孙记者：你对双方高层互访怎么看？僵局“没法”打破吗？谢谢

　　【孙盛林】：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互访的大前提是相互能够信赖。 信赖关系建立不起来，即使互访，也很难期待对两国政治关系的真正推动。

　　[菠菜鱼汤]：嘉宾!思维再快一点,打字速度再快一点!回答的问题别再那么保守,新闻联播式的回答我们早就听腻味了!

　　【孙盛林】：好像上贴速度很慢。我倒是有多年看不到新闻联播了。

　　[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孙先生，从世界范围内的热点来看，大都是邻居间打架，似乎中日之间的争斗又合情合理，两强相遇了

　　【孙盛林】：两强相遇这个观点有问题，它模糊了中日之间问题的根本原则。这个概念本来是日本学者提出，有经过某些专家传到国内的，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误导作用。

　　[孙负责]：你见过日本右翼砸中国商品吗？

　　【孙盛林】：没有见过。日本相当程度的商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厂家则是日本的厂家，就像我们砸日本的商品也要砸到自己身上一样，他们如果砸中国商品，其实是在砸日本厂家生产的商品。

　　[我不发愁]：弱国无外交，对待日本要从长远着眼。其实，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并非强国，但对日本也是从长远着眼的

　　【孙盛林】： 其实，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并非强国，但对日本也是从长远着眼的。我这个年龄的人，是读毛泽东的书长大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其他书可读，赶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末尾吧，印象深刻。毛选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主席1925年写的，针对的是当时国内的情况，但这个原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建国后我们对日政策的成功其实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的。“那场让中国人民受尽了蹂躏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这么一剥离，就奠定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最广泛的基础。其后的民间贸易、邦交恢复、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交流，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今天在日本，希望与中国友好的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大方向，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奠定的，从长远利益来看，是有利于两国人民乃至两国关系的，不能轻易放弃。即使从我们全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来之不易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大的原则，否则，这个牺牲的价值就会大大打折。

　　[信口开河真言]：日本确实可恶，但日本是亚洲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大街上一些人反对小全参拜，一些人支持参拜

　　【孙盛林】：日本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日本从本质上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在支持和反对的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网友]：如果中国拿日本自己拆出靖国神社做为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的条件，是否可行。

　　【孙盛林】：日本有一种意见，说是把几个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就可以堂而皇之去参拜了。如果这只是为了蒙混过关，那么，移不移出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为政者是否真正的作了反省——也就是说，是否真的能够保证不走战前的老路。

　　[叶爱山]：砸日货伤了自己，砸日店打日本人肯定犯法，去游行估计手续也批不下来。老百姓对日有情绪怎么办？

　　【孙盛林】：砸日货打日本人，除了犯法，对朋友的伤害，对自己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日本，应该是教育、团结、争取的对象。

　　[网友]：在涉及到侵略历史的书写上，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有义务和权力管？若目前尚无，有无必要和可能要。

　　【孙盛林】：说实话，我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有这个机能，或说权力。在一定的情况下，提交联合国某个组织可能是一个办法，现在日本在争取国际舆论，我们更应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因为理不在他们一边，不能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千重山]：你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亚洲受害国一种理性的表达吗？

　　【孙盛林】：从理性的挑战的角度说，他是理性的表达。小泉代表日本的某种势力，在试探亚洲国家忍耐的底线。今后， 日本还会继续通过这种方式乃至其他方式继续试探的。

　　[网友]：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什么样的态度？

　　【孙盛林】：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必须赶上这趟车，因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止日本一个国家。前段时间国内一些民众对日本目前的右倾态势宣示愤怒和忧虑，某些欧美企业就说抓住这次机会，取代日本企业让出的市场。这几年的政冷经热，就是最好的注脚。日本的经济是在中国需求的带动下才有今天的。

　　【孙盛林】：日本经济起飞，曾经借过朝战和越战的光儿，被称作战争特需，现在他们借中国的光儿，这两年有一个说法，叫中国特需，也就是中国发展特需。但同时，担心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这个心理也是有的。

　　[東風51]：你好！我在日本生活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你遇到过类似事吗？你怎么看？我住的地方，一次女房东于另一个老太太聊天，说到日本人，那老太太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就知道投降！”说着高高举起双手，满脸不屑的样子。这景象给我刺激太大，20年了至今不忘，一部分日本人（暂且说是‘一部分日本人’吧）根本对发动战争没反悔的意思。

　　【孙盛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定论的，就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即使不用犯罪这个词）但他们口头上不太愿意说。我不太清楚你在日本生活了多长时间，你所谈的情况遇到过几次。我觉得，那是相当个别的现象。而且，国内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有些被夸大了。

　　[kekekekeke]：我想要做到真正的让日本右翼失败，要知己知彼。日本被篡改的那本教科书还只有0.03%左右的学校在用

　　【孙盛林】：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日本允许这种东西出台——15年前想都不能想的，更不要说出笼了。因为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而成为人人喊打的禁区，现在已经能够在禁区趟雷了，这本身就反映了日本这个国家发生了变化。问题是，日本到底要往哪儿去。同样，今天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采用率，不排除明天或者五年后十年后成为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乃至更多。

　　[网友]：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否有辱中国人？

　　【孙盛林】：无需质疑。目前有些日本学者议论支那的语源，说它是中性的之类，国内也开始出现应声附和者。这不是问题的所在。这是在认为中国谁宰割都行的时代，日本为了分割中国对中国的蔑称。国民党政府战后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不许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许多年都是接受的，有人用这个词是要受到批判的，现在某些人出来重新捡起，到处使用，明显是在向中国挑衅，而日本社会目前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这部分渣滓的能力。这是让人担心的。

　　[网友]：据日本调查，日本人有6成以上对中国抱恶感,而我们总是说日本主流对中国是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孙盛林】：我是学习媒体并在媒体工作的，对此有一点儿发言权：这种调查，主要是日本对中国宣示“民意”，也就是施加压力的手段的，所以，日本媒体往往在连篇累牍、集中炮火地报道了他们抓住“理”的地方之后，马上搞一个民意测验，告诉中国人民日本人也“愤怒”了。这个手法，屡试不爽，其实是一种诱导。日本对中国，因为有了媒体对信息的强化和过滤，实际上有一个争夺读者之战在里面。指望日本媒体做些调整是不容易的，就像要求日本政府做较大的政策调整不容易是一样的。这给我们中国媒体实际上留了一个对日读者直接对话的课题。刚才我说日本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也包括这点。为什么日本媒体还能给老百姓很自由的假象呢，比如，在这个事件过去比较久，某种情绪已经炒作调动成功了以后，他们才会放一点不同声音出来，显示自己的中立公正，其实，这个时候，读者已经被原来的那些信息冲击得很难在接受这个东西了。

　　【孙盛林】：今天从日本和大家交流，因为网络和打字速度的关系，对许多朋友的提问都没有能够回答，有些遗憾。这次对日抗议活动，凸显网络时代特征，因特网和手机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说，网络时代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发表信息的门槛降低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发表者和传播者，那么，它实际提高了对信息发表者责任能力的要求，如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判断能力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非常高兴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和认真思考，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希望以后还有交流的机会。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