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945年8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开辟在四川和成都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在成都成立。同年3月，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成立（简称市委）。在省工委和市委的领导下，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对国民党顽固势力阻挠、破坏全面抗战路线的反动逆流给予了有力地回击，坚持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方向。同时中共中央多次派人长期做刘湘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使刘湘等实力派人物逐渐转变了政治态度，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共同抗日的主张，并积极率部出川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的形成，使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形势出现了严重危机。中共川康特委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各界民众，开展了声讨汪精卫之流的叛国投敌罪行，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等反共、投降、分裂、倒退的阴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抗战后期，中共川康特委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开展了一系列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运动，成都成为四川两个民主运动中心之一。
　　八年抗战中，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带领下，广大民众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为赢得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第一节 中共成都市委的重建和成都地区
其他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成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领导抗日斗争的需要，首先要将各地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重建起来。1937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新形势下白区工作方针。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年5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要求彻底转变党的工作，特别是要转变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
　　党中央十分关注四川和成都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工作。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并在上层及下层工作中发展了少数党员《张曙时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4年6月第1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人物传编辑组编。。1937年6月，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邹风平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在这之前张曙时从成都返回延安，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他在四川的工作情况。同年9月18日，罗世文从成都到西安，在西安写了入川报告，对四川统战工作和中共地方组织的重建向党中央提出建议。10月，张闻天、李富春找邹风平和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总支书记的廖志高谈话，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派他们到四川重建党组织。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等一行6人离开延安回四川。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与张曙时、罗世文接头展开工作。1938年1月10日，由邹风平、廖志高和张曙时正式组成中共四川省工委。3月3日，省工委领导成员进行分工，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组织部长，张曙时分管统战工作。省工委还建立了学委、文委、妇委和军委，由韩天石、周文、赵世楠（赵茹知）、周俊烈分别担任书记，直接领导全川和成都市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的建立，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帮助下实现的。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成都和全川其他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相继恢复和重建。
　　一、中共成都市委员会的重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遭受很大损失。自193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被破坏后，成都也没有了市一级和基层地方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失掉了组织联系。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立即着手清理全川各地中共党员，恢复和重建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川各级中共地方组织。
　　在清理中共党员的工作中，四川省工委首先接收了张曙时在下层人士中发展的党员，上层人士中发展的党员仍然由张曙时领导。同时全部接收了成都民先队中韩天石、王广义（王璐宾）、陈毅乔、刘忠渊四人组成的中共小组。又经过认真审查后，将成都民先队中的骨干成员吸收入党，并以这些党员为核心，将各救亡团体和一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大、中学校中的骨干发展为党员，并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对失掉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饶孟文自发组建的"中共成都特支"不予承认，但对参加特支的17名党员，经过逐个审查予以全部接收《川康特委报告书》（1940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2件。。
　　1938年初，随着省工委对成都党员队伍的清理和新发展部分党员，成都市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除上层人士中的党员不计外，到3月，建立了14个支部，党员人数达110多人，主要分布在工厂、学校、文化界、妇女界、军队和其他一些行业 《四川省工委给长江的报告》（1938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1件。。3月底，经省工委决定，重建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都市区的党组织。
　　1938年3月到11月，中共成都市委先后改换了四届组织机构人员，第一届市委（1938年3月底-5月）书记杜桴生(杜疑、杜元吉)，组织部长饶孟文，宣传部长杜桴生（兼）。第二届市委（1938年5月-7月），书记韩天石，组织部长张文澄（贺明、刘仲荣），宣传部长张宣，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梁华（梁国龄），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康乃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楠。第三届市委和第四届市委（1938年7月-11月），书记张宣。1938年10月初，张宣赴陕西安吴堡，参加西北青年救国大会，由张文澄代理书记，其市委成员不变，即组织部长张文澄，宣传部长黄觉民，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梁华，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康乃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楠。
　　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各区委情况：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梁华；中共成都南区委员会（1938年秋-11月），书记老余；中共成都少城区（或西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胡景祥（冯列斯）；中共成都北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梁琅歌（蒋必青、梁洪）；中共四川大学支部委会员（1938年3月-5月），书记王彦立。1938年5月，中共四川大学支部委员会改为总支委员会（1938年5月-11月），书记王怀安（王玉琳）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月底，中共长江局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南方各省把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和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当前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长江局指示精神，在四川省工委领导下，成都市委、各区委以及基层支部，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深入工厂、学校、军队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人、学生和进步青年以及广大市民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帮助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5月省工委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到同年11月，四川从1937年10月仅有的三四百名党员发展到3250多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642页。。成都的党员人数也从100多人增加到600人左右。其中市属4个区委、1个总支、51个支部，466人；军队120多人；上层人士20多人《四川省工委一年工作总结报告》（1938年11月12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1件。。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19个，团结和组织的群众2400多人，能动员的群众900人左右《成都市委九十两个月工作总结报告》（1938年11月18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3件。。
　　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但由于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中共组织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成都的许多共产党员中，由于新成员的大量增加，党员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加党员知识，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等，省工委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决定由省工委宣传部和成都市委部分成员，组织成立专门的教育委员会，举办党员短期训练班，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党员参加培训。中共成都市委按照省工委的要求，派党员干部参加省工委组织的短期训练班。培训班分为高中初三级，聘请教员，编写教材，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支部工作、职工运动、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反特和狱中斗争等等《四川省工委一年工作总结报告》（1938年11月12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1件。。对没有机会参加训练班的党员采取层层传授办法，把党课内容传达到基层支部和党员。从10月下旬起（即市委分区之后）由市委办中级班，区委办初级班 《成都市委九十两个月工作总结报告》（1938年11月18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13件。。通过短训班的形式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大批新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得到了提高，有力地巩固了党的组织。其次，成都市委还有计划地把党员放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以提高党员素质，让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培养干部。1938年5月，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组织部长饶孟文调离后，加入党组织才几个月的张宣、张文澄、康乃尔等进入市委领导层，担负起市委的工作。为加强省内各中心县委党的工作，省委先后从成都抽调40多名干部到外县工作，在市委领导成员中，饶孟文被派遣去自贡，韩天石、甘道生、赵利群去宜宾，侯方岳去乐山，充实各中心县委。这些干部的派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在加强四川中共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很快得以重建并迅速壮大了党员队伍，这首先是由于有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纠正了党内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和在扩大统一战线中忽视发展党员倾向，为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党员队伍的大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把发展党员的大门向广大工人、进步青年学生和城市各阶层进步人士打开，并注意吸收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扩大中共组织的阶级基础和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开辟了新局面。其次，是由于成都有比较深厚的重建和发展的群众基础。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韩天石、王广义组织的成都民先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同时，由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团结一批革命青年成立的海燕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这些进步团体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联系和团结了许多进步团体和抗日爱国进步青年，为党员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发展的新党员中，大多数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其中不少人很短时间就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担负起领导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工作，战斗在第一线，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领导成都各阶层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二、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周边地区建立的地方组织
　　省工委在恢复和重建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同时，先后在成都周边各县恢复和建立了各级组织。
　　中共仁（寿）华（阳）特支（1938年春-年底），书记先后为彭红岩（苏民）、杜孝初（渠江、瞿江）。
　　中共灌县（今都江堰市，1938年夏-1939年1月）特支，书记钟嘉麟。
　　中共新津特支（1938年秋-冬），书记吕扬炬。
　　中共邛蒲特支（1938年2月-8月），书记廖液红（廖文彬、刘光弟）。
　　中共蒲江特支（代号蒲刚，1938年10月-12月），书记彭似佛。
　　中共邛崃特支（1938年8月-1939年春），书记王布先。
　　这些地方党组织分别领导了成都周围各县抗日救亡运动和扩大了党在这些地区活动的范围和影响。
　　
第二节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都的政治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成都许多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暂时失掉了组织联系。他们虽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鼓舞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广大民众继续坚持斗争。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战初期，活跃在成都各阶层中有三部分重要力量。第一部分力量，是以中共上海局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为代表，在上层和少数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开展了有效的统战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第二部分力量，是在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指导下，以韩天石为代表的民先队，活跃在青年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第三部分力量，是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自发组织的中共成都特支，以工人、店员及进步青年为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几部分力量中的共产党员为抗战初期成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重新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成都是四川省会，是全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前后，各种政治力量在此交汇，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1934年底，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开始对四川直接控制。1935年1月，蒋介石又派"参谋团"、"别动队"入川。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堵剿"红军从四川经过，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和鲸吞四川乃至西南地方实力派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阴谋。其时，四川省政府虽然由刘系势力主持，但复兴社、CC特务组织以及青年党、托派等政治势力竭力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瓦解，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地方实力派尽管内部存在着派系之争，但在自保的前提下对蒋介石中央势力的态度却基本上趋于一致。刘湘为巩固其权位，又希冀以四川为基地伺机扩展势力与蒋介石抗衡，因而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利用抗日口号以抬高其政治地位。由于刘湘有这样的意向和梦想，又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长期影响，他逐渐改变了过去反共的政策，提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主张，并派王干青（中共党员，刘湘的高级幕僚）为私人代表赴延安，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1938年初刘湘病逝，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又亲自做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使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因此，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现出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姿态，这对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民众蓬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虽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但囿于私利却总想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纳入其控制范围。1937年7月17日，为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由省党部书记曹叔实出面与"华抗"领导成员民先队负责人韩天石谈判。成都民先队和"华抗"中的各界进步人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 《中央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批示信》，1937年7月15日，选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的精神，认为建立统一的救亡组织，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更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原"华抗"领导机构的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领导及进步人士，进入"省抗"领导机构，其下属组织不变。7月23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省抗的领导权实际仍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促进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省抗"成立后，成都周边各县也陆续成立了分会，各分支机构中的领导成员大多为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正式形成。
　　二、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1月，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示公开同情和支持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号召，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各种抗日救亡报刊，为抗日呐喊，为抗日呼号，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断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因此，抗战初期，成都以抗日救亡组织多、宣传活动频繁、救亡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为特点，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抗战爆发前后，成都由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团结群众组织的一些抗日爱国团体，已经行动起来，积极策划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建立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成都的各种抗日进步团体除成都民先队员为主"天明歌咏团"外，先后还建立了由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领导的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妇抗），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简称工抗团）、大声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社、群力社、大众壁报社、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
　　为了进一步统一成都的抗日救亡组织，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1938年10月30日，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简称青抗）。青抗由妇女抗敌后援会、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社、星芒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战友社、大众抗敌宣传团、战时学生旬刊社，以及图书业余歌咏团等进步团体组成，共有会员1500多人。"青抗"内部建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赵石英，直属省工委领导。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救亡团体纷纷组建自己的抗敌宣传团，以歌声、街头剧、壁报、木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城市乡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七七事变发生当天下午，早在当年春天以成都民先队员为主成立的"天明歌咏团"正式打出旗帜，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五月的鲜花》、《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第一个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以嘹亮的歌声，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天明歌咏团"公开后，为了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激励群众的抗日斗志，每天黄昏时分都到热闹街区进行歌咏表演，教群众唱救亡歌曲。此外，他们还到一些电影院、戏院进行歌咏宣传。为了扩大影响，在"天明歌咏团"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书店、商店店员、印刷工人、电讯职工、中小学教师也纷纷组织自己的歌咏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5月，"天明歌咏团"还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伯林先后任书记。此外，"大声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等也先后在市内或附近场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花鼓、活报剧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受群众喜爱。1938年1月15日，由进步青年张漾兮等组织成立的"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办第一次救亡漫画展。其中谢趣生的《黎明》、《暴风雨中》最受欢迎。为扩大宣传，先后在崇庆（今崇州）、郫县、双流、温江等县巡回展示，作品标价义卖，收入全部捐助抗日入川难童。同年8月19日，由中华木刻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一次抗战木刻画展在成都市青年会开幕，共展出王大化等全国十几个作者200多幅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情绪的作品。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把成都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敌剧团和由戏剧家王肇禋、吴雪在武汉成立的四川旅外剧队（简称旅外剧队）开展巡回演出，从重庆到达成都。他们在成都上演《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卢沟桥之战》、《古城的怒吼》等抗日剧目。影响较大的是1938年2月初，"四川旅外剧队"与"天明歌咏团"组织部分队员赴新都、广汉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事后，为了充实剧队的力量，增强其宣传能力，中共成都组织对"旅外剧队"进行了改组，从"星芒社宣传团"、"天明歌咏团"选派了一些文艺爱好者参加"旅外剧队"，并建立党支部，从而壮大和加强了四川旅外剧队。改组后，他们在5月和12月两次从成都出发，深入到成都周边各县及彭山、眉山、犍为、乐山、简阳、荣县、南充、重庆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为广大群众演出《渡黄河》、《打鬼子》、《血祭九一八》等戏剧，还有深受大家欢迎的《抓壮丁》。它遇教于乐，融严肃的主题于戏谑的形式中，是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腐败政治的好教材。四川旅外剧队演出的剧目内容丰富深刻，紧密结合现实，队员们的表演生动，朴素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沿途各界群众有很强的感染和动员作用。后来旅外剧队到延安演出《抓壮丁》，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称赞。
　　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也积极组织自己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4月24日，四川大学文法两院进步学生成立了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一团；5月9日，川大理、农学院进步学生组成"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二团"；4月21日，外南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校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三团"；6月4日，光华大学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四团"。为统一学生救亡组织，增强学生抗日救亡力量，在四川省工委和市委领导下，1938年6月26日，由抗宣一、二、三、四团和华西协中移动剧队、协进中学乡村宣传团联合成立了成都市学生抗敌协会。这些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举行和组织各种集会，深入城市工厂、街道以及附近郊县、乡镇和外县广大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全市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主力军之一。
　　1938年初，刘湘为抵制蒋介石中央势力，培养自己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