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回来的白海提老师为我们讲授的日本史这门课程比起其他几门课，确实有意思多了，让我们感受的是一种异国风味。老师的日语说得和真正的日本人一样标准，让我对日语产生浓厚的兴趣。短短的几堂课加上跟着老师学习日语的体验，让我对中日的的关系又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日本历史很重要也很必要。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悠久频繁，影响广泛深刻，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例。日本被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四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
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随，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为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低限度的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与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和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
多数人回国后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充满了中国文化气息。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见证日本好徒弟怎样对待中国师父真传的。

一、学习中国文学
九世纪初，斋部广成《古语拾遗》序说：“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这就是说日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也有日本特有的文学，但不是书面文学，二十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后来日本借来汉字以后，才记录下“口口相传”的歌谣、历史文学。不过歌谣和历史文学的写法有一点不同。歌谣大多借汉字音，汉字只做表音文字使用，和本意并无相关，这样的用法后来发展成为假名。历史文学有一种大部分用汉文，少部分借汉字音来表示日语，如《古事记》就是这样的；另一种是完全用汉文写成，如《日本书纪》。
八世纪编辑《万叶集》的时期，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成熟了。这部总集，虽然收录了日本八世纪的作品，但诗风还是六朝、初唐那种华丽的宫廷诗。可以说日本的汉诗、汉文的作风比中国当时流行诗风文风要晚不少。不过有些书在成书以后，马上就传到日本来。比如《游仙窟》这种那时“当代文学”，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模仿张志和（约730-810）的《渔歌子》填词；白居易（772-846）的《文集》，在作者还活着的日本承和五年（838），就传到日本。
遣唐使将要废止的时候，藤原佐氏编辑了一本皇家藏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现在可从中约略看到当时日本所藏汉籍的情况。关于集部书大都是初唐以前作家的作品，盛唐以后只有王昌龄、王维、白居易、王涯、元稹的诗文集和刘白唱和集，可见日本人对于初唐以前的文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盛唐以后就以元、白为中心，有比较偏向的好尚。断绝日中帮交以后，汉籍进口主要是靠私商往来。十六世纪的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都有传到日本，被翻译和改写。
                                                                                                                                                                                                                                                        
二、学习中国史学
日本的中国学，即所谓的汉学向来是以经学、儒学为中心，历史学则显得无关紧要。无论在那个时代，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书在日本都被广泛阅读，并不断有人对其训诂考证，只是这种阅读目的，或是作为政治上的借鉴，或是作为日本史编纂的范本，而不是对中国史本身进行研究。因此日本所说的中国史学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史书的传承和普及，以及对日本史学的影响上。
近来一般推测汉籍是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传来日本的，其经过路线有两条：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江南。制定于604年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第十条，引用了《史记•田单传》的“如鐶之无端”，由此可知至迟在6世纪《史记》传到日本。现存最早的日本史之一《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成的编年体史书，显然是仿效了中国正史的本纪。
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们把唐朝的学问传回了日本，据《续日本纪》卷30 记载，神户景云三年（769），太宰府因府库中仅藏了五经，却没有三史的正本，因而要求拨给诸史各一部。于是诏许下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承和五年，中国的正史渐次普及到了日本地方。在选拔官吏考试中后来也增设三史，名曰纪传道。

三、学习中国儒教
儒教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的？迄今尚无定论。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可知在公元405年，阿直岐、王仁从百济带来了《论语》，这大概是儒教经典东传之始。此后大约过了一百年，即513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从百济到日本，儒教的五种主要经典得以传授，关于儒教的知识可能已经开始普及。又过了九十年，即603年，圣德太子亲自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均以德仁义礼智信大小二阶分置。其根据或许或许是依据道家所说的道德，把作为“体”道配给天皇，作为“用”的德配以仁臣之最高位，以下则依据儒家五常分配各级臣子。
此后七世纪后半期到八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中，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日本都以中国为榜样，进行了改革。以701年成书的大宝律令为根据，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为学令，规定在大学或国学所修经书中，《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学二经者须学大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两种，学三经者须学大中小经各一种，学五经者须选学大经二种及小经三种，《论语》、《孝经》则为全体必修。

四、学习中国茶道
说道中国茶，绿茶应该是主流，但在日本，最近中国产的青茶（乌龙茶）迅速普及，以致年轻的日本人误以为青茶才是中国茶的正宗代表。嵯峨天皇是平安时代的第三代天皇，在位期间确定了日本的律令制度。他积极吸收唐代文化并身体力行。大僧都永忠曾在唐留学三十年，养成了饮茶的习惯。在这样的氛围中，815年嵯峨天皇在梵释寺饮用了永忠沏的茶。这是日本最早明确记载年月的饮茶记事。
中国的饮茶文化至迟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日本，但最初仅限于贵族阶层的一角，而且饮茶作为唐风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遣唐使的停止和日本国粹文化的抬头曾一度衰退。到十二世纪末，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种植茶树，著《吃茶养身记》，使饮茶在日本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士阶层。其中特别是在禅院，饮茶已经不仅仅是坐禅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佛教礼仪的内容。这种茶文化的礼仪化，这种茶文化的礼仪化变为十六世纪后半叶千利休创立日本茶道开辟了道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般大众的生活中，饮茶方式有接待客人的煎茶，解渴的番茶，饭后消食茶，不一而足。可见中国传去的饮茶文化以渗透了日本人的生活，真是“不可一日无比君”。

小结：
当然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带到日本的远远不止这么多，还有科技、书法、艺术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日本这个善于学习的徒弟也确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他们不仅能学到东西，还把从中国师父那学到的东西融入自己的创新得当升华的小国。他们国民的危机意识感总是超乎常人，谁先进就拜谁为师，懂得求知于世界。但中国对日本的启蒙作用不可忽视，这是他后来在东方崛起，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级大国的雄厚基础。在众多的日本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堪称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对传承日本文化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1966年
②《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蔡毅，中华书局，2002年4月
③《大国崛起》：唐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④《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⑥《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