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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
- 作者：资料库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4/10 18:03:56
- “毛主席在我们家住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9）
毛主席长征路过汝城时住过的老房子 赵山 摄
11月2日，记者从仁化城口镇从发，沿着106国道向北行进。中午11时许，到达湖南省汝城县县城。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向湖南东南部的汝城县推进。
县史志办的主任介绍，红军当年在汝城行军作战16天，足迹遍及22个乡镇的200个村庄，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摧毁敌军碉堡百余座。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总共减员9700人，仅在这里就伤亡3000多人。战斗最惨烈的，要数延寿阻击战，红五军团后卫师在简家桥、寿水、下杨一线，拼死阻击敌军。敌人凭借强大的火力，夺取了制高点青石寨，向涉水过江的红军射击。顿时，一排排红军战士倒在江中，江水成了红色。在军团长董振堂等率领下，我军硬是坚守了3天3夜，终于掩护辎重队伍，顺利向岭秀、文明等地转移。当年41岁的毛泽东，经过汝城时曾在土桥镇黄家村宿营。
11月3日，记者从汝城县城出发，向北徒步8公里，来到土桥镇黄家寨村。在曹从英的家里，我们看到当年毛主席住过的房子，至今保存完好。曹从英说，毛主席当年来到我们家时，公公黄素轩搬到侧房，把正房让给毛主席住。她说：“这间屋子里除了一个沙发以外，其他都是当年毛主席用过的东西。毛主席在这儿一共住了两天，临走时送给我公公两袋麦子。他们前脚刚走，敌人就来了，拷问公公麦子是哪儿来的，谁在这儿住过？公公说麦子是他自己买的，没有什么人来过。敌人问不出名堂，才放过了他。"曹从英接着说：“可惜的是，我公公没有看到解放就去世了。"
史志办的同志说：“当年，像黄素轩家给红军提供帮助的人很多，有的借钱、借物、借屋，有的为红军挑水、煮饭、当向导、当挑夫，照料红军伤员。还有几百人，参加了红军。大部队过境后，群众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病员，帮助掉队的战士返回部队。我们一个县，就出了两位上将，一位是李涛，另一位是朱良才。"
记者在濠头采访时，乡武装部长说，濠头乡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庙前村是国家级革命老区，按照有关政策，全村有600多人免交农业税。
在采访中，记者真正感受到了老区人民的伟大和崇高。今天的汝城，城内高楼林立，市场一片繁荣。土桥镇党政办主任何霞说，镇上利用外来资金，建起了水泥厂和综合市场等。引进袁隆平院士的新成果——超级水稻，一下子就种了3万亩。永安村的一户，水稻亩产950公斤。镇里还整合几个村里的土地资源，搞生态农业园。对万亩土地进行退耕还林后，两年来初见成效。再过几年，就能改变“天晴三日一把刀，下雨三天一团沼"的状况。她说，我们也要向新乡人学习。弘扬长征精神，促进农村发展。
（2004年11月4日湖南汝城专电）
来 源：《新乡日报》 难忘的除夕－－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０）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远行的游子，把慈母的笑靥和牵挂盛满行囊。今天，当除夕的鞭炮声在滇山云岭凌空炸响时，当我们写出这来自长征路上的第１００篇报道时，充满我们脑海的，是徜徉在节日海洋中的新乡。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从“红都”瑞金出发至今，已有１１２天。１１２天来，我们已经走过了８个省（市、区）、１１个市（地）的３１个县（市、区），行程３８２５．１３公里。已经采发了１１．２２万字的文字稿件和９３幅新闻图片。每一天，每一步，我们都行进在家乡人民关注的目光里。出发前，新乡的军地领导，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从家乡出发时，报社领导又委派专人，把我们送到江西赣州市。他们帮助我们搜集长征史料，理解长征精神，规划长征报道，“扶上马，送一程”。我们到达遵义时，军分区和报社又派人专程前往看望。情深意切，关怀备至。平时，赵金德社长等领导，经常询问我们的行程。高国新总编等领导，对我们所写的《老山界历险记》等报道，多次提出表扬。娄娟等主任，十分关心我们的冷暖；焦亮等采编人员，发短信提醒我们注意身体。为了发好我们的稿件，有关主任和编辑费尽了心……家乡的父老牵挂着我们，不时有人打来电话，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支持。郭忠政、张祥龙、徐启章、梁东成和许多未报姓名的市民，或来信、或捐款，或剪报，对前方记者殷切关怀。他们赞扬长征报道，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长征沿途的干部群众，对我们的行动也给予很多支持。在沙洲坝，瑞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亮得知我们要重走长征路，在“红井”旁举行出发仪式，为我们灌水壮行。我们背负行囊走在山间时，常有好心的老乡，提醒我们注意休息。为了赶路，我们匆匆而别时，他们的目光中，总是流露出关切之情。在云南威信，年过六旬的老诗人麦芒，带着我们走家串户采访红军故事，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个人的作品集……
今日长征路，依然路难行。我们经常早早起床，为的是能尽快到达目的地，尽早地介入采访，以便及时地写出和传回稿件；我们背负着２０公斤的背囊，踏着水湿泥滑的山路，时常一天步行数十公里，脚破裆磨，水泡里套着血泡；经常地，我们忍受着孤独，在明月清辉下遥望北方，充满了对亲人的强烈思念……但是，一想起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艰苦卓绝，想到家乡万千父老的企盼，想起我们的报道，我们的报纸，能够让您爱不释手，我们就有了无穷的力气。
今天，我们终于结束了甲申年的最后一次采访，回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住处。身体的疲倦，难掩我们对新年的憧憬；对家乡的思念，让位于因您的期待而产生的责任。“入春方数日，离家已两年。”远在“彩云之南”的我们，向全市人民拜年！祈愿我们的新乡，繁荣昌盛，鸡年大吉！
（本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８日云南威信专电）
花之山 歌之海－－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02）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在苗胞热情的邀请下，记者跳起了芦笙舞。 高峰 摄
花山节，是云南威信县苗胞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花山节举办的时间，与春节同步。从正月初一开始，一般要举行３天以上。结束的时间，则各地不一。
距县城十多公里的扎西镇田坝寨，是一个苗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初三，他们都会举办一次花山节。今年农历正月初二，我们在当地一位老人的引领下，来到离田坝寨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地势平坦，景色秀丽。环绕山包周围的各色彩旗，在微风的吹拂下飘曳不停。场地中央，竖着两根五彩斑斓的木杆，是花山节的标志——花杆。花杆立起后，花山节才算正式开始。以立杆顶部为中心，向八方伸出８条绳子，它们由颜色各异的小彩旗点缀着，鲜艳夺目，欢迎着八方来客……
向客人敬酒，是苗胞迎客的隆重礼节，客人接受敬酒，主人就会满心欢喜。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领受了主人的优待。三杯美酒入腹，飘飘然的感觉便上了心头。向我们敬酒的，是年轻小伙儿熊国，他是今年田坝寨花山节的组织者之一。熊国说：“负责组织节日的，过去都是长者，近年来，老人让了‘贤’，把‘权’交给了我们。但他们仍是顾问，我们有什么疑难提出来，他们就会出面指教。今年的花山节组织者，是寨民选出来的，将连续组办３届。年前，我还在深圳打工，尽管那里比较忙，但我不能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还是回来办节了。”
中午时分，花山节正式开始。很多苗胞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拥来，不一会儿，整个花山节就成了欢乐的海洋。花山节内容丰富，项目众多。有唱歌、跳舞、游戏、斗鸡，还有体育竞技项目等，不同兴趣爱好者任由选择。在这些节目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跳芦笙舞，这个项目参与性较强，能让人一抛烦恼，达到忘我的境界。随着芦笙乐曲奏响，外来的客人就会被苗族的姑娘和小伙儿们拉进场地翩翩起舞。一曲未终，一曲又起，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加入。假如你舞技不高，美丽的苗族姑娘就会微笑着来教你。花山节上还有对山歌、唱情歌等节目。芦笙舞跳累了，你还可以一展歌喉。同时，众多苗歌高手也会令你大饱耳福。此外，花山节上还有猜谜语、象棋和扑克比赛等游艺项目。让你从内心深处，体会到节日的欢乐。
下午３时许，威信县的几位领导来到了这里。他们的到来使这里的氛围显得更加欢快与和谐。一位苗族老人握着他们的手说：“有党和政府支持，我们苗族的花山节，才能举办得这样红火呀！谢谢你们，多谢了。”在场的一位干部说，威信县苗族的花山节由来已久。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２０多年。１９８０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山节恢复举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花山节的原有色彩日益淡化。现在的花山节，已成为苗民一年一度丰富文化生活的节日，也是民族团结、互相交流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场所。每年的花山节，县里都要拨出经费予以支持。每年节日期间，县有关领导都要分头到各个花山节的现场看望慰问，与苗胞一起过节。
下午６时许，我们离开时，花山节现场依旧是万头攒动。汉、苗等各族同胞跳啊，唱啊，是那样的欢快和幸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云南威信专电）
播下火种遍地燃－－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１）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赵山 高峰 <!-- 新闻内容 --> 
鸡年大年初一，记者来到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拜祭英魂。 高峰 摄
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在扎西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滇东北威信县采访时，一提起这支当年的游击队，人们都赞叹不已。
扎西镇的湖南会馆，当年曾开过一个会议。研究抽调部队干部，留地方坚持武装斗争。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没有出路，我们的民族也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打内战，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经中央批准，专门组建了川南特委。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担任特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当时红三军团等部，奉命抽调４００多人。加上地方上原有的游击队，整个队伍有重机枪４挺，电台一部，共６００多人。
威信县党史研究室胡志平主任说，当年２月１２日，游击队与红军主力分手后，便积极开展活动。在川南叙永县木厂的梁子，他们伏击川军首战告捷，又向南六县进发。川军对此惶惑不安，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有效牵制了敌人。后来，游击队壮大到了３０００多人，更名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蒋介石围歼红军主力失败后，便把这支武装，视为心腹大患，多次命令三省军阀“会剿”。在战斗中，纵队领导一旦牺牲或被捕，马上就有人接替指挥。徐策牺牲了，余泽鸿接任；余泽鸿牺牲了，刘复初继任……１９３６年６月，纵队与红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根据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精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继续坚持斗争。其中云南游击支队，在殷禄才、陈华久等人领导下，坚持斗争至１９４７年２月。殷、陈等人牺牲后，幸存者又分别参加了“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和“川南武工队”，配合二野等部进军大西南，为迎接解放贡献了力量。
今年春节期间，在旧城镇干部肖英龙陪同下，我们走访了观音塘。肖英龙指着不远处的树林说，当年，敌人就是在这里截击游击队。副政委张凤光当场牺牲，参谋长陈宏重伤被捕。特委书记徐策负重伤后，牺牲在十多公里外的罗布坳碾子湾。吃过午饭，记者赶到罗布乡。乡干部黄启发带着我们，来到了徐策烈士墓旁。墓碑前，有不少供品和纸灰。他说，多年来，当地的群众，一直在用这种古老的方式纪念着烈士。随后，他又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李万清家。李老对７０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他说：“那一年，游击队的司令王逸涛叛变了。下午一两点钟，游击队到达罗布坳刚进入街口，就遇到了敌人。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街口和河边渡口，过了河的队员，抬着一副担架使劲跑。冲到牛角丘时，担架上的人已经不行了。其他队员，拼命往大坪坝方向突围。后来我们才知道，担架上那个人，就是游击队的徐政委。徐策牺牲第二天，我父亲和街上的孙树银等人，把他的遗体收敛安葬。后来还经常偷偷地给他上坟。解放后，来上坟的人多了起来。２０年前，政府对烈士墓进行了重修。我家离烈士墓最近，我不仅自己给他上坟，还教育子孙后代，要永远记住他。”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云南威信专电）
长征女娃”今何在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３）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今日的双沙镇长榜上村 赵山摄
歌声舞步依恋着喧闹的春水，雄鸡的鸣唱却催人早行。鸡年正月初五（２月１３日），我们沿着红军二渡赤水的路线，从云南威信出发，经川南叙永的分水、营山、麻城等地，于２月１５日来到古蔺双沙镇。这里，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分娩的地方。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为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多路围堵，中央红军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他们２月１１日离开扎西，１５日进至白沙（今为双沙镇）。当晚８时，朱德在此签署了红军《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翌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此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贺子珍分娩的地点，在镇西１公里处的长榜上村。这个绿树掩映的小山村，随意点缀着３０多户人家。村北有３２１国道横贯而过，美丽的白沙河蜿蜒西去。当年，贺子珍住在村民吕采廷家里。孩子降生时，老乡们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四面墙上挂上红布，在屋里烧上了一炷香为孩子祝福。
村里的吕凤金老人对我们说，这个女孩儿生下来后，只吃了妈妈两天奶，还没来及见他爸一面，红军就要开拔。临走时，贺子珍留下３０块大洋，含泪把孩子交给了张二婆。张和外孙女强珍相依为命，给孩子取了名字叫秀英。每逢赶场天，她们时常背着小秀英上街，遇上有奶水的妇女，就求人家给孩子一口奶吃。奶水有时接不上，二婆就磨米粉、调米羹来喂。孩子长到３个月时，出痧子不幸夭折。
贺子珍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红军，１９２８年６月与毛泽东结婚。她的６个子女中惟一成人的，是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李敏。夭折在长榜上村的是她的第四个孩子。长征途中，共有５位女红军生下孩子，分别寄养在老乡家中。但在解放后，没有一个能找到。
长征途中，毛与贺的孩子究竟出生地在哪里，在较长时间内曾是一个谜。近年来，古蔺白沙逐渐为史学界关注并得到基本认同。有不少回忆录都提到，贺子珍分娩是在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８日前后。军委纵队恰是２月１５日至２月１７日驻白沙。毛泽东的弟媳钱希均，是长征路上贺子珍分娩时的助手，曾在回忆中提到“白沙”。后来担任卫生部长的傅连暲回忆说：“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预感到将要分娩。休养连连长侯政马上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她抬了进去。”这里的“白山”，可能是白沙之误。在白沙，张二婆收养“红军女娃”的故事，在解放前即已流传。当时人们不知道，这“红军女娃”就是毛泽东的女儿。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当地党史工作者经认真调查，初步认定了这一事实。
双沙镇副镇长何宣刚，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说：“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北京有人来询问毛妹下落。带回去的消息，令主席伤心不已。毛主席为革命牺牲的亲人太多了。是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成就了我们党和党的领袖。要想成就我们的将来，仍然离不开我们今天的奋斗。我们现在开展‘保先’活动，就是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积极带领大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７日四川古蔺专电）赤水扬波走太平－－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５）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图为由张爱萍将军题词的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高峰 摄
“７０年前，老百姓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许多人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红军来了后打富济贫，接济穷人。没有党和红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太平镇。”２月１８日，在四川古蔺县太平镇，曾见证红军再渡赤水的８２岁老人冯开珠，这样对记者说。
太平镇位于川南赤水河北岸，背靠炮台山，被古蔺河、赤水河交汇环抱，与贵州一水（赤水河）相隔，是古蔺县的东大门和水陆交通要道。红军四渡赤水，有两次是从太平渡口过河，三次转战此地，留下７００余件文物和许多故事。
太平镇有一条狭长古街，因为是当年红军在太平镇活动的主要地点，现已被命名为长征街。１８日上午９时，记者一行来到这里。举步长征街，随处可以见到“红军住址遗址”的小牌子，一位当地人说，整条街上，挂这样牌子的人家共有８３户。多年来，太平镇人一直把这些牌子当成自家的骄傲精心保护着。在这条街上，稍微上些年纪的人，说起当年红军和长征都会津津乐道，堪称是传统教育的义务讲解员。冯开珠等老人们说，红军和太平镇人有感情。他们来太平后开仓分粮，救了许多穷人的命。
长征街的中部，有一座青砖小瓦的三层楼，清幽雅致，古香古色，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馆内６００多平方米的展厅里，陈列着２００余件红军留下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今年３５岁的肖雪梅，集讲解员、守护员和清洁工于一身，忠于职守，无怨无悔，在陈列馆整整工作１３年了。当日上午，她对记者说：“我刚来这里工作时，曾觉得整天守着些展品没意思。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里的每件展品背后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它使我对红军和长征精神有了深刻的认识，增强了我对红军的敬佩之情。在红军长征精神的影响下，我爱起自己的工作来。现在，我觉得讲解红军故事、宣传长征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多年来，当地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充分利用这块红色土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用长征精神激励后人。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泸州市委组织部组织４０多名新老党员，来到太平渡陈列馆，举行了庄严的入党誓词宣读仪式；今年春节前夕，泸州市委已把参观太平渡陈列馆，作为“保先”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如今，已有多批党员干部来这里参观。“弘扬长征精神，保持党员先进性，为建设小康社会建功立业”的铮铮誓言，不时响彻赤水河两岸。
周隆书是太平镇长征社区的支部书记，整个长征街的红色文化区域由他负责管理。他说：“目前，我们太平渡陈列馆共接待了３０多万名来自海内外的参观者。许多单位和个人，不仅前来接受教育，还办了不少实事。前段时间，我国香港地区的‘助学长征’筹款团来到了这里。他们参观了陈列馆后，已决定投资２０万元，在这里建一所希望小学。”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四川古蔺太平镇专电）
号子·汽笛·足音－－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６）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太平渡口 赵山摄
八百里赤水，老船工胡敬华的号子说得上数一数二。前两年，北京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曾慕名而来，专程到川南古蔺县太平镇录制他撼天动地的川江号子。老胡呢，也喜欢在市、县举行的文艺表演中露一手儿。然而，记者今年２月１９日见到老胡时，他颇为感慨地说：“整个太平镇能唱号子的，恐怕就剩下我了。主要是公路发达了，水运也成了机动船的天下。当年的船老大多已‘下岗’，我这号子，怕要失传喽……”
５９岁的胡敬华，是太平镇交通状况斗转星移的见证人。从解放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有了简易山间公路，再到今日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和水运机动化，小小太平镇交通上的变迁，折射出了祖国母亲阔步前行的动人身姿。
太平镇的太平渡、九溪口，作为长征中二渡和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纪录了红军的英勇和当时行路的艰难。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８日晚９时，随红一军团及军委纵队行军的毛泽东，在太平渡乘坐木船横跨赤水。当时，３万多红军过河，靠的是从民间征集的小木船和临时搭建的浮桥。负责架桥的总部工兵连，在连长王耀南组织下，征集到２０多只船和一部分架桥材料。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赴架桥点，指挥部队先用石笼铁爪锚固定木船，再在上面搭上门板，两夜一天搭起了浮桥。２１日拂晓，红军全部渡河后，后卫砍断了太平渡一侧固定浮桥的篾绳，浮桥顺水流向贵州一侧。天亮了，３０００多敌军赶到太平渡。但浮桥已被破坏，赤水白浪滔天。敌人望着对岸“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连绵高山，无船可渡，无桥可通，只好空手而返。
２０年前，《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太平镇采访时，此地的交通依然不便。１０４平方公里的太平镇，只有２９公里长的公路，还全是砂石路面。山民赶场购物，全靠肩扛手提背篓背。罗开富在太平镇采访，人们与他谈得最多的，是希望能在河上架座桥。有几位老人，还拦路向他反映情况。其中赖名成老人在他的记录本上写道：“５０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５０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桥。”
光阴荏苒，如今的太平镇早已是桥通路畅，交通便捷。镇干部徐克蔺告诉记者，镇境内现有两座大桥沟通川黔：镇北的长征大桥，连通贵州醒民镇；镇东的九溪口大桥，直达贵州习酒镇。毛泽东当年渡河处，计划再建一座新的有现代化气息的大桥。现在全镇的通车里程，是２０年前的６倍以上，而且都是上等级的水泥路。就连座落在白云深处的官寨村，去年３月也通上了水泥路。
在镇政府，记者遇到了平丰村的村支书李国仲。李国仲说，通往我们村的公路，正月初八已开工。公路修成后，将带来极大的便利。现在，群众劲头大得很，都在没明没夜地赶工。身为党员干部，要想在“保先”活动中争先，就要和群众同出力，共流汗，早日修好这条小康路。
公路通了，赤水河依然繁忙。每天有许多运煤船穿梭于太平渡和合江县之间。２０多万吨产自古蔺的优质无烟煤，被送达上海和中国香港等地。镇上跑煤运的，有１００多艘机动船。长征街袁润华的家里，载重１６０吨的就有两艘，去年纯收入达２７万多元。记者看到，今天的“船老大”，都是些毛头小伙儿。他们登上驾驶台，手把舵轮，告别了往日拉纤的号子，按响了开往新世纪的汽笛。在汽笛与号子“接力”中铿锵作响的，不正是时代前进的足音吗？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１日川南太平镇专电）五分钟，跨两省－－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７）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赵山 高峰 <!-- 新闻内容 --> 
登上古蔺河西岸的犀牛山顶，俯瞰连接太平镇和醒民镇小河口的长征大桥 高峰 摄
７０年前，中央红军经川南太平等处二渡赤水。今年２月１９日，我们从太平镇出发，来到贵州醒民镇采访。镇干部陈勇陪同我们，来到了刘华书老人的家。离休干部刘老今年７５岁，他应习水县党史部门邀请，参与编写《红军长征在习水》一书。曾和他人历时１个月，走遍了当年红军在醒民活动的许多地方。
刘老说，红军四渡赤水，三经醒民。红军到了土城时，醒民等地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去那里“赶场”，其实是看红军去了。就连当时的镇长，也派人去看。结果，他派的人见到红军后，就参加了红军不再回来。但是却带回话说，红军是干（穷）人的队伍，大家不要躲藏。醒民镇当时去土城“赶场“的人，看到红军搭浮桥准备渡河，就给红军带路帮忙。后来，红军东进快到醒民时，镇长带领男女老少数十人，去大弯头迎接大部队。他们准备燃放鞭炮，红军战士笑着阻止说，别引起后面误会，以为打起来了。到了醒民街上的天井坝，红军战士站在桌子上，向群众们宣传革命道理。并由穷人引路，到土豪家里碾谷、杀猪、分浮财，还销毁了债据、地契等文书。在醒民住了一天后，红军第二天从小河口渡过古蔺河，到太平渡口，又过了赤水河。
陈勇对我们说，红军当年就是从现在长征大桥的位置渡过古蔺河的。赤水、古蔺这两条河，隔断了敌人的来路。他们过了古蔺河，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解放后，红军当年涉渡古蔺河的位置，建起了一座长征大桥，方便了川黔两省人民。桥东，是四川的太平镇；桥西，是贵州的醒民镇小河口。说是两个省，其实亲如一家。由于桥通了，小河口这个村民组变成了集市，与太平镇同一天“逢场”（逢集市）。现在长住小河口做生意的，仅四川人，就有好几十家。同时，也有许多醒民镇的商户，到桥那头儿的四川太平镇建房子，开铺面。过春节时，两边耍龙灯、舞狮子，总是要先过长征大桥，去给对方拜年。醒民与太平两个镇，还多次联手在长征大桥附近，举办纪念长征的活动。现在，有时就连空中的手机信号，也时常搅和在一起。太平那边的信号强了，醒民这边的手机网络被覆盖。不经意间，就拨打或者接听了长途。醒民镇的生猪饲养业等，每年占全镇总收入的８０％；太平镇的子猪饲养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也很大……
当晚，我们在贵州的小河口吃过晚饭后，走过长征大桥，夜宿在四川太平镇上的旅店。在长征大桥上，我们看着赤水河面上的船光灯影，听着河水的哗哗声响，用了不到５分钟，就跨过两个省。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贵州习水隆兴镇专电）
历史没有忘记－－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08）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高峰 义刚 <!-- 新闻内容 --> 
图为坐落于赤水河畔淋滩村的古宅一隅。义刚 摄
赤水河流经川南古蔺县太平渡口后，转了个弯儿向北直奔贵州赤水县境。在赤水河折弯儿转向的地方，有一个群山环绕、风景秀丽的小村，这就是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村。解放前，这里曾是赤水县的一个区，水运发达，商贾云集，十分繁华。红军长征时，曾两次从这里渡过赤水河。今年２月２１日，我们徒步走了几小时后，来到这里进行采访。
１９３５年，红军经过黔北的隆兴镇时，在淋滩村同国民党部队交火。红军开拔后，有不少伤员留了下来。敌人闻讯后下令，一经发现，立即处决。这时，又有人下了一道令说，任何人不得伤害红军，凡有违令者，必将治罪。这位下令的人，名叫刘纯武。今年２月２１日，我们来到这里采访时，一提到刘纯武，当地无人不晓。
刘纯武的父亲叫刘春和，早年家庭贫穷。后来，他偶得一筐蚕种，就利用当地青杠树较多的条件，积极发展养蚕业，成为一位富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出身贫穷的刘春和，富了以后不忘本，先后出资修路４０公里，架桥８座，并兴办小学一所，在当地深孚众望。他经常教育儿子刘纯武，无论多富，身居何职，都不要忘了造福百姓。
从小受父亲影响的刘纯武，先是当上赤水县苗圃场的场长，后来又开工厂、办学校、建桥梁。红军到来时，他在地方任区长，却敢于违抗敌人的命令，勇敢保护红军伤员，还用自己掌握的医术为伤员治疗。这个消息传出后，前来疗伤的红军战士达到７７人。这时，刘纯武不但设法保障他们的安全，还秘密为他们提供食宿。红军伤好后愿意归队者，刘纯武就送他们每人几块大洋作路费，结果伤愈后归队者多达５０人。另有２０多人，留在了淋滩。对于因种种原因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刘纯武在征求了他们本人的意愿后，把他们组成了一个工程队，负责架桥铺路，造福当地。后来，在红军战士张文湘的组织下，这个工程队里又诞生了影响颇广的“淋滩红军支部”。他们在当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直到迎来解放。
１９４９年，敌人让刘纯武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宋加通，刘纯武先生却立即通知宋加通转移。这年的冬天，人民解放军来到淋滩时，刘纯武又组织群众张贴标语、烧茶送水欢迎部队。同年，他把自用的两支左轮手枪、４０发子弹和６支步枪，交给了解放军。１９５２年，刘纯武先生去世，习水和赤水两个县的县志和地方的碑刻上，留下了他的名字和事迹。
年过六旬的老教师刘富霖，是土生土长的淋滩人。近年来，他致力于红色历史的研究。２１日上午１１时，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刘少奇同志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虽然刘纯武在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里担任过职务，但他能利用掌握的权力，营救红军伤员，为人民办好事。给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支持。由于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社会关系广泛，敌人虽然恨他，但又对他无可奈何。这样的开明人士，我们不能忘记。”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贵州习水隆兴专电）
桐梓长忆杨得志－－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０９）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杨得志（左二）在前线指挥战斗。 佚名 摄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２０时，中央军委电令一、三军团：２５日袭取桐梓。接到命令后，一军团一师的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率领下，昼夜兼程，当晚进抵桐梓，并趁夜攻城，打了不到两小时，黔军便弃城溃逃。２２时许，一军团首长向军委报告：“我一团已进占桐梓。”长征中著名的遵义战役，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今年２月２４日，我们按照当年红军再渡赤水的路线重返桐梓。在登山观看当年战场时，心中充满了对杨得志将军的深深怀念。
杨得志，湖南澧陵人。长征路上，他与杨成武、杨勇３人，因率部披坚执锐，所向屡立奇功，被毛泽东称为“三羊（杨）开泰”。“三杨”中，又以杨得志战功最为卓著。１９３５年元月，黎平会议后的红军北渡乌江时，红一团荣任前锋。面对险境，杨得志当即立断，命令部下伐竹扎筏，暗夜抢渡，终破天险。
杨得志不仅在战场上是虎将，他解放后下连当兵的历史，至今也令人难忘。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１９５８年９月，他脱下将军服，身背绿被包，佩戴列兵衔，化名杨绍起，谢绝了陪同，徒步来到济南军区某部六连当兵。六连住的是老营房，１００多人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对于新来的“老杨”，战士们十分照顾。看他年纪较大，就让他睡下铺。他下连队的当天，正好赶上夜训。这时，杨得志就与战士们一起趴在训练场上，练习射击到很晚。第二天清晨，号声一响，他立即翻身起床，跑到门外站队。那天是越野５公里的科目，杨得志宝刀不老，一直坚持到终点。长跑回来，又参加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跑来跑去刷痰盂。杨得志不搞特殊化，与战士同吃一锅饭。有一天，他担任食堂小值日，发现饭桌上多了一盘辣椒炒肉丝，当即就让司务长，把肉菜倒进了大菜盆。排长为了照顾他，夜里排岗时，让他站头班或末班，但是杨得志坚持按顺序排班。
六连是全训连队，训练任务重。训练场上，杨得志总是身背冲锋枪，腰挎手榴弹，不管风吹日晒，和战士一样摸爬滚打，不甘落后。有一次，在土工作业训练时，只见他一个侧身，迅速卧倒，目视前方，动作快，合要求，很快用小铁锨挖出一个单人掩体，还边挖边给战士们讲单人掩体在实战中的作用，战士们都竖起大拇指，夸他是一个“合格的老兵”。训练休息时，杨得志还为大家演唱湖南花鼓戏，表演“伏卧六指撑地，口咬手帕”等功夫，增添了训练场的乐趣。他关心士兵疾苦，战士王京全生病卧床时，杨得志亲自端水送饭，还买来了水果、饼干等。一个月下来，六连的战士们都说，新来的老杨，应该评“五好战士”。
对新乡，杨得志将军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新乡驻军某部的前身，是抗战时他曾担任团长的八路军１１５师６８５团。１９８５年９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在前来新乡视察时，对驻军某部研制的步兵轻武器激光模拟器很感兴趣。时隔半年，他再次来到新乡，在机场检阅了驻新某部官兵。当时，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有关科目表演。并对新乡的驻军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极大地促进了军地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贵州桐梓县史志档案局的朱波，是位退伍老兵，对古今中外的名将，颇有研究。他说：“《史记》上讲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原因在于李广‘得赏赐辄分麾下，饮食与士共之’。杨得志不仅战功赫赫类似李广，其平易近人和对群众的真爱，更体现了他能保持先进性的高风亮节。直到现在，我们桐梓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小故事呢。”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贵州桐梓专电）
赤水遥想当年－－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９３）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红军一渡赤水时的主要渡口——土城镇浑溪口 赵山 摄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８日，正当青杠坡战斗激烈进行时，一个大胆的构想悄然萌生于毛泽东的胸中——红军西渡赤水，折入川南；寻求机动，伺机北上。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威信之间的芒部，穿山越岭，奔流湍急，流经贵州的仁怀、习水、赤水和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县，在四川的合江汇入长江，全长近４００公里。１月２９日，记者来到赤水河边。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宽约百米的赤水河从容北去，清澈碧绿，恬美动人。
７０年前的１月２８日傍晚，在炮火交织的土城，红军高层召开了长征途中惟一的一次战地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面临的形势，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西渡赤水的计划。随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分工，立即组织架设浮桥。时任军委总部参谋的吕黎平后来回忆说：“当时，彻夜未眠的周副主席，３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促指导，又３次命我前往架桥点检查进展情况，并要随时向他报告……天还未亮，一座能供３路纵队通过的浮桥便出现在了赤水河上。”
家住土城镇团结街的郑少成，今年８６岁，世代以摆渡为生。当年，他家有父子４人参与为红军架桥。郑老说：“红军需要架设浮桥，我父亲就出面收集十几只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固定，又用竹竿连接，把各船绑牢，再铺上一块块木板和门板。按我们这里的规矩，装门板要请风水先生定日子。有的人家因为没有好日子，房子盖好１０多年，还没装门板。一旦装上了，就不能再动。但当时红军要用门板，就顾不上旧规矩了。”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９日凌晨３时，军委主席朱德颁发《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我红军部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随即，部队在土城浑溪口渡口和猿猴场（今赤水市元厚镇）渡口渡过赤水河。并于２９日天亮前全部渡河完毕。土城人说，为了迷惑“郭猫儿”（川军师长郭勋祺），顺利撤出战斗，当年红军在青杠坡的战场上四处悬挂“吧吧灯笼”和牛油蜡烛。再加上依稀晃动的树影，使敌人始终未前进半步。
史料载，由于指挥部队后撤，朱德很晚才来到土城渡口。一直在渡口等候朱德的毛泽东，看到他安然无恙，上前与之深情相抱。土城有个叫代子清的木匠，做了一碗蛋炒饭，送给了毛泽东。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专门来到土城，代表主席问候代子清。
青杠坡战斗，是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的首场战斗。他自己评价，是“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算是一个败仗”。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情报不准。据侦察，敌人为两个旅４个团；其实，如果加上后援，敌人实有３个旅９个团。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后，周恩来和朱德也竞相承担责任。毛的伟大，并不在于一仗的胜负，而是他能很快从失误中警醒，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转负为胜。他运用运动战活的灵魂，做出了西渡赤水的战略构想，并最终“四渡赤水”，摆脱了十倍于我军的强敌包围，领导党和红军，从血海中闯出了一条生路。今天，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来看真实、平凡的毛泽东时，毛泽东，仍然不失为伟大的毛泽东。
１月２９日零时，记者夜不能寐，行至镇西大桥，只见赤水河上星光点点，渔火两三。川流不息的涛声中，仿佛又传来了当年红军一渡赤水时的人喧马嘶……
（本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３１日四川古蔺专电）
娄山关上听誓言－－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１１）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遵义市汇川区和桐梓的分界——娄山关关口。 高峰 摄大娄山，主峰海拔１４４０米。娄山关，位于大娄山系的群山之中，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关上千峰万仞，重峦叠障，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人称“黔北第一险要”。今年１月１８日，我们从遵义出发北上桐梓时，就曾路过这里。２月２６日，沿着红军当年再克娄山关的的足迹，我们再次来到关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５日，险峻的娄山关阴雨绵绵，云雾缭绕。这天，素有“双枪兵”之称的国民党王家烈部，正从遵义城赶往娄山关，企图占领关上的制高点，以凭借天险来拦堵红军。与此同时，已占桐梓的红军，也把娄山关作为夺取下一步胜利的砝码。关键时刻，毛泽东最倚重的大将之一彭德怀出马了。中央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指挥。
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应于明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为了夺取战斗先机，红军在３７岁的彭德怀的指挥下，跑步直奔娄山关。２６日上午９时许，红军抢占了娄山关的制高点。后来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同时间赛跑。当红军登上顶峰时，山南侧的敌军，距离只有几百米远。上午１０时许，娄山关守敌和增援的黔军，向红军多次发起猛攻，双方一度形成拉锯。以致短兵相接，发生白刃格斗。下午４时许，红军歼敌６００余人，取得了最后胜利。
１９８４年，遵义市在娄山关小尖山下，建起了娄山关战斗纪念碑。我们看到，纪念碑的双柱复合造型，状若红军刺刀。既象征红军再克黔北雄关，又象征娄山关群峰夹道、中通一线的形胜。１９９８年，娄山关战斗陈列馆在小尖山下落成，展厅里陈列的红军文物、巨幅图片和文字资料，向我们详细述说着娄山关战斗的辉煌。纪念碑、陈列馆与娄山关秀丽的风景交相辉映，形成了难得的红色旅游景点。娄山关文管所所长蒲文娟说，张爱萍上将的女儿张小爱，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刚等人，都多次来过这里。每年来参观和接受教育者，多达６万余人。
今年２月２６日，是红军再克娄山关７０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娄山关战斗纪念碑前，人流络绎不绝。有个２０人的团队，十分引人注目，他们挺立在纪念碑前，高高地举着右拳，庄严宣誓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原来这是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共产党员，正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领誓者是检察长何志坚。何检对记者说：“我们组织的这项活动，是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开展这项活动，旨在激励大家不忘历史，牢记宗旨，使先进性教育活动更有成效。”
今日娄山关，依旧地势奇险。站在作为遵义汇川区和桐梓县分界的娄山关口，只见山峰如林，峰峰如剑，直插云霄。盘桓而下的山谷，被娄山关拦腰截断，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峻的山势，一直困扰当地人。多年来，尽管修了一条国道，但由于十步一弯，八步一拐，每逢下雨路滑时，常会发生堵车。家住娄山关关口的村民肖开基说：“今年元旦，由于气温骤降路面结冰，这里堵了２０００多辆车，近万人被困。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要结束了。去年，我们遵义人发出了‘弘扬红军攻打娄山关的精神，坚决征服娄山关’的誓言。经８个月的日夜奋战，２０１０米长的娄山关隧道基本建成。”贵州公路建设史上最大的标志性工程遵崇高速，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一位正在施工的工人说，高速通车后，原来需要３０分钟才能通过的娄山关，只需４分钟就可安然穿越。娄山关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７日贵州遵义娄山关专电）
主席词章耀雄关□－－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１２）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诗碑 义刚 摄
“盘山十八弯，才显娄山关。”峥嵘群峰中的娄山关，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她的璨然生色，却与多场结果迥异的战斗有关。其中有两场战斗，分别镂刻在两首诗词里。这两首诗词，一是毛泽东的雄浑词章《忆秦娥·娄山关》，还有一首是太平天国时期某将领的《题娄山石笋》。２月２６日，记者从桐梓县城出发，步行３个小时，赶到了城南１５公里的娄山关。在娄山关战斗纪念馆工作人员引领下，记者参观了两座诗碑。
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作于１９３５年２月。据当地同志介绍，当日早上，毛泽东披着月色，踏着晨雾，从桐梓县城出发，赶往激战正酣的娄山关。夕阳西下时，毛泽东登上了娄山关。此时，战斗已经结束。山石上的弹痕，松树上的断枝，空气里弥漫着的硝烟和血腥，清晰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当然知道，曾经占领过娄山关的历代造反者，都先后失败了；现在，红军又处于敌人的围追拦截之下。此刻，山风呼啸，军号轻吹。于是，毛泽东脱口而出：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明朝中叶以来，先后有多支农民起义军，在娄山关大败官兵。清顺治年间，李定国统领大西军攻下娄山关，旌麾南指，横扫西南。咸丰４年（１８５４年），桐梓县农民杨隆喜举旗造反，攻破此关直逼遵义府。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一部，也曾攻下娄山关。在娄山关的石笋峰下，他们假托李白之名，写下《娄山石笋》一诗称：石笋如卓笔，悬之山之巅；谁为不平者，与之书青天。
上述一诗一词，不同的两种境界。透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内涵和价值取向，注定了两场战斗和革命的必然不同的归宿。一个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和红军的大无畏气概，一个只是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流露；对此，当年亲历娄山关之战、解放后又多次来过娄山关的原红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说：“这两次战斗的性质、意义、结局等，是无法比拟的，体现在诗词中的气魄和涵义，当然也有着天壤之别。”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泽东批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忆及当年情形，他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当时在娄山关上，４２岁的毛泽东，少了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多了些“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深沉。数度起落的毛泽东，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困难中看到了希望；从无序中找到了规律，从再克娄山关的晨曦中，看到了遵义大捷的旭日。《忆秦峨·娄山关》这首词，是丰富的教科书。它所揭示的深刻内涵，是我们校正人生航向的指路灯，是我们奔向未来的新起点。她将激励着我们，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中，坚定信仰，奋勇向前。
《忆秦娥·娄山关》诗碑，宽２５米，高１３．５米。用３９６块大理石嵌成的碑面，巍然耸立在娄山关口。记者在蒙蒙细雨中，登上娄山关口的小尖山向下俯瞰，虽然是云遮雾绕，山川不现，但是，路旁的主席词碑却灿烂夺目，为神州河山增色……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贵州遵义专电）
烈士墓前，我们高举右拳－－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１３）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赵山 高峰 <!-- 新闻内容 --> 记者在红军山上给邓萍烈士敬献花圈。 高峰 摄
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７日，红三军团十一团，追击娄山关溃逃之敌至董公寺附近。接火不久后敌人支撑不住，退入遵义老城。这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一、三军团：“务于今日协同消灭该敌，勿使良机稍纵。”这一天，随十一团行动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在凤凰山下。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师级以上干部中，他的职务最高。２月２７日，我们从２０公里外的高坪镇出发，沿着２１０国道又回到了遵义。
邓萍，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他早年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１９２７年，他毅然告别家乡父老，只身从四川来到武汉。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没过多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在学习和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又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冬，邓萍受党派遣，到国民党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做兵运工作，先后任营部、团部书记官和副官等职，与彭德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１９２８年，邓萍参与和领导了平江起义，后任中共红军第五军委员会书记和红五军参谋长。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邓萍还参加了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３０年，邓萍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第五军军长，参加了长沙战役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在遵义牺牲时，年仅２７岁。
遵义党史研究室主任游平伟说，１９３５年初，红三军团再度出现在遵义城北的凤凰山。邓萍同志为了摸清敌情，和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和参谋长蓝国清等，深入遵义老城北门外附近的阵地前沿就近观察。他们接近城墙后，敌人从城墙上向外猛烈射击。傍晚时分，在与敌激战中，邓萍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身旁的张爱萍身上。把他抬到隐蔽处后，当地的向导刘绍和等人，借了一块门板，把他抬回新街罗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立即赶到老友遗体前，含泪擦去他脸上的血迹，为他换上了一套新军装。当晚，在军团部驻地的街上，买了一副黑漆棺木装殓掩埋。红军指战员满怀悲愤，连夜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很快打进老城并肃清了残敌。
１９５７年，有关部门开始寻找邓萍烈士埋葬处。查明地点后，经对有关遗骸辨认检视，发现与邓萍同志生前的穿戴和相貌特征吻合。随后移葬小龙山。《珍影百年》画册中，有一幅图片。在这张图片上，重新安葬烈士的棺木周围，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游平伟说，邓萍移葬小龙山后，小龙山就改名为“红军山”。今日红军山上，邓萍墓的左右两侧，李先念等前来凭吊时种下的雪松树，长得郁郁葱葱，浓绿欲滴。墓的正前方，是高大雄伟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四周的环形浮雕上，图案内容分别是欢迎红军、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娄山关大捷。碑的外侧镶嵌着２８颗星，代表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２８年。纪念碑的主体四面，分别以红军指挥员、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卫生员４尊人像雕刻为依托，象征着军民团结，天下无敌。陵园还在“翠柏园”内，设立了邓萍烈士陈列馆。
当地的朋友说，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中，红军牺牲的师职以上干部，多达６０人。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冲锋在前；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和牛玉儒等，又树立起了敬业爱民的好榜样。今天，弘扬长征精神，干部仍要带头。在当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只要干部能深入一线，不怕吃苦，为民多办实事，何愁群众不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２８日上午１０时，在《遵义晚报》的同行陪同下，我们来到了红军山上。在向邓萍烈士敬献花圈后。我们３名共产党员，在烈士墓前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贵州遵义专电）
夺目的理想之光－－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14）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高峰 义刚 <!-- 新闻内容 -->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１４岁参加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革命事业可谓是披肝沥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年过古稀的他，又开始捐资助学，至今已筹资１４万元，资助贫困学生３００余名。他，就是遵义人民敬仰的老红军李光。３月１日上午９时许，记者叩开了李光老人的家门。
李光是遵义人，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在扩红宣传下，小小年纪的李光参加了红军。１９３８年，１７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回乡工作，先后任遵义市劳动局长、建设局长和政协副主席等职。
１９８５年，李光从岗位上离休后，没有在家享天伦之乐，而是踏上了新的“长征路”。看到街头有许多失学的孩子，他非常着急。有一天，河南一家驯兽团来遵义演出，生意十分红火。李光看后就想，如果自己也组织个驯兽团，把那些孩子招过来，他们不就有人管了吗？于是，他用自己的７０００多元积蓄，买了蟒蛇、乌龟等动物和杂技魔术道具，吸收了２０多个失学孩子，组建了驯兽团。十多年来，年已七旬的李光，带着该团走南闯北，到过广西、陕西等６个省（区），行程数万公里。如今，尽管驯兽团已经解散，但是那２０个多个失学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多年来，他把关心下一代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遵义市郊一所小学里，孩子们衣衫褴褛，面容消瘦；教室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刮风下雨时不能上课，他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１９９４年，李光提供了第一笔助学金，使两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从此，他为“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持续不断。１１年来，他已累计捐资助学１４万元，共使３００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今年３月１日，已经８５岁的李老对我们说：“以后，我将每年从退休金里拿出１万元，来资助那些失学儿童。让他们继续学业，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遵义市郊海龙镇的李光小学，是受他资助最多的。记者来这里采访时，校长李光城说：“学校原名叫海龙小学。１０年来，这里先后有２０多个孩子在李老的资助下重返校园。为让师生们继承红军精神，１９９５年５月，经报上级批准，我校改名为李光小学。每周星期一升国旗时，我们都要对学生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该校六年纪学生谢普丽，是至今仍受李老资助的两名学生之一。她父亲因车祸右手残疾，基本失去劳动能力；母亲长年有病在身，卧床不起，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为此谢普丽一度失学在家。李老闻讯后，当即为她拿出了学费，让她回到了学校。老师说，谢普丽懂事儿也很争气，成绩在全班总是名列前茅。春节前夕，她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登门向李老汇报了自己的情况。
为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的李光，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０４年，他又被中组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工作者”。面对这些，李老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更多的孩子重返校园了，更多的孩子成为国家栋梁了，才说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年贵州遵义专电）
遵义今日又大捷－－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15）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１９３５年２月底，中央红军发起的遵义战役，是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大胜仗。今年２月底３月初，当记忆显得遥远时，我们又回到遵义。既重温了当年战事，又看到一个新遵义。
娄山关战斗结束后，红军即沿公路向南进发。当年２月２７日晨２时许，彭德怀、杨尚昆命令所属部队攻打遵义城。下午２时许，部队与敌接火。２８日晨，红军占领遵义新旧两城。２８日上午１０时许，红军与增援遵义之敌的国民党吴奇伟部５９师、９３师遭遇。在敌机轰炸下，敌我短兵相接，激战于遵义城南的制高点红花岗、老鸦山等处。得知朱德、彭德怀等人亲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更加英勇。下午５时许，吴奇伟带着“国军”残兵向乌江方向溃退，王家烈则率黔军残部逃往鸭溪。
当地的同志说，遵义城内的战斗结束后，红一、三军团乘胜分别向乌江、鸭溪方向追击。在川黔公路上，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红二师多路向南猛追。有的敌军迷路后，竟混杂在红军队伍里跟着跑。有的敌人还在烧火、挑水，当俘虏了还以为是“自己人”在开玩笑。红四团追到一个村子时，敌人刚煮好一盆鸡汤。有个战士想喝两口，敌人的伙夫竟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被逃兵堵住路后，敌指挥官吴奇伟急得大哭，最后弃车南逃。３月１日，他逃到乌江北岸。刚带着随从过江，就命令手下拆桥。此时，敌兵蜂拥过江，以致浮桥折断。结果，许多敌人落水淹死。没能挤上桥的，全部作了俘虏。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是遵义会议以来，采取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术后才取得的。遵义大捷和遵义会议一起，构成了红军长征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仗，极大振奋了红军的士气，充实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红军战士高兴地称毛主席为：我们的毛大帅。
遵义战役历时５天，红军总共消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黔敌王家烈部八个团。打死打伤敌人１０００余人，俘敌２０００余人，缴获机关枪２０余挺，步枪３０００余支，子弹３０余万发和大批军用物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此为红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似出红军极有计划之行动。”而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战后，红军在鸭溪等地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后来填词《西江月·遵义大捷》：“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横亘……”
遵义，是烈士鲜血浸染的英雄城，长征精神，激励千千万万的后人。今天的遵义，作为西部开发中的示范城市，已经初步建立起以锰、铝、钛为重点的冶金工业体系和以卷烟、酿酒、建材、食品、造纸为重点的轻工业体系，是贵州乃至全国农业基础较好，工业实力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十一五”期间，这里将成为“西电东送”的中心城市。红色旅游，已成为遵义经济发展中的强劲增长点。遵义会议和遵义战役，作为红军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在造福这方水土，泽被７２８万遵义人。在隆重纪念遵义战役胜利７０周年的日子里，遵义人民对红军的深切怀念无处不在。近日，红军山上的烈士墓前，游人如织，吊客含悲；苍松翠柏间，素花朵朵，无语向天……今天的遵义人，已经把对长征精神的深刻理解，把对烈士的缅怀之情，化为可贵的内在素质和奋进姿态，成了新世纪建设新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力量源泉。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日贵州遵义专电）
长征专家话长征－－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17）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记者与费侃如研究员合影。赵山摄
在遵义、贵州和全国长征史学界，说起长征和遵义会议，大家时常会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费侃如研究员。前不久， 我们在遵义采访了他。
费侃如多年担任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长期从事遵义会议和长征史的研究，《中央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一书，就是他编著的。去年，他完成了《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和《陈云与遵义会议》两本专著。今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约他洽谈《朱德与遵义会议》的写作出版事宜。采访费老之前，有人说见他不易，因为他忙于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新馆提供研究成果。但我们一联系，听说是沿着长征路采访的记者，他就让我们赶到家中。我们进门时，他正在给老将军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女士写信。费老说，她来信提出了几个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春节前，我忙于新馆布展，没有及时回。今天，一个是在等你们；另一个是这封信必须回，不能再拖了。”
费老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就开始研究长征。他说：“长征是一个富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挖透的。每次战斗，每次战役，都值得大书特书；红军的老战士，女战士，小战士……都有说不完、写不完的故事。在宣传长征精神方面，我虽然比较忙，但也尽力而为。有媒体来采访，我就让他们多宣传，让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我们的国家确实是发展了；但不管形势怎样变化，只要是共产党执政，长征精神就不能丢。有人说我是长征专家，其实，我只是比大家多看了一些书。对遵义会议前后的这段历史，多了一些思考而已。什么是长征精神？有的同志答得好：长征精神，就是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是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就是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就是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革命英雄主义。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弘扬。延安精神，是从长征精神中发展而来的。”
当谈到目前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时，费老说，先进性教育活动，与长征精神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已有不少单位，把重走长征路、来遵义参观学习，作为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了。近一段时间，我多次应邀外出宣讲长征精神。新时期的党员，不能忘记老一辈创业的艰辛。现在弘扬长征精神，要与时俱进。不是要让大家都去吃草根，啃树皮，而是重在领会长征精神的实质，在本职岗位上，保持先进性，作出更大的贡献。
费老说，在长征中，每当遇到危险时，经常是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一打仗，许多指挥员就喊：“跟我来！”眼下在困难面前，干部和党员，敢不敢喊“跟我来”，这是一个考验。如果干部和党员都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长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精神财富。有位癌症患者，去世前惟一的心愿，就是来遵义看看。有些违法人员参观遵义会址后说，红军在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定信念，百折不挠。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竟然走错了路，实在是惭愧得很。有些宗教界人士参观后说，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但他们也敬佩红军不怕牺牲的精神。目前有些外企，在培训新上岗的员工时，讲的第一课，就是红军的长征。长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成了磨练人们意志、鼓舞人们再创辉煌的活教材。只要我们共同弘扬长征精神，就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２００５年３月６日遵义专电）
我们争取到奥运会上去表演——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１８）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赵山 高峰 <!-- 新闻内容 --> 
你相信吗？“新娘”只踩一根竹子，就能漂在水上。 吴明 摄
“大——山的女——儿，结实的——胆。号子声——声，冲破天——”这是音乐人为勇敢的遵义女子独漂队谱写的队歌。怎么样，够豪迈了吧？
７０年前，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进遵义。两次跨过湘江河，进入遵义老城。湘江河中，曾流淌着红军战士的鲜血。近年来，遵义市下大力气，对湘江河进行治理，现在河水更清了，成了市民户外运动、休闲的场所。清晨和傍晚，在两岸锻炼健身的人，像鱼儿一样穿梭来往。我们来到遵义后，发现每天清晨，都有几十位女同胞在练习独竹漂。
独竹漂，原来是赤水河流域苗族同胞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项目，曾在北京全国民运会上获得过金牌奖。这种运动，源于当地苗族同胞水上交通运输的一种方式，由于当地盛产楠竹，砍筏后运输便成了问题。于是，他们就把砍下的楠竹投入赤水河，借助水力漂流而下。勇敢的放漂者，需要在漂浮的独根楠竹上跳来跳去。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体育活动。独竹漂有很强的体育性、观赏性和娱乐性，既可以进行技艺表演，还可以进行竞速比赛。
去年８月份，遵义市组建了女子独漂队。他们请来了教练，在湘江河岸边，搭起房子做训练营，队员都是市冬泳协会的会员。独竹漂对表演者的身体平衡性、灵活性和水性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训练和表演所用的竹子，是生长在林海深处的楠竹，大头直径在１８厘米至２０厘米左右，而且必须无扭曲。运动员训练和表演时，手执一根细竹竿，各上一根漂在水里的楠竹，然后以细竹为桨，表演乘风破浪、倒退、转身、绕弯、换竿等动作。
３月初，湘江河边还有很多人穿着羽绒服。但是独竹漂训练队的队员们一到齐，就立即换好衣服，踩上了水面漂浮着的楠竹。她们手持细竹，在水中滑行。记者把手伸进水里，虽已立春，但河水依然冰冷刺骨。岸上有一位指挥，用电喇叭不停地喊话，指示受训者漂流的方向和要做的动作。我们看了，真替她们捏一把汗。这些表演者，有的马步站立，有的双腿劈成一字形坐在竹子上。精湛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在岸边，我们采访了市冬泳协会的刘家德主席，他说，我身为男子汉，多次被这些女同胞的勇敢所感动。他们不管刮风下雨，下雪结冰，都没有停止训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本领练到家，争取２００８年，到北京奥运会上去表演。更主要的是，她们带动了全民健身。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现在遵义市，早起晨练的更多了，户外锻炼的更多了。今年大年初五，女子独漂队给全市人民表演了一场“水上婚礼”，整个湘江河两岸，是人山人海。可以说，这是多年来少有的一次。
晚上，冬泳协会的秘书长到招待所看望记者，给我们带来了独竹漂活动的光盘。他希望我们能宣传全民健身，让全国人民都健康。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广大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并祝愿遵义女子独漂队，能“漂”到２００８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一展亮丽风姿。
（２００５年３月７日遵义专电）
鸭溪沉浮终辉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１９）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图为红军当年召开“鸭溪会议”的会址。 高峰 摄
１９３５年３月４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城进至鸭溪。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当天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今年３月４日上午９时，记者一行从遵义市来到这里。
１９３１年１月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逐渐占据统治地位。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遭到错误批判，被挤出苏区中央局，失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度受到排挤，又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全苏二大”期间，毛泽东被架空，连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拿掉，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按毛本人后来的说法是：“过了４年‘小媳妇’的生活”。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明确为“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协助者”。遵义大捷后，毛的威信空前高涨。此刻，他出任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是４年来首次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实职。
隶属遵义县的鸭溪镇，距遵义市区３６公里，距国酒之乡茅台镇８０公里，地理位置重要，是黔西到金沙县和仁怀市的必经之路。鸭溪是著名的酒乡，据一位老人介绍，鸭溪酿酒已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鸭溪坐落在郁闭葱茏的雷山脚下，人们便以雷山泉水酿酒。由于泉水清冽甘美，用来煮饭，三日不变质。吃冷饭喝生水，从来不拉肚子；用它酿酒，味美醇和，所以人们称之为“雷神水”。一时间，鸭溪镇酒坊遍布，商家络绎不绝；自古以来，鸭溪还是川盐入黔的主要集散地，汇集了湖广和川陕等多家会馆，因其繁荣，鸭溪又有“财溪”之称。
４日上午１０时许，记者在鸭溪镇居委会原支书、今年６８岁的王中强引领下，来到了当年红军当年开会的汪家屋基。看到茂密竹林掩映，下有一块平地，上有石桌一张。王老说：“当年汪家房屋较多，院中央的这个石桌上，就是当年红军首长开会的地方。随着长征精神的不断弘扬，鸭溪的知名度，还会不断提升。”
解放前，鸭溪市场混乱，经济萧条。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酒业，也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解放后，鸭溪的国营酒厂，生产出了“鸭溪窖”。被注入活力的鸭溪酒业，秉承传统，不断创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鸭溪酒业进入了鼎盛期。鸭溪窑酒远近闻名。９０年代中期，有些不法分子，盗用名酒品牌欺诈消费者，一时间，使鸭溪酒业遭受较大冲击。１９９９年进行资产重组时，千余名鸭溪人下岗待业。
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大，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第二批火电项目之一，投资５３亿元的鸭溪火电站有幸落户鸭溪。给鸭溪镇提供了又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近年来，鸭溪镇人紧紧抓住机遇，尽力当好电厂建设的“好后勤”。鸭溪镇党政办的袁先国说：“火电厂落户鸭溪以来，我们镇政府将为电厂这一重点工程的协调服务工作，列入了重要议程。我们成立了工业化办公室，积极配合政法部门，大力整治社会治安，为重点工程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仅是２００３年，我们镇就引进福建客商的投资３００万元。并投资１４０万元，新建短期采石厂１４处。火电厂完工后，它给鸭溪带来的各种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改制后的鸭溪酒业有限公司也传出好消息：他们推出的鸭溪酒新品牌正式上市，使鸭溪酒业再现生机。鸭溪酒业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陈伟说：“我们公司创立后，着力于思维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在保持鸭溪酒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产品。今年白酒界的‘黑马’桂冠，应该非我们莫属。”
（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贵州遵义县鸭溪镇专电）
长五间村的“三八情结”——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20）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女红军当年在长五间村的住处（赵山 摄）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记忆里，有一条从赣南向陕北延伸到的红线。这条浸透鲜血铺满荆棘的红线，挽系着３０位女红军的梦想。１９３５年３月８日，红一方面军的３０位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的长五间村，度过了属于她们自己的节日。这些女红军中，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还有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的母亲金维映等。
遵义市西南５０公里的长五间，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清澈的苟坝河从村西潺潺南流，金黄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地灿烂。今年３月８日，记者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村，参观了当年苟坝会议的会址。并沿着当年毛泽东提着马灯深夜去周恩来住处走过的田埂，来到了留下女红军足迹的长五间。
亘古未有的长征，其艰难困苦，世所罕见。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而女红军的长征则更显艰难。在长征中，或是有病，或是小脚，或是怀孕的她们，承担了繁重的宣传和救护工作。其中有４位，在长征中生下了孩子，而她们只有生育的权利，却无看护的可能，做了一夜母亲后，就和自己的骨肉匆匆分别，无法预知他们的生死。谢飞在《我的战斗生涯》中这样描写她长征中的一段经历：“我病倒了，发着高烧，两腿酸软，头重脚轻。怎么走呢？可是决不能掉队啊！我咬紧牙关，走几步坐一坐。由低处向高处走就爬，由高处向低处走就自然下滑。爬不动、滑不动时，就用两手撑在地上，屁股垫得厚点，随后就在地上往前挪。”
长征改变了她们人生的轨迹，３０位女红军命运迥异。有的长征后继续战斗，有的却遭遇不幸。贺子珍在长征中，身上中了１７块弹片。弹片带来的痛苦时时咬啮着她，以致她脾气暴躁，性格无常，最终与毛泽东离异。漫漫征途拖垮了曾经吒咤风云的金维映的身体，被送往苏联治病时，不幸死于战火。刘群先的身体被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摧残，与博古的感情危机日渐加深，最终精神崩溃。在苏联治病期间，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刘群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当然，长征中也有不少乐趣，尤其是对这些如花一样绚丽的女红军。康克清对长征的回忆就不乏轻松的情调：“她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她们在一起感到鼓舞。她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不管是沉重还是快乐，３０名女红军都是长征途中一道亮丽的朝霞。即使是７０年后的今天，她们仍然顽强地装扮着长五间人的记忆。３月８日，记者在从苟坝赶往长五间的路上，遇到当地老乡，他们大多要问我们：“是去长五间看女红军的吧？”毫无疑问，他们为这块土地接待过英勇的女红军感到光荣。
长五间村村民傅再英，生前经常提及住在她家里的８位女红军，可惜老人已于１９９９年去世。她的儿子黄中文说：“８个女红军，住在我们家。她们留短头发，穿灰军装。缠着绑腿，身背短枪，个个英武。她们白天出出进进，在林子里的石台上演戏，晚上回来点起马灯读书写字。临走时，送给我们家一条半新的丝被面，一个茶杯，还有一副银项链。一个姓金的女红军，还动员蔡清云参加红军，让他当游击队长，配合红军作战。还教他打游击的顺口溜：上山顶，钻山岭……”
３０位女红军，创造了她们自己的伟大和光荣，正如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所说：“她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自己赢得了红星下的合法地位。”经历了苦涩和沉重，用纤弱而柔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她们，是２０世纪最伟大、最圣洁的一批杰出女性。
今天，女红军的精神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血液。枫香镇团委书记吴娟说，女红军的故事，给我们枫香妇女，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枫香镇现在有女副镇长、女办公室主任、女支书。女红军走了，但她们的身后，走来了万千个接班人……
（２００５年３月９日贵州遵义县枫香镇专电）
苟坝，溶入历史－－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２１）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高峰 赵山 <!-- 新闻内容 --> 
记者在苟坝会议会址——“新房子”采访老教师卢敏。 赵山摄
在遵义县枫香镇，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日益引起人们关注。这个村庄，就是苟坝村。今年３月７日，我们来到了苟坝。
苟坝，是一片峰丘环抱的岩溶坝子。东、北、西三面，分别是石牛山、马鬃岭、崖头山和银顶山等高山。这个坐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山村因何而出名呢？一是当年上任才６天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差一点儿失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二是在这里，由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组成的“３人军事指挥小组”正式成立。
遵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朱存福说，１９３５年３月９日，党中央、中革军委进驻苟坝。毛主席住了苟坝的“新房子”。次日驻纸房、平家寨一带的红一军团首长紧急电报军委建议我军进攻打鼓新场今为金沙县城消灭黔敌何知重、尤禹九部。中央和军委接电后立即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议。多数人摩拳擦掌求战心切一致同意在打鼓新场与黔敌接战。与会的毛泽东却冷静地指出，现在，敌人的１００多个团兵力，已对我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覆灭的危险。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在据理力争但仍未能说服大家时为阻止灾难发生，毛泽东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会议主持者见双方争论不休便决定民主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当晚，毛泽东反复思考，焦躁万分，夜不能寐。就提着马灯顶着寒风穿树林走山路涉小溪赶到长五间村周恩来的驻地，恳切地再三劝说周恩来希望不要急于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下半夜３时５０分二局急电周恩来说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毛泽东的正确分析，说服了周恩来。３月１１日一早，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３月１２日经毛泽东建议，政治局继续在苟坝“新房子”开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央授予他们军事全权统一指挥作战。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历史性任务，在苟坝圆满完成。
位于苟坝北侧纵深地带的“新房子”是党中央机关当年的驻地。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间房子里召开。大坝上，那条当年毛泽东找周恩来商谈战事的约２公里长的小路，如今被一片油菜地淹没。站在公路上，向苟坝会议会址方向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会址后面巍峨的马鬃岭。会址掩映在一片树林和竹林中。我们穿过大坝来到青山下，走进了苟坝会议会址——“新房子”。
今年７７岁的退休老教师卢敏说：“我们卢家１２代人，都住过这座房子。１９３５年红军到苟坝时，国民党说红军红眼睛、绿头发、吃人肉。老百姓心里害怕，很多人就躲到山上去了。红军进驻我家时，大概是下午４点钟左右。当时天气晴朗，红军刚来，敌机便也来了，在附近投了４枚炸弹，其中炸了３枚。红军走后，有的老百姓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东西没有损坏，就知道红军是好人。红军当年选在我家开会，可能是因为我们家背后有大山坡，房前屋后有竹林和大树林。敌机飞低了要撞山，飞高了就很难准确投弹。那天爆炸了的３枚炸弹，没有炸伤一个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苟坝会议的会址就在我家，我们怎么能不自豪呢？”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贵州遵义枫香镇专电）
我以我心写长征——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16）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遵义有2600多年的历史，汉有“三贤”，清有“三儒”，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没有一个遵义会议厚重。今年3月2日，遵义市旅游局调研员黄先荣如是说。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目前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70年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部队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长征，是人类无畏的丰碑，它将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会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对此，黄先荣深以为然。他说，在红军长征70年后，人们对于长征的认识，更客观、更真实、更理性了。我们没有理由忘却长征，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发展的营养和前进的推力。
2003年8月，黄先荣从市旅游局长一职上退下来后，开始潜心研究长征。6个多月里，他悉心研读红军长征有关史料。读完了自购的30多本后，他又从图书馆等处借来30多本。从这些“红书”中汲取营养后，黄先荣深深感到，以前对长征，“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今，对长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终于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其中的红色经典、故事和传奇，使他产生了想创作一本“红书”的激情。
在职时，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长征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闻名于世，遵义会议和红军在遵义的军事行动，也是长征交响曲中的动人乐章。从红色旅游的角度，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是遵义的红色旅游，为什么不如井冈山和韶山？他去江西和湖南取经后才明白，人家的旅游，总揽和提炼红色文化的工作做得好，故事和传奇穿插多，游客对此都很感兴趣。所以，传播红色传统的效果也非常好。而遵义只有讲史实的解说员，没有讲文化的导游。内容单调枯燥，自然车马冷落。于是，他就想写一本书，不只是细针密线的正史，更着眼于长征精神的诠释和传播，写得有趣味些，可读性强些。
6个月过后，老黄45万字的《红飘带之旅》一书，终于问世了。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中的是，这本书，立即引起了旅游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2004年8月10日，省旅游局的三位领导，在同一天给黄先荣打电话，称赞他为“贵州旅游做了一件大好事”。国家旅游局的一位领导也打来电话，向他索要此书。这本书还被飞到北京，被送给了出席贵州红色旅游专题会议的专家学者。全国长征史专家费侃如、石永言等人，对此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遵义市委、市政府向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献礼的8部书中，《红飘带之旅》是唯一的个人专著。
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是《红飘带之旅》一书的重要特点。老黄告诉我们：“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长征，是伟人导演的一部威武雄壮的活剧。他们多次令我感动，我必须去关注他们的命运。在书中，我不仅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雄才伟略，还比较客观地写了李德、博古、林彪、陈光等人，甚至还写了国民党方面的周浑元、郭勋祺、王家烈等人，交待了他们的命运。博古早年犯过错误，但是他主持遵义会议时，面对批评沉稳得体。在‘鸡鸣三省’交权时，面对挑拨服从大局。思想不通，照样跟着走。后来，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又发自内心地沉痛检讨，并坚定地站到了正确路线一边。作为一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的心胸和态度，与今日某些人，真是有天壤之别。交待他们的命运，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读者的尊重。今天的读者，或许能从中有所借鉴和启示，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黄先荣没有架子，见了我们，就直呼“小王”、“小赵”。他叫得亲切，我们听得心热。他说：“你们行万里路，交八方友。两万五千里的纵横和十多个省（市、）区的触悟，将是你们人生中最为闪光的心路历程。这是个人对世界的一次打量，是人生档案中最富诗意的一页。走好长征路，将对生命、死亡、天道和自然，有更深的理解。将增学问、经沧桑、添经验、长见识，将培育精神、磨练意志、学会拼搏、更加顽强。你们会在认识世界、享受哲学和传播精神上，获得多重收获。你们河南，也是红军万里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之一，注定也会有很多的故事和传奇。走完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之后，我希望你们能接着再走从豫南出发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
黄先荣的人生经历也不平凡。他30多岁干遵义行署秘书长，40多岁任市文联主席，50多岁当市旅游局做局长。但是，面对变故，黄先荣从容淡定，痴心不改。在首本长征专著问世后他决定：我以我心写长征。后半生，就在长征专题上发热发热了。目前，他正在努力捕捉岁月深处的火石电光，为宏大的长征精神殿堂增砖添瓦。
（2005年3月4日贵州遵义专电）风雨小西湖——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10）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高峰 赵山 <!-- 新闻内容 --> 
图为桐梓小西湖一角 赵山 摄
小西湖原名叫水坝，距黔北桐梓县城6公里。1938年抗战军兴，国民党的石林兵工厂迁到桐梓，改名为41兵工厂。后来，又陆续迁来几家军工企业。为了给兵工厂提供电力，几千民工苦干3年半，在小西湖建成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座水电站。当时，浙江的杭州等地已经沦陷，一些工匠为怀念杭州西湖，在水坝中仿照杭州西湖，建起了“三潭印月”等景观。并在水坝四周及湖心岛等处，遍植杨柳招徕鸟类，又名为“柳浪闻莺”。在大坝下面，还修了望湖亭、放鹤亭等。湖心有湖心亭，亭柱上书对联一副；一湖西子水，半壁桂林山。于是，此地得名：小西湖。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经过小西湖。近10年后的一个冬日，主张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从附近的开阳押到了桐梓，幽禁在小西湖。这一禁，就是两年零三个月。
今年2月24日中午，我们来到小西湖张学良被囚处采访。72岁的吴吉林老人，家就住在附近，他回忆说：“那年冬季，国民党在小西湖周围的山上，修了10多座碉堡。一天晚上，开来许多辆汽车，喇叭声一夜不断。早在白天，乡公所就通知了：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响，任何人不准出来乱看乱问。第二天一开门，人们发现，村里突然来了许多兵。有的拿着手枪，有的背着长枪，还有便衣队。村子四周的碉堡里，也有荷枪实弹的兵来回走动。不久，就有陌生的一男一女，从我家的门前走过。男的有40来岁，中等身材。后来听说，男的是少帅张学良，女的是他的秘书赵四小姐。他们来到后，就在小西湖北岸顺山的平房里住下。由于我家住在小西湖北岸，所以张学良每天散步，几乎都要经过我家门前。他每次经过时并不说话，只是偏偏头，看一下屋里的人。他的身后，总是有四五个挎短枪的国民党兵跟着。一开始，村里的人只知道他是个大官。半年后才知道，他因为逼蒋抗日，被软禁到这儿了。张学良经常在小西湖里划船。有时，他也和赵四小姐在湖心岛上垂钓。一听到张学良难得的笑声，我们就知道，他是钓到大鱼了。他们俩与附近的钱家来往较多，钱家的一个女孩儿，后来嫁给了张的副官。
桐梓县委宣传部的刘安伦副部长说：“张学良是在小西湖迎来抗战胜利的。胜利后他曾上书，希望能获得自由。但是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有人说，这寓意就是：翻翻老皇历，继续拖下去。1947年春，张学良被从这里押往重庆，后来又被押往台湾。直到逝世，将军没有能够再回来。”
小西湖因张学良而名声远播，近年来，当地人强烈地意识到，小西湖有可观的品牌价值。于是，他们在小西湖的西岸，修建了“张学良将军陈列馆”。馆内的陈列品，多是张学良先生的生前照片。桐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光荣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多方征集文物，恢复张将军在西湖时的建筑原貌。让前来这里的游客，既游览风光，又领略历史。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在纪念抗战胜利时，我们深切怀念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先生。”（2005年2月25日贵州娄山关专电）炸弹落下没有炸－－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２３）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赵山 高峰 <!-- 新闻内容 --> 
记者在主席旧居采访姜再明老人。 高峰摄
１９３５年３月上旬，中央红军向遵义以西的坛厂、桑树湾挺进。中革军委进驻长干山（今为长岗镇），住在中街左侧李小怀家旧式四合院的木房内。毛泽东、朱德等，在这里指挥了鲁班场战斗。
今年３月１０日，我们从遵义县枫香镇徒步出发，经龙井、青坑等地，于中午１时，到达１６公里外的长岗镇。镇党政办主任蔡佳琼，派人用摩托车载着记者，来到位于长岗镇中街的毛主席旧居。听说记者来采访，住在主席旧居隔壁的姜再明老人，在孙儿们的簇拥下，站在旧居天井当中，为我们讲述红军在长岗的故事。
老人说：“那年我刚好１０岁。红军进驻长岗，前后住了１０天。红军来之前，国民党部队就驻扎在长岗。他们张贴告示，把红军说得青面獠牙。不少人都躲进附近的山林里去了。我们全家，也躲进了后面的老鹰山。红军离开后，群众回到家里。发现红军没有动任何人家的东西。在谁家屋里住，离开前把屋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得满满的。用了谁家东西，肯定留下钱。哪像国民党军队，一到长岗街，就像土匪一样，要吃要喝，见东西就抢。两相比较，大家才醒悟过来。
“那一年，毛主席就住在这座四合院的右厢房。当时，谁也不知他是毛主席啊。李家除了李小怀的二嫂在家，其他人都躲了起来。在主席住的３天当中，敌机总共飞来１８架次，投了２０多颗炸弹。炸毁了一些民房，炸死炸伤１０多个老百姓。１９７４年，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来了。他说敌人在这个四合院中投下两颗炸弹，第一颗从正房的房顶上落下来，把房顶两块瓦角打烂后，砸在主席卧室的板壁上。板壁被撞了个大洞还不算，把主席的木床横头都砸断了。当时，毛主席和朱老总，刚来到正庭中间，炸弹就从天井上方俯冲了下来。他俩立即卧倒，陈昌奉趴在他们两个的身上。李小怀的二嫂看见了，还以为他们在打架哩。万幸的是，炸弹没有爆炸。”老人指着右厢房板壁离地面半米高的位置说：“这个洞，就是那颗没爆炸的炸弹留下的。”我们看到：板壁上那个不规则的洞，已经被从板壁里面，用木板修补了起来。老人说，１９５４年，长岗发生了一场火灾，许多房子都烧了。毛主席住过的这所房子，幸亏没有烧着。姜再明说：“我们这些亲眼看到过红军、亲身体会过红军恩情的人，非常珍惜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把主席旧居这份宝贵的遗产留给后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后面的老鹰山上，修了一座３层总高为１２米的红军长征纪念亭。费用是群众志愿集资的，工程现在基本完工。下一步，我们想把红军在长岗的活动情况，做成石刻放在亭中，让参观者一目了然。”
从主席旧居出来，在镇政府一位干部带领下，我们来到长干山下场口马店杨树均家的大院里。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一块挂在门旁的牌子上写着：“这次会议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天下着雨，谭政同志为我撑着伞，干部集中精力听，传达几个小时，无人走散避雨，大家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估计是从有关回忆录上摘录下来的。
蔡佳琼说：“街上还有保存完好的红军医院等旧址，镇里将按照要求，对这些遗址进行保护。作为红军长征驻扎和战斗过的地方，我们长岗镇决心弘扬长征精神，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３日贵州仁怀专电）
可贵的大局观－－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２２）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在苟坝的每一次采访，记者都要为一些东西感动。思想的潮水在苟坝的青山碧水间纵横奔腾。然而，最令记者钦佩的，还是上上下下在大局面前的感人表现。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０日，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时，善于把握大局的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红军面临的，不仅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但是，他虽然据理力争，却一时孤掌难鸣。提出不干前敌政治委员时，职务又被“表决”掉。这时，令人敬重的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计个人得失，夜半又披衣而起。在料峭而静寂的春夜，沿着山路和田埂，步行数里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站在地图前，同周分析敌情，真诚地陈述自己的理由。最终，毛泽东在大局的琴键上，用个性抚出了悠远激越的华章。
３月１１日，在苟坝会议会址前，遵义县党史办原主任朱存福，一说起红军领导人的大局观念，就对毛周等人赞不绝口。他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只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在苟坝会议上，周对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非常重视。对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周恩来等人功不可没。”在战事不断的长征中，军事指挥权，显然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在苟坝会议上，当决定成立毛、周、王三人指挥小组时，张闻天表现得相当大度。他认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当机决断。依靠很多人天天开会决策，很可能会贻误战机。用民主表决的方式，来处理紧迫的战争问题，也很不妥当。在促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建立等方面，张闻天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今天在苟坝，为了更好地维护会议遗址，发展红色旅游，退休老教师卢敏等人家，需要搬出居住了许多年的“新房子”。对此，他们顾全大局无怨无悔。苟坝村支书潘克涛说，苟坝是贵州省命名的“小康村”，村民的房屋多属新建。下一步，村里将依照《苟坝会议会址文物保护方案》，“整旧如旧”，恢复“朴实、自然、典雅、厚重”的乡土风貌，把苟坝建设成为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这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拆迁。但是，对此全村的村民思想统一，表示要坚决服从红色旅游的大局。因为只有国家发展了，苟坝才能真正发展。１９８５年夏，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曾来到我们苟坝村视察工作。对发展生态农业、防止水土流失等，做出了重要指示，极大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新老几代领导人的关怀，苟坝村肯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村民卢永志向记者讲述胡锦涛视察时的情形 赵山 摄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贵州遵义枫香镇专电）
渐为人知的鲁班场－－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24）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图为鲁班镇红军烈士陵园大门。 高峰 摄
贵州仁怀市中南部的鲁班镇，三面环山，风景宜人。镇附近一座山脚下有个洞窟，相传鲁班住过，故而得名。镇中心有一个庄严肃穆的陵园，园内松柏森森，绿草茵茵，来往人流摩肩接踵。这就是“鲁班镇红军烈士陵园”，是为纪念７０年前牺牲的红军烈士所建。那场战斗，就是渐为人知的鲁班场战斗。今年３月１２日，我们来到了这里。
１９３５年的鲁班镇，名叫鲁班场，仅有百十户人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３月１４日这天，中革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决定攻打鲁班场。并以十万火急电令通知各军团：“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各军团接命令后，立即从不同方向挺进鲁班场。然而，早在４天前，国民党周浑元部３个师已赶到这里，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他们强迫老百姓修碉堡，挖壕沟，并设置障碍墙，守备十分森严。
３月１５日１０点，陆续赶到鲁班场的红军各军团，分别在各自阵地上发起攻击，鲁班场周围，顿时枪声大作。时至１５点，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战至１７点３０分，由于敌人工事坚固、装备精良等原因，我军无大进展，损失较大。军委审时度势，于当晚２０时许，果断命令各部撤出战斗。被打怕了的敌人，因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追击，任凭我军从容转移。
今年３月１２日，仁怀市原副书记蒲宗亮说：“鲁班场战斗，红军损失较大。但是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的不断深入挖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班场战斗，历史地位十分重要。这场战斗，使阻挡于正面道路上的敌人，困守３天而不敢轻举妄动。打乱了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合击’部署，确保了红军三渡赤水的胜利。”
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１９５３年，仁怀县政府修建了公墓，共有１４６位烈士长眠与此。此后多年中，政府又先后投资２０万元，对陵墓进行扩建整修。至今，这里已经形成占地６８００平方米的烈士陵园。近些年，随着鲁班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来这里凭吊红军烈士者逐渐增多。鲁班镇副书记杨方明说：“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园至今，前来参观者已达３０多万人次，其中包括肖克、杨成武、张爱萍等老将军。１９９１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将军，亲临至此感慨万千。临行时，他再三叮嘱陵园管理员：‘一定要把我的战友们守护好啊。’”
见证过当年战斗的刘富昌老人，今年已经８６岁了。他１９７１年开始守护陵园，３３年来，与红军英灵朝夕为伴，并在陵园里种植了１０００多株松树。２００２年，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邢世忠上将，带着４００多名学员来到了这里。在与刘富昌攀谈中，当了解到他是和自己曾经是一个团的战友时，将军激动地和老人拥抱一起。临走时，他送给刘老一块国防大学的专用手表作纪念。如今，刘老每次向人提起，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在这里守一天，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承诺。”如今，仁怀市直机关新发展的党员，都要到鲁班镇陵园举行宣誓仪式；每年清明节，市直机关和学校等单位，都要组织人员到陵园祭奠英烈。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贵州仁怀市专电）
毛主席让我吃肉－－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125） <!-- 新闻作者 -->□特派记者 高峰 义刚 赵山 <!-- 新闻内容 --> 
梅子坳毛泽东住处。 赵山 摄
贵州仁怀市中枢办事处的梅子坳村，有一位名叫高代义的老人。他特别喜欢“摆古”，对红军当年在梅子坳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今年３月１３日，我们迎着黔北的春雨，踏着山路上的落花，来到了老人所在的村子。听他“摆谈”，果然是“一树花开，一树传奇”。
高代义回忆道：“红军到梅子坳，是农历乙亥年二月十一（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５日）。那天太阳落山时，鲁班场那边响了一天的枪声刚歇下来。由于是兵荒马乱的年景，天还没黑，村里的人家就早早上了门板。天都黑透了，红军才过来，一到村里，就挨家叫门。哎呀，那个老乡老乡地，喊得好亲热哟！只想讨口水喝。让他们进屋喝都不进去，说是红军有啥子纪律，真是文明得很。干（穷）人们把水送出来，点上桐子灯挂在街上，给红军照亮，一条街都亮堂堂的，和过年一样。他们也真是累了，听说是在鲁班场打仗吃了亏。喝了两口水，就靠在被包上睡着了。王宇锋家里有钱，听说红军要来，早就脚底板上抹油——溜了。红军一来，就赶出他家百十斤重的黄毛猪，杀了洗剥干净，仔仔细细地分成１１份，１１户干人家一家一份。肉刚分完，学校里教书的老袁就来了，他也是个干人，红军就让他把剩下的猪脑壳拿去了，一点肉红军也没给自己留。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了床。挎着篮子，到处叫卖苞谷花，一个铜板一小碗。到了李玉楼家，进了门，我看到屋里住着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看我进来，就招呼我说‘小鬼，掐（吃）饭’。我晓不得他的外乡话，但看见他的面前放着一个碗，碗里有方块肉，就馋得不行。我年纪小，不晓得规矩，听说让吃，拿起筷子就吃。那个人笑盈盈地看着我，一碗肉让我吃了大半。后来我才知道，住在李玉楼家的，是毛主席啊！
“吃过肉，我又转到场子上。场口胡照南家有３间房子，后坡上有棵两抱粗的泡桐树，满树停着簸箕鱼（一种比麻雀略小的雀）。泡桐树还没开花，簸箕鱼在上面叽叽喳喳地叫。一位戴眼镜的红军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拿个鸡蛋抛在天上，我能把它打中’。这时，就有个年轻人递过来一个生鸡蛋。戴眼镜的把鸡蛋抛到半空，举起手枪‘啪’地一下，鸡蛋就在天上开了花。这一下，在场的人都爆豆子似的鼓起掌来。这时，戴眼镜的人又说‘我们当红军，保卫毛主席，就要有一套过硬的本领’。当时，我们也不晓得这个戴眼镜的是谁。１９７４年，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来了。他一说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戴眼镜的，是刘伯承元帅。现在，泡桐树砍了５茬了，老树根上又长了两棵，都有小水桶粗了。
“后来，红军就出发了。一路唱着歌。不管受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不多久，国民党的‘铁老鸹’（飞机）就来了，都是黑家伙，飞得很低，觉得就是贴着房檐，地上都震得颤颤的。往下一扎脑壳，然后脑壳向上一昂，炸弹就屙下来了。红军戴着草编的帽子，‘铁老鸹’像没头苍蝇，就是发现不了红军。
“红军前脚刚走，敌人就来了，他们进了梅子坳，见鸡抓鸡，见狗打狗。我家刚煮好一锅苞谷汤，兄弟５个围着灶台，正眼巴巴盯着呢。‘呼’地进来一个兵，就把锅给端走了。干人们知道了都说，这帮该死的，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早晚得让红军收拾掉！”
（本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贵州仁怀专电）
茅台人忆“三渡”－－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２６）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义刚 高峰 赵山 <!-- 新闻内容 --> 
在下场口渡口，为了纪念毛主席“由此过河”，当地在赤水河边建一座凉亭。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５日夜，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至贵州仁怀一带。１６日晨，红一军团教导营袭占茅台镇。下午３点，军团主力进抵茅台。工兵连在茅台、朱砂堡和观音寺等３个渡口，架设３座浮桥。下午６点，朱德致电各军团，部署三渡赤水。陈赓和宋任穷，被任命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和政委。
今年３月１４日，记者在茅台渡口采访时，８４岁的张红珍老太太，站在自家的院坝里手指赤水河对岸那片倚山而建的高楼说：“我十几岁从四川嫁过来时茅台这边大部分的建筑，是土墙茅草棚。”张红珍的家，离三渡赤水的渡口纪念碑不到２０米。她说，那一年，茅台镇上上下下住满了红军，沿街两侧的凉亭睡满了人，赤水河坝上也都坐满了红军。渡河时，白天黑夜都在过，夜里打起火把，照得满山通红。
仁怀县委原副书记蒲宗亮说，当时，红军买来茅台酒冲洗伤口，为脚上的泡消毒。周恩来派警卫员买来茅台酒，与红军将领共庆遵义作战的胜利。乘着酒兴，毛泽东等人来到下场口黄桷树下，坐老船工赖应元的船，过了赤水河。政治局在古镇开会，研究当前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周恩来掏钱请大家喝茅台酒时，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毛泽东当众“抖”出他的下一步打算。蒲宗亮说，解放后，仁怀市政府，在赤水河两岸修建了茅台渡口纪念碑、“毛泽东由此过河”的凉亭和由***同志题词的“四渡赤水纪念塔”等纪念性建筑。
我们来到“四渡赤水纪念塔”面前，管理员赵富近介绍说，纪念塔高２５０００毫米，表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塔身由四片形似浪柱的建筑依次错位形成，突出纪念塔的主题材——四渡赤水。塔顶形似赤水河掀起的冲天浪花与塔身前中上部的４个不锈钢球融为一体，象征革命的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塔座为船形，喻意毛泽东同志掌舵乘风破浪。顶部４个半圆以内设有航标灯，标志毛泽东思想是指引革命航船前进的指路明灯，整个塔面用朱砂色红花岗板材贴面，通体赫红，与茅台朱砂堡土壤颜色一致，表示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当年的老船工赖应元早已过世，我们在茅台大桥北头山坡上的一个小药店里，采访了老船工的孙子王东方。王是一位乡村医生，昨天刚过６０岁生日。 他说：“我爷爷本是王家的孩子，后来随了养父的姓。他在世的时候，经常说送毛主席过河的事。茅台时是黔北重镇，交通运输全靠水路，吃的盐巴都是用船从四川自贡运来。７０年前的那天晚上，我爷爷的船接了几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由于岸边水浅，船靠不了岸，需要脱了鞋才能上船。他看到一位大个子的首长要脱鞋下水时，就说‘我背你上船’。那位首长不让，爷爷就‘强行’把他背上了船。过了河，我爷爷又把他接到家住了一晚上。１９５８年，陈昌奉到茅台一带调查。拿出毛泽东当年的照片给爷爷看，他才知道自己背上船的首长是毛主席。毛主席在我家住的那天晚上，爷爷和一些老船工，把运盐的船集中起来，用纤绳串好，在上渡和中渡搭浮桥。现在拴纤绳的黄桷树，还茂盛地生长着。”
王东方说：“红军临离开时，给了我奶奶一副银手镯，我爷爷给红军带路，红军还给了路费。”说着，他从里屋的衣柜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副银手镯和一枚民国时期的一元硬币。王东方说：“１９６４年，我参了军。像我爷爷这样的老船工，当时有许多。有了人民支持，我们红军才能取得胜利。”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贵州茅台专电）
美酒飘香赤水河－－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１２７） <!-- 新闻作者 -->本报特派记者 赵山 义刚 高峰 <!-- 新闻内容 --> 
贵州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袁仁国（右３）与新乡市万事兴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松林（左３）与长征队员合影留念。 吴铭 摄
美丽的茅台镇一景。 高峰 摄
今年３月１４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奇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首次走进国酒茅台的故乡——茅台镇，目睹了茅台酒的生产过程，品尝了红军当年喝过的茅台酒。
１４日一大早，我们作别仁怀市，前往１３公里外的茅台镇。此前在哈里斯·索尔兹伯里的书里，他曾经写道，在茅台镇数公里范围内，终日弥漫着诱人的酒香。参加赤水河风光航拍活动的记者，在茅台镇数百米的上空，都能闻到茅台酒独特的香味。这天早上８时许，我们行至距离茅台镇４公里处时，果不其然，一股酒香和着春风沁人心脾地迎面扑来，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体悟到了前人“风来隔壁三家醉，雨后开瓶十里香”的吟咏，决非凭空杜撰。
茅台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时期的名称演变。最早叫马桑湾，是因在赤水河东岸长满马桑树得名。到了宋代叫茅台，据查考是因其街后有一个历代原住民祭祖的高台长满茅草而得名。茅台作为酒的故乡，有着历史悠久的酒文化，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著名的“枸酱”酒。１９１５年，这里的“成义”、“荣和”两家作坊出产的酒，被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后一举获得金奖，茅台酒自此享誉世界。１９３５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渡赤水途经茅台。茅台百姓捧出一杯杯美酒慰劳将士，并帮助他们用酒擦洗伤口。后来，周总理曾经说，茅台酒为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立过功。
如今的茅台镇，已呈“一家三代以酒为生，满镇上下酒家林立”之势。１４日上午９时，记者在镇政府采访时，一位干部说：“目前，我们镇有酒类企业上百家，各类酒品牌３０００余个，从业人员４０００余人。”由此我们想起茅台镇入口处，有一块写有“天下第一酒镇”字样的巨匾。如此看来，名不虚传。
到茅台之前，我们和很多人一样，对国酒茅台既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神秘，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疑问：茅台酒为什么被誉为“国酒”？茅台酒在国内外到底有多大影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钟爱茅台？……
为了得到比较权威的答案，通过前后方共同努力，我们联系上了贵州茅台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袁仁国。近些天，他的腰部有些不适。当听说我们是来自河南新乡的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时，便推迟治疗接受采访，使我们颇为感动。
袁总是土生土长的茅台镇人。他说，他爱茅台的山和水。因为山是贵州的脊梁，水是贵州的魂魄。在采访中我们得知，１９７５年，风华正茂的袁仁国上山下乡回来后，进了茅台酒厂。在酒厂，他从普通工人做起，制作过酒曲，酿过酒，做过仓库保管员。因其表现出色，被送到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深造。学成后，他在茅台酒厂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１９９８年，他被任命为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享受正厅级待遇时，年仅４２岁。
在采访中，当记者提出一个个问题时，袁总侃侃而谈对答如流，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茅台酒的那种执著的爱。他说，茅台之所以被称为国酒，是由其悠久的酿造历史，独特的酿造工艺，上乘的内在质量，丰厚的酿造文化，以及历史上所形成的、在我国酒业中的传统特殊地位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早在２０００年前，茅台镇一带盛产的“枸酱”酒，就受到了汉武帝“甘美之”的赞美。此后，便一直被作为朝廷的贡品。１９１５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一举夺魁，从此跻身于世界三大名酒行列。１９４９年的开国大典前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上，确定在长征中帮助过红军的茅台酒，为开国大典国宴用酒。从此，每年我国的国庆招待会上，均指定茅台为专用酒。１９７５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贵州茅台酒是国酒。自此，对于茅台酒作为国酒，上上下下已形成了共识。
在谈到茅台酒在国内外的影响时，袁总说，茅台酒作为国酒，一直享有外交酒、庆功酒和友谊酒的美誉。１９５４年４月，为了解决停战后的朝鲜和印度支那有关问题，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率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以惊人的智慧和才能惊动四座。我国的代表团也圆满完成了预期任务。回国后总理向中央汇报时，他感触颇深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个是美酒‘茅台’，一个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长期以来，茅台酒在增进我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是同志、朋友，更是战友。他们喜欢茅台，毛主席就多次送他们这种酒。
茅台酒在历史上，独领风骚千百年；如今，它仍是白酒界的一棵常青树，而且以迅猛地势头继续发展着。那么，是什么使它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面对这个问题，袁仁国总经理意味深长地说：“这主要应归结于企业对酒质量重视。谁拥有了一流的质量，谁就把握了制胜的关键。多年来，茅台酒的卓越品质，是它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的基石。我们国酒茅台人，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１９９９年，我们提出了要在全国建立茅台酒专卖店。对这些专卖店，我提出的要求是‘专销真酒，恪守诚信；销出信誉，追求卓越；店不欺客，顾客至上’。那么什么样的经销商，能符合我们的标准呢？第一，是要讲诚信；第二，是要痴情茅台；第三，是要有实力；第四，是要有销售网络；第五，是要有执著认真的态度。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了３００多家茅台酒专卖店。这些店都是我们认真把关、严格审批的，在这些店里，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地购买茅台酒。”结束采访后，袁总与我们合影留念，并在我们的采访本上欣然题词：“重走长征路，创造新辉煌。祝愿河南新乡长征小分队一路顺风！”
在茅台镇，不喝酒我们就醉了。这醉意，不仅源于茅台人好客的豪爽，更来自新乡老乡的情谊。新乡市万事兴酒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邢松林，正好在茅台出差。他的大力帮助，使我们在茅台的采访更加顺利。１４日下午３时，在邢总亲自引领下，我们依次参观了茅台酒制作车间和包装车间，领略了制作国酒的整洁宽敞的环境，科学先进的工艺流程。工人们那娴熟的动作和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令我们叹为观止。邢总介绍说，茅台酒的制作，采用了举世无双的堆积发酵工艺，充分网罗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参与发酵，因而香气成分丰富多样。茅台酒酿造过程复杂，从原料进厂，经９次勾兑到存放，至少需要５年才能上市。
时下，保护环境已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课题。绿色食品，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经专家考证，茅台酒就是食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是所有酒类产品中，不外加任何其他物质（包括香味物质和水）的独一无二的产品。至此我们才知道，茅台为何打出了“喝出健康”的牌子。今年１月刚过，茅台酒就创下两个第一：一是１月份，单月产品销量创下了历史记录，销售收入一举突破１０亿元；二是单日销售记录被打破，销售最多的一天，就卖了９０００余万元的货。新乡市万事兴酒业有限公司，主营茅台酒。邢松林说：“我保证：咱们新乡的消费者到茅台酒专卖店，肯定能买到真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贵州茅台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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