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在2007年按照上级政府要求撤走的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黄德(化名)，如今仍在北京，并声称还将待下去。

　　作为县发改委副主任，在京6年的黄德已然把兼职驻京办主任当成“正餐”。由于没有办理登记注册，他只能一直当“黑户”，默默地做着“地下工作”。

　　黄德已经想好，如若有人来查，那么他“只是一个在北京长期出差的县城干部，随时可以回去”。

　　“走了可以再回”是黄德的哲学。他的“黑户”朋友，那些县级驻京办主任们，在宣布已经“回家”的同时，却仍然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黄德的“走不了论”正好印证了不少专家的预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在北京驻扎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需要在这里办的事情越来越多。

　　7月20日的大限已过，一场转入地下的驻京办大撤离正在京城上演。

　　没身份未注册黑户3年前就该离京

　　其实，黄德早在2007年就应该离开北京了。那时候走，妻子还没有借调过来，能走得更利落。

　　2010年8月6日14时30分，在黄德管理的四川某县驻京办正式取消3年后，他还是怡然地坐在北京海淀区某宾馆内设的茶馆里。

　　黄德抽着中华牌香烟，和周围的熟人打招呼。

　　服务员给黄德端来一杯铁观音，他略显不高兴，“刚才不是说了，要绿茶”。

　　喝绿茶是黄德的习惯，也许他还有些贪恋家乡口味。

　　“送茶叶，算‘跑部钱进’吗？我去部委汇报工作时，带两盒家乡的绿茶给他们，这个不算贿赂吧。”黄德笑了。

　　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黄德显得很放松。“我能和你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他承认，自己没有在7月20日的驻京办撤离大限前离京，而且他预估也许年底才能走。

　　“当然到底走不走，还要看县领导决定。”黄德又笑了。

　　黄德的家乡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也不乏铁、煤等矿藏，但山路遥遥，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

　　“全国2000多个县城，国家级贫困县超过500个。像我们县全年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靠国家转移支付每年10亿元，能不在北京放个人吗？”

　　2004年，黄德只身来到北京，用他的话说，当时基本是“双眼一抹黑”。

　　很快，他租了房，买了办公用品，联络各路人马熟悉北京和各个对口部门。但没去给驻京办登记备案。

　　“一来我知道国家的政策，当时已经无法登记，准入门槛太高；二来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是来给县里办事的，为在京乡友服务的，对他们负责就行。”黄德回忆。

　　到了2007年，来京3年的黄德基本掌握了一个县级驻京办主任该掌握的资源，而此时中央相关部门也开始统计各地驻京办事处的数目了。

　　“在那个风头上，市委书记作了要求，让我们县和另一个县不要设办事处，撤离北京。”从那个时候开始，黄德在北京就是没有身份的人了。

　　多年来任职县发改委副主任的他，心理有些不平衡。“本来就是在给公家做事，也只领一份工资，还要偷偷摸摸，不如索性撤走。可是其他县都还在北京挺着，县里领导不发话，我怎么敢走？”

　　未撤离众多县驻京办主任转入地下

　　黄德来北京之前，就已经向组织确定了自己的“三保留”：保留公务员身份，保留原来的职务，保留工资。对他来说，进退都没有损失。

　　在与南方日报记者两小时的面对面中，他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不走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因为不能走，走不起。”

　　最近一段时间，黄德经常接到其他县驻京办主任的电话，询问他走了没走，是否准备走。“他们有人说事情办完就走，有人说在等通知，其实都在观望而已，大多数都不会走。”

　　也就在和黄德见面的前一天，南方日报记者拨通了四川、江西两省4个县的驻京办主任手机，这些归属地为北京的号码仍然接通了。其中3位驻京办主任都称已经回家，有人甚至说自己开始在家乡的新单位上班了。

　　李牧(化名)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位说自己没有走，也不会走的主任。

　　在京城待了15年，西南某县驻京办主任李牧的普通话还是带有浓重的乡音。他说，天天和乡友打交道，如果一口“京片子”，大家都不待见你。

　　“我2002年7月做驻京办主任至今，一直是事业编制。副主任是县政府委派的，有正式编制。他可以回去，而我不行。”李牧笑言自己身后无着落，经济没指标。

　　李牧没有编制，源于本不是“公家人”，他在当驻京办主任之前就到北京了。

　　2002年当县里委任他做驻京办主任的时候，发过一个聘书。但没签合同，对他的待遇、级别也没有具体安排。

　　县里给过他一个公章，但只在开介绍信或者在外面办事时会用。“撤办令正式下发后，我问过县里交不交还，县里说不用，希望我能继续做下去。”

　　相比李牧的坦率，说走的人却也未必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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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说驻京办

　　驻京办是地方政府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属于政府派出机构，主要是发展对外联络、招商引资、向国家部门的争资跑项活动以及当地官员来访的公务接待等。

　　驻京办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

　　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内蒙古驻京办设立。资料显示，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

　　“文革”期间，这些机构全部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恢复了各省市自治区办事处，并增设了计划单列市、大型国营工矿企业、建设兵团办事处及地市县联络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渐渐进入了繁荣期。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初在北京，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但近些年来驻京办暴露的问题堪忧，地方争资争项形成围困中央之势，负面影响很大，严重腐蚀了一些国家部门官员。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因此不得不下令限期撤销不合法的驻京办。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之内，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县级驻京办，市级驻京办经所在省人民政府审核后可予保留。

　　有人称，驻京办不会消失，将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刘军(化名)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自己已经回到老家，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

　　然而黄德告诉记者，刘军并没有回去，前几天他们才通过电话。对于各省市出台文件严格遵照国管局要求撤离县级驻京办的表态，黄德觉得这只是“良好的愿望”。

　　面对外界对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非议，黄德和李牧都显得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行贿和正常人情交往之间的界限太模糊。

　　李牧给记者飞速地列了个清单，办公场地费、交通费、通讯费、上访人员接待费等等。“县与县之间的差距很大，我们隔壁县每年的驻京费用接近40万元，我们县一开始是准备每年给1万元，后来也没到位。而接待上访人员，一年大概就需五六万元的花费。”

　　黄德告诉记者，自己看过《驻京办主任》那本书，觉得是将特例普遍化了，不客观。

　　“我以后退休了，就写本《县级驻京办主任的北京生存状态》，会比那本书精彩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写的内容绝对真实、客观。”

　　难离京

　　舍不下老乡还是回乡难安置

　　虽然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刘军隐瞒了自己没离京的事实，但他也无意间向记者说出了自己难以离京的原因。

　　“我们县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在北京打工，从1977年开始，全国第一家建筑公司就是我们那里的，我们县现在有100多家在北京的建筑公司了。”刘军在电话里说，这些在北京的农民工，是县里放不下的一层关系。

　　“是的，给家乡农民工维权绝对是我们走不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农民在北京，没人帮助是很困难的，帮他们维权也是县政府对其管理工作的延伸。”黄德吸了口烟。

　　目前黄德手上还有一宗大事，“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农民工在北京干活没拿到工资，我正在出面帮他们和对方交涉。说实话农民工兄弟没有签正规合同，这笔钱很难拿到，如果没有我这个代表他们的官方人物出面，希望就更渺茫了。”

　　自从在京城走马上任，7年来黄德不曾关过手机。前两年，正在老家参加人大会议的黄德，深夜十二点接到领导电话，称有上访户在北京，让他连夜赶去接待。

　　黄德说，难以想象真的回老家，又要时不时绷紧神经，随时奔波1000多公里来北京接上访户，会是怎样的辛苦。

　　黄德坦言，并不担心自己继续留在北京有什么麻烦。“我只是一个县里从发改委抽调的干部，到北京长期出差而已。出差，总不会不允许吧。”

　　长期与驻京办打交道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汤锦程认为，这些人不会真的跑回家乡去。

　　汤告诉记者，一些驻京办很早听到了风声，就主动地撤掉了办事处、餐厅和招待所。一些地方甚至在文件出来之前主动撤销了办事处。

　　“但很多驻京办都配有宾馆酒楼，相当于一个家乡企业，现在让这些人回去，根本安置不了。”汤锦程说。

　　“县一级的驻京办很多都是自费在北京生存。撤办文件出来以后，一些社会学者估计了驻京办的数量，在京财产和每年消耗累计起来的钱数金额。可是实际上那些没有登记的驻京办是无法统计的，无法统计也就无法管理。”汤锦程对此表示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