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0月8日消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曾对媒体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参加某项目评审会，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审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事实上，施一公的这种遭遇，只是我国科技界众多“潜规则”中常见的一例。

　　咨询组专家塞项目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江特聘教授陈良尧在申请“973计划”项目时，曾意外地收到过一封电子邮件。

　　生于1950年的陈良尧1987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90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和光科学与工程系任教授，后又担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来信人是“973计划”项目咨询组专家。按规定，这些专家不能参与项目申报。陈良尧说，这个仅在某次会议上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专家，不知从何处获知他正在组织某一课题的申请，来信直言不讳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并称，“本人因进入咨询组，不能承担或参与973课题，故而愿意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多次申请“973计划”项目未果的陈良尧接受了这一提议，他说，接下来，费了很大劲儿和很多时间，经多次修改，才终于将该“咨询组”专家安排的老师揉进了不同的子课题。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不理解，他也不便作出解释。

　　进入中评的答辩阶段，陈良尧很惊讶地发现该专家也在座，此人竟然是这次答辩专家组成员。“彼此都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他也不痛不痒问了几个问题”。

　　陈良尧自以为有出线的希望，不料煮得半熟的鸭子飞了。

　　第二年，陈良尧惊讶地发现，这位专家竟然从另一课题组成功地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然而，更让他惊讶的事情在于，在其后的某次会议上，他碰到了这位专家，这位专家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

　　“我禁不住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么！我也理解他的无奈和解释，他是看到了还有其他"大鳄"所布设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阴暗面。”陈良尧说。

　　自“973计划”诞生以来，陈良尧年年申请，年年遭遇滑铁卢。他自认为自己的项目组很有实力，且每年都花三四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申报，却每每败于一些在他看来并没多少竞争力的团队，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懑，也让他禁不住反思起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的问题来。目前，他已在《科学网》的实名博客中，撰写了多篇讲述科研经费分配黑幕的文章。

　　比如有些年份，从申请指南公布到项目申请日期截止，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让大多数人来不及准备，却见有的课题组交上去的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申请书。

　　再比如，有一年他过了第一轮书面评审，进入第二轮答辩后发现，他面对的评审来自于生物、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等诸多领域，这其中，许多专家显然缺少某一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也无充裕时间在现场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仔细核实和审议。

　　至于像专家给他写信往课题组里“塞人”、跑项目拉关系等科技界的“潜规则”，也随处可见。他认为，这些不正之风正吞噬着中国宝贵的科技资源，腐蚀着科技机体，败坏了学术道德和风气。

　　专家评审组沦为“分钱组”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上发表的社论中提及的“"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一观点，很多人都表示赞同。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一位教授曾参与举报该校长江学者李连生的学术不端问题。在他看来，李连生也不过是当前虚浮学风中的小小一例而已。官员和少数教授成为利益共同体的问题，在科研界早已见怪不怪，“只要一看指南，就知道什么项目会被列进去”。

　　他说，所谓“跑部钱进”，就是说教育部、科技部等，要多跑动，多拉关系就可能有钱进。巨额科研经费掌握在少数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这是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根本原因。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这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事实上，陈良尧所遭遇的，正是“咨询组”专家像索要贿赂一样直接索要子课题。

　　这样的结果是，科研经费的分配，不是基于学术水平的优劣，而是靠关系，专家评审组也因此沦为了“分钱组”。这必然使一些优秀的科研团队被排斥在外，相反，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队伍，却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广州某高校一位长江学者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国外呆了很多年，回来后发现吃大亏了，因为我不认识人啊，没有关系，拿项目很难。”他也亲眼见到：“很多我们认识的教授，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会忽悠、会喝酒，他就总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基金，至于他拿了钱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表示，现在高校有一批这样的人，学术不怎么做，但成天去跑项目、拉关系，项目跑回来以后，再拉扯出来一批人层层分包。“由于评审制度也很差劲，最后项目完成了，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国际先进，实际上啥东西都没弄出来，纯粹就是瞎糊弄、大忽悠。我们有时候也笑谈，这是在中国捞钱最没风险的事了，像官员贪污受贿，说不定哪天还进去了，在中国，谁听说过有几个通过申请科技经费捞钱进去了的？”

　　评审者、申请者、评估者可能是同一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增长较多，被用于基础研究。对于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员，可以提交申请，通过同行评议和学科分析审议后，即可获得。“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较为规范的”。

　　正如施一公和饶毅教授说的，问题就出在大型项目上，例如“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薛澜说，这种项目的经费分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企业用于应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对于研究领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请者自己有想法来申请。中间涉及到的专家机制，往往是最惹争议的。

　　对于专业大型国家项目，政府人员必然需要科学前沿的专家来制定项目指南、进行专业的分析，但这也给了专家们一个机会，即在起草时，为自己的申请提供方便。虽然在分配机制中有相应的监督条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的担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领域，高水平的专家人数有限，这样一来，无论是评审者、申请者还是评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薛澜说。因此在基金申请的过程中，运用私人关系、甚至出现权钱交易，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引进了国外同行的评审制度，但薛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很难摆脱私人关系的束缚，何况很多机构把“申请项目”当作有利于自己和单位的手段，费劲心思去经营关系，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义。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重大项目择选机制，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是最前沿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有一个共识”。除此之外，还需要出于公心的、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来综合前沿专家的意见，做出战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断。

　　小钱大审，大钱小审

　　在饶毅等人看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当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在与鲁白、邹承鲁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甚至表示，“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

　　他们在该文中还表示：“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中国熟知的问题： 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会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也认为，当前我国这种科研经费分配方式亟待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导科研经费分配的方式，让行政人员退出科技的决策，而让科技界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项目的优秀程度及项目经费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归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国的科技才会有大发展。”

　　两教授直言不讳批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之后——“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的社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这一社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篇社论是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两人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国时年届不惑，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两人的回国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施一公回国后，两人开始联合发表文章，直陈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

　　在这篇发表于《科学》的社论中，两位作者表示，虽然我国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作者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政府各部门的大型项目上。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亿元到几十亿元人民币，但学术优劣与能否获得经费的相关性相对而言较小，“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

　　文章还揭露了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章还称：“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

　　该文表示，面对这种现状，要作出改变并非易事，科技界内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为三类：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只展示了中国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并概括性地提出这些问题已造成“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等危害，文章并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饶毅说，《科学》社论中之所以没有提建议，是因为要“集中在一篇字数有限制的文章中，讲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要考虑到英文读者对此类事情是否熟悉”。

　　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权力

　　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国访问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饶毅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简短的邮件中称：“我们的意见并非新观点，也非独创”。

　　他称，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是个影响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在过去一些年已备受诟病。记者了解到，很多科学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较多人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早在2004年，当时还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饶毅，就与时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当时的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一起，合写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是“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该文列举的很多现象跟《科学》杂志社论中的表述并无多少差异，比如，该文当时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认为，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

　　该文比社论长，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比如就科技经费管理，该文就建议，要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将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同时，要建设“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将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等。

　　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发表于《科学网》的博客文章中，饶毅就谈到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他说，他和鲁白、邹承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没有过时。

　　“在目前，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得到后台支持的、科学记录并不很好的人，却不难得到支持。”目前的问题不是好科学家没有经费，而是差的科研人员，如果会拉关系，也能得到很多经费。

　　在一次经费申请过程中，饶毅被刷了下来：“一个组的间接反馈是说我没有联系他们，不尊重他们”。

　　在这次经历中饶毅还发现，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比海归科学家更按国际标准行事。在支持他的组里面，有几个专家是国内成长起来的。不支持他的两个组里的专家，基本都是海归。“评审的和被评审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这明显违规，不符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成了标准，而且奉行这样标准的多数是海归”。

　　所以他们在社论中写道：“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饶毅看来，如果目前状况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会努力争取改善我国科技体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饶毅告诉本报记者，社论发表后，目前没有感到压力，而且好像获得了较多支持。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的处境一切都很好。他说，国内极力排斥他们的机构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我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我们。“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他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谈到，他在国外时，除了参加国外评审，还被国内邀请做评审。但回国后，国内基本排斥他参加各种评审会。

　　他在博客中表示，只要看到现状还很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停止呼吁改革。只要有支点，我们就要争取改革，而且不断努力。“我非常不信二十年后中国科技经费还会用目前的分配机制。一定会有新的体制和机制出现，替代和改造不良体制、机制和方法……相信良性机制终将在中国稳固地建立，阴云终将被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