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面对“尊严死”，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本身，都表现出了令人无所适从的自相矛盾。来自医疗机构的现实是，即便你拥有一套完整的文本，要不要遵守，还要看家属的态度。一味强化“生前预嘱”目前并不现实。

　　“生前预嘱”缺少法律措施

　　就算立下“生前预嘱”，医疗机构仍有可能招致法律纠纷

　　如果手持一份“生前预嘱”能否终止救治呢？答案是否定的。

　　记者调查发现：医院和医生因害怕引发医疗纠纷，均表示会消极对待患者生前预嘱。

　　郑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孙荣青教授说：“医学伦理告诉我们应该首先尊重本人意愿，但医疗实践告诫我们，除非有完善的法律措施来支撑，否则，生前预嘱只是一种纸质愿望。”

　　在重症监护室，每一步抢救，都需要家属签字同意，生命垂危的病人主动要求死亡得不到医疗重视。

　　该院肿瘤科主任樊青霞教授和神经外科主任杨波教授均表示：医院里，一个只是拖延时间的“濒死人”即使自愿放弃抢救，也要由专家讨论确定是否病重不治，而后由直系亲属签字，医院开具出院证明，视为病人主动放弃治疗。

　　“我们院肿瘤科有四个病区，每年要收治万名以上肿瘤病人，其中确有临危病人因难以忍受苦痛主动求死，我们只能用药物帮助减轻疼痛，医疗手段上却不能协助其死亡。”樊青霞说。

　　记者走访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主任、高级律师李煦燕被告知：不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放弃生命，而要别人实施的，就算立下“生前预嘱”，因为没有立法，医疗机构仍有可能招致法律纠纷，“但有病不治，或不给吃喝任其自生自灭，家属将可能涉嫌遗弃或虐待罪。”李煦燕说。

　　家属可能遭受道德拷问

　　事实上，家属的权利大过临终者，哪怕是与患者情感密切的旁系亲属

　　多位受访医学专家认为：立“生前预嘱”属自行处分生命，并不违背我国法律，在现实生活和医院临床中应该有存在的空间，但在道德层面的评价会比较复杂，现实执行也会遇阻。

　　除却法律滞后，家属可能面对的道德拷问也会使“生前预嘱”成为废纸。

　　广州医学院医学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董玉整教授认为：让亲属实施尊严死很难。

　　但现实中，相互矛盾的现象却相伴而生。一是即使没有“生前预嘱”，目前医院普遍执行的是，只要家属签字就能放弃治疗。二是即使病人签署了放弃急救同意书，或签有“生前预嘱”，但要不要遵守，还得看家属态度。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部一位临床医生说：现代医学进步了，想死，还真不容易，作为医院，我们只提供医护，有一个家属要坚持，我们就不能放弃，事实上，家属的权利大过临终者，哪怕是与患者情感密切的旁系亲属。

　　多位受访医生表示：一旦家属之间出现纠纷并诉诸法庭，无论是有着完整文本的“生前预嘱”还是写在病历上的约定，都拿不上台面，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被动听候法官裁量。

　　专家呼吁立法

　　20年间，“生前预嘱”和“自然死亡法”扩展到几乎全美及加拿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冬认为，放弃治疗等死实际上就是被动“安乐死”，但消极治病很难说是侵权，现实中存在的既成事实，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为安乐死立法的只有荷兰，为“生前预嘱”开绿灯的只有美国。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许患者依照自己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自然死亡。此后，美国各州相继制定此种法律， 医生根据“生前预嘱”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不需负法律责任。

　　20年间，“生前预嘱”和“自然死亡法”扩展到几乎全美及加拿大。

　　河南省肿瘤医院一位主任医师和郑大一附院重症ICU病房护士长蔡萍呼吁“出台相关法律保障措施，最好立法。”

　　蔡萍每天要面对很多“器官功能衰竭”、“严重休克离不开呼吸机”等昏迷病人。她说：韩国80%的人认为“尊严死”是必要的，早在1997年，新加坡就实施了《预先医疗指示法令》。2000年5月，我国台湾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其中就有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术。

　　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都用在了最后抢救中

　　如果是突发意外的生命抢救，基本以小时计费，一律以千元为计算单位

　　今年北京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提案呼吁“尊严死”的同时称：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都用在了最后的抢救中，在香港甚至高达90%。

　　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对疾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谓救治，在给病人造成巨大痛苦的同时，也给家属及社会造成了每年约10万—20万的高额医药费。一个癌症病人从确诊到死亡，平均每年花费均在15万元以上，临终生命支持抢救费用一周在5万元以上的很普遍。如果是突发意外的生命抢救，基本以小时计费，一律是以千元为计算单位。

　　我省多家医院反馈信息称：因病赤贫或债台高筑最终仍是人财两空的病例比比皆是。

　　国家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卫生总费用1980年是143亿元，2005年是8000多亿元，2010年接近两万亿元，其中个人支出占53%以上。

　　“生前预嘱”虽小众但可行

　　学界认为：允许患者“尊严死”的决定必须经过合法组织机构的严格审查

　　连日来，多位被访专家认为：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生前预嘱”尽管小众但是可行。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所刘鑫教授建议：生前预嘱在订立和执行时最好由公证机关公证或者有第三方见证，尤其是患者家属比较多的时候，最好让患者家属都在生前预嘱上签字。

　　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林维教授则认为：不应当由亲属、个人或医院来决定是否给患者实施尊严死，而应当由法院依据医院或卫生系统内的专业判断来决定。

　　郑大一附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水军教授说：“尊严死”是可以有条件接受的，而这个条件必须具备四个要素。比如患者确实生命垂危，痛苦难忍，现有医学条件无法医治，死亡成为必然；亲属确实是出于人道考虑提出的申请，不存在不良企图；医疗机构没有违反规定进行不良诱导。再就是最重要的，允许患者“尊严死”的决定必须经过合法组织机构的严格审查。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公开表示：明知道患者不行了还抢救，给临终者增加了很多痛苦。生命末期的病人使用昂贵的ICU是在浪费有限资源。如果国人对死亡有个正确认识，可以减少无效浪费，使人活也尊严，死也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