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

　　人们常常这样讲，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服务公司。但是这些被滥用的比喻其实低估了正在发生中的变化的程度及性质

　　可以说， 自1492年欧洲人发现美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这段时期是“欧洲世纪”，不仅从全球扩张、帝国主义和军事支配方面来看，还是从进出口比率和推动科学进步这些方面来看。

　　同理，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同样，这既是从经济实力和生产革新(从航空业到日常照明业)方面来看， 也是从全球支配力和军事实力来看。我们还可以加上文化——谈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提提好莱坞、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就足以服人了。

　　以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结论：21世纪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亚洲正在成为全球化进程的“舵手”——它促使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改变，不仅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还影响它们的文化潮流和身份问题。国际影响力的图景正在被重新描绘。这些结构性变化将迫使各大洲重审自己的政策和战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变化最快的国家，社会转型正波及全国所有族群、地区和城市。

　　由于我来自欧洲，我将主要以欧洲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又由于我是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将主要关注中国的变化给社会研究提供了哪些海量机遇。

　　世界人口结构中，欧洲将持续边缘化

　　人口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人口统计学的研究结果，由于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不断降低，再加上持续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以及移民压力，欧洲将 “在世界人口结构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上世纪初的1900年，欧洲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的25%；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降了一半；到2050年，它还将进一步降到约7%。

　　与此相反，亚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并将继续保持在55%～60%左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有7个在亚洲。在1900年，比利时和菲律宾拥有相同的人口，大约700万。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50年，比利时人口将为1000万，而菲律宾则将是1.27亿。更不用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每一国的人口都比欧洲总人口要多。

　　一些欧洲国家因此将面临一种未曾在现代出现过的局面：人口持续减少。幅度最大的可能是俄罗斯，其人口在1991年达到了峰值1.5亿，但在2050年可能会减少为1.3亿。

　　人口减少又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到2050年，如果以5岁为一个年龄段，欧盟人口最大的比例将集中在65至69岁这一段，而且一半人口的年龄将超过50岁。65岁以上人口将是15岁以下人口的两倍，其在欧盟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约为30%和15%。

　　当然，一些亚洲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也将和欧洲一样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尤其是日本，其人口在2005年达到峰值。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

　　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将给政治革新和社会研究带来更大的挑战。

　　人口构成变化的可能影响，目前还是臆测为主

　　在欧洲，目前福利制度和养老金计划面临着重大压力，可能导致代际冲突。在中国，沿袭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福利制度受到市场经济改革的冲击。事实上，许多中国夫妇将面临照顾双方父母和四对祖父母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局面，即“4-2-1”式家庭。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3亿老人需要赡养，这个数字比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国加起来的人口还要多。

　　这除了将消耗更多的国民产值以外，还可能拖累经济。另外的问题还包括：人口老龄化将会对创新和创业产生何种不良影响？

　　人口构成变化还将产生其他影响。从农村向城市的地理性移民将会同时向高速发展的城市和遭遇净人口损失的农村提出挑战。比如男女比例失调，在中国，男女新生儿比例为117：100， 农村地区这个比例更为悬殊。

　　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影响，尽管相当重要，目前并不容易预见，例如，比例失调会引起向城市移民和偏远地区的“光棍村”吗？

　　家庭模式也可能产生变化，比如婚龄推迟、离婚率上升等等 ，所谓的“第二次人口构成变化”也可能加剧( “第二次人口构成变化”是指同居、单亲庭、非婚生育以及低生育率等现象大幅度增多，以及更多人不愿结婚和接受约束性行为的传统规范的现象)。

　　目前，关于人口构成变化的可能影响，主观臆测要多过可靠结论。但这种情形应该会引起广泛的比较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可能会对欧洲和中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和印度享受“迟到者的优势”

　　在中国，比人口构成更具戏剧性的变化或许是其经济地位的上升。2005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前者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后者的9倍。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现在，中国正在接近日本。

　　人们常常这样讲，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服务公司。但是这些被滥用的比喻其实低估了正在发生中的变化的程度及性质。这些变化中不仅包括增长，还有高速现代化。预计到2020年，中印两国将生产占全球贸易总量一半以上的商品。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包括许多亚洲较小的国家——有一种“迟到者的优势”。

　　也就是说，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以更快的速度迎头赶上，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将自己的技术升级至最新水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越过固定电话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中国目前的手机用户将近8亿，是2006年的两倍；中国一年培训25万名工程师；到了2010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将超过欧盟。

　　因此，中国不仅仅在工业生产方面比其他国家增长得更快。它在研发、技术和创新方面也正在迅猛发展。显然，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吸引外国企业来华建立生产线或子公司从而以低廉的成本生产西方人所需的商品。其战略不仅仅是复制和生产，而是不断学习和提高，不断革新与创造，不断推出新型且更加精密的产品。更多的中国技术正在成为前沿技术。

　　所有这些既为各种社会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带来了机会，例如，发展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管理和计划与市场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研究，等等。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打破了东西方经济平衡格局

　　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之快地脱离贫困。

　　但是，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均衡，收入差异大，不平等突出。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会引发他们进行新的思考，去理解潜在的社会动态，并且运用政治想象力设计应对关键问题的制度改革。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具有国际影响。甚至会有人说：总体而言，西方在自己发明的游戏中被击败了；具体而言，欧洲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被击败了。

　　是欧洲和西方学者想出了支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思想根据(如比较优势理论)，也是在西方国家发起下才建立了旨在鼓励和拓展贸易的国际基本制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

　　但在订立了普遍性规则之后，现在欧洲和西方发现，亚洲国家(总体而言)和中国(具体而言)不仅势力愈来愈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更老到的玩家。

　　比如，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顺差的一部分无疑会被用于国外投资，例如在西方国家的投资。而我们有时会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投资被视为一种威胁。

　　在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出价185亿美元竞购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石油公司尤尼科时，这次中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历史最高出价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而即使一些美国评论员也认为，这一决定有悖美国公开宣布的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其实，是东西方经济平衡格局的变化造成了这种紧张局势。处理国际紧张局势和应对全球化都离不开社会创新，而这些紧张局势和社会创新也是社会研究的核心主题。

　　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进步也是新课题

　　过去几年，中国还表现出在最大型全球性活动上的绝佳组织能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成为可供其他国家效仿的国际新标杆。

　　以诸如此类的种种方式，中国已经表明，自己是一个崛起中的文化大国。比如其海外留学生，已经成为祖国及其教育体制的杰出外交使节。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已经在从科学研究到体育比赛的多种文化活动中发挥了影响。

　　中国这方面的进步无疑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研究课题，例如，在以培养英才为目的教育中，应该有多少关于传统文化与家庭价值观的教育？还有，应该如何管理大学的资金和制定制度支持，从而使所有学科的研究都迅速提升至国际领先水平？

　　特殊的中国经验必须被“翻译”成普遍性知识

　　从历史上来看，在社会高速转型时期，社会理论的发展速度也会随之加快，例如，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就是一场思想革命。

　　如今，速度最快、最具戏剧性的社会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且中国也导致了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着速度最快、最具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中国不仅仅正在改变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也正在改变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这些改变中，有一些是人为推动的，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确保原料供应的政治条约；另一些则并非是有意为之的，但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比如全球变暖。

　　与工业革命期间的情形相类似，这些变化不仅向决策者提出了政治方面的挑战，而且向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思想方面的挑战。新的社会现实将需要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研究模式。

　　可以说，由于处于这场社会变革风暴的中心，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注定会通过解剖中国独特的发展做出全球性贡献，特殊的中国经验必须被“翻译”成普遍性知识。

　　但研究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参与者，就要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国际知识交流网络中产生影响。或者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助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他们的影响力才真正具有全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