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考古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文献的记载，曹丕即位以后对高陵进行了几次大的干预，从公元220年“二月丁卯”开始，“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曹丕在同年十月“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晋书·礼志中》)也就是说除了原先修建的陵园墙和祭殿以外，又在墓道上或墓道前修建了一座石头房子。那么，这个房子是否是带有画像的石头建筑，值得进一步勘察。之后不久，曹丕为了羞辱投降变节的于禁，“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于)禁见，惭恚发病薨”。(《三国志·魏书·于禁传》)可见，陵物建筑中有壁画的存在。“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晋书·礼志中》)这是一次很大的破坏，但并不是拆除了所有的陵园建筑，陵园墙的发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再者，曹操遗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据勘察，考古队在陵园的后(西)侧已经探出了一座东向的墓。前些时，洛阳公布的曹魏时期的曹休墓也是一座东向的墓，上世纪70年代清理的亳县曹氏宗族墓中也不乏东向。说明墓葬的东向成为曹魏区别于东汉、西晋帝陵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对今后洛阳曹魏帝陵的发现以及曹操陵园陪葬墓的判断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顺言之，如果出于学术研究及文物保护的需要，对高陵陵园内已经遭到破坏的小型陪葬墓不妨选定一两座再进行科学的发掘，以求得精确的历史信息。

　　还有，众所周知，西门豹祠是一个重要参考坐标，也值得进一步考古勘探发掘验证。

　　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文献记载的汉魏时期曹操高陵陵园的诸多组成要素会逐渐浮现出来，曹操高陵的证据链条将更加清晰。

　　许作民：闫沛东质疑文章破绽百出 需补补墓志课

　　8月21日，“反对曹操高陵在安阳”的23人汇聚苏州，开了一个所谓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会。主持人倪方六称他们都是“反曹派”，而把“认同曹操高陵在安阳的人”说成是“挺曹派”。反曹派闫沛东，据称是“迫于压力”，未出席会议，但他却提交了自己的反曹文章。文章煞有介事地说“安阳曹操墓从策划到发掘都是在造假”。细读该文，就不难发现其中破绽百出，荒唐谬论甚多，谨择其要者公之于众，并予以简要驳斥，以正视听。

　　《三国志》等历史文献岂容否定

　　认定曹操高陵在安阳，不仅有考古发掘的验证，而且还有历史文献的考证。就考证来说，一些学人在1990年前后就考证出曹操高陵是在安阳县西北的北岭地区。1998年《鲁潜墓志》在北岭北侧西高穴村出土后，安阳的学人又写了文章，一致认定曹操陵墓就在西高穴村。即便“反曹派”们不承认发掘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也无法否认众多学者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出曹操陵墓在西高穴村的科学论断！

　　但偏偏就有一些人，凡不符合其意愿者，便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闫沛东就是如此。为了全盘否定曹操高陵墓在安阳这一事实，他不但说曹操墓中出土文物是造假，就连古文献中明明白白记载的曹操墓应在安阳境内，也认定是不可信的。闫文在第三个问题中，针对《三国志》上有关“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的记载，说“《三国志·魏书》依据的材料是《魏书》及《魏略》，难免以讹传讹”。“《三国志》之史料是靠不住的。”又说：“道听途说的野史轶闻、托名后世的伪书，只会将曹操墓的科学探索引入歧途。”这就断然否定了陈寿《三国志》和其他相关历史文献的科学价值。

　　《三国志》之所以列入“正史”，首先在于他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陈寿撰《三国志》之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符耳。’其为时所重如此。”(见《晋书·陈寿传》)晋代之人，特别是夏侯湛、张华这些名家，尚如此看重陈寿，说明《三国志》实为上乘之作。如果《三国志·魏书》“以讹传讹”，陈寿能服誉时人吗？再说，陈寿著《三国志》应是参考了许多著作，收集了大量新的资料，怎么能说仅仅依据《魏书》和《魏略》？即便采用了二书的资料，又怎知是以讹传讹呢？根据是什么？

　　“魏武王”的称号不可否认

　　闫沛东称：“曹操生前封魏王，是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封的汉朝魏王，绝非曹操食邑封国魏国之藩国魏王，入葬时岂能自降封号？‘魏武王’曹操的称号既不符合史实，又不合逻辑。”又称：“曹操谥号‘魏武帝’，在史学界、文化界从来一直以魏武帝曹操著称，未曾称呼曹操为‘魏武王’，此‘魏武王’绝非曹操，其称谓是难圆其说的。”

　　首先我要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曹操是在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封的魏王？第二，你所说的“汉朝魏王”与“藩国魏王”有何不同？从哪本书中看到有这样两种提法？曹操入葬时称魏武王怎么就自降封号了？第三，怎么知道曹操的谥号是“魏武帝”？你知道“谥号”是什么吗？

　　《三国志》等书明确记载：曹操在建安十八年被汉献帝封为魏公，二十一年为王，因其国号为魏，故称魏王。“谥号”是古代有身份的人死后，根据他一生的事迹，评定褒贬，给个称号。帝王的谥号由礼部议定，曹操死后议定的谥号是“武王”，因其国号是魏，故称作“魏武王”。曹操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的，二月葬于高陵。十个月后，他的儿子曹丕废汉称帝，追尊他为“武皇帝”，故称为“魏武帝”。可见曹操称“魏武王”仅有十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就一直称“魏武帝”了。只要读过《三国志》等书的人都知道这些知识，闫沛东先生作为“三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顾问，能没有这点常识吗？

　　我不知道闫先生是怎么得出“建安十一年夏四月曹操封为魏王”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弄出个“汉朝魏王”与“藩国魏王”的，更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曹操的谥号是“魏武帝”的。我在这里只想说，在曹操死后的十个月内，面临改朝换代，写有“魏武王”字样的竹帛书籍本来就少，能保留到现在的就更少。幸有曹操墓中的石牌刻有“魏武王”字样，与曹操死后的名分相吻合，也正因如此，考古学家才得以认定墓主人为曹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有何值得非议的？

　　《鲁潜墓志》绝非假墓志

　　1998年4月，在安阳县西高穴村西北地出土的后赵《鲁潜墓志》，详细记录了鲁潜墓的地址。该墓志指出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明堂即鲁潜墓的明堂，位于鲁潜墓前。这块墓志道出了鲁潜墓距曹操陵墓的方位和距离，不但锁定了曹操墓的方位就在西高穴村，而且与据史料的考评结果一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鲁潜墓志》的真实性。然而闫文却说：“此墓志似乎专为寻找曹操高陵而虚构的，墓志应在墓内发现，《鲁潜墓志》却埋在土中，且墓志不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专门指明距离魏武帝陵墓有多远。更奇怪的是墓志竟强调该墓位置在何处，亘古未有如此给后人指点迷津的墓志！”又说：“《鲁潜墓志》是真，所反映曹操陵墓方位也必定是假。”

　　这段话表明闫沛东的墓志知识太差。先说“墓志应在墓内发现”这句话。《鲁潜墓志》确实是在黄土中发现的，并非从鲁潜墓内所出。《鲁潜墓志》不在墓中，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推测为古代的盗墓贼盗出，那时不知道墓志能卖钱，因墓志太小(长约一尺，宽约20厘米)，无用途，所以弃置一边。历时久远，故被黄土所埋。又曾推测是历代修渠挖沟，将鲁潜墓破坏了。运出的土又将墓志埋了。这后一种推测可能性极大，因西高穴附近确有几条深沟，其西北地就有很长的一段。东魏天平年间在此开挖了天平渠，后世多有重修。直到民国时期，还曾重新修渠挖沟。所以，很可能是修渠挖沟把墓志埋入了土中。闫沛东没看地形和土层，就说是今人造假所埋。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曾细察过鲁潜墓志，根本看不到任何今人造假痕迹。

　　再说“墓志不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鲁潜墓志》确实没有详细记载鲁潜生平事迹，但记载着鲁潜生前的职务等内容。不详细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志多有所见，如北齐皇帝高洋夫人颜玉光墓志就只有寥寥数语，而无生平事迹。况且在东汉时，墓中有墓志者极少。到南北朝时才大量出现，志文也长，多数记有生平事迹。魏晋时的墓志还不完善，与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比较起来不是缺这项，就是缺那项。后赵《鲁潜墓志》未记鲁潜生平事迹是很正常的，谁也没有规定后赵的墓志必须记墓主人生平事迹。据此，岂能证明《鲁潜墓志》是造假的？

　　最后谈谈闫先生所说的《鲁潜墓志》“竟强调该墓位置在何处”。我建议他不妨翻开赵超著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或者罗振玉的《邺下冢墓遗文》，其中绝大多数的墓志都记载着墓葬的具体位置，鲁潜墓志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记载墓葬的具体位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闫先生说这是“亘古未有”，实乃少见多怪！——看来闫先生真的很需要补补墓志知识这一课，建议他认真读一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邺下冢墓遗文》和《安阳县金石录》等文献资料。

　　总之，闫沛东先生的大作中问题太多，需要批驳的地方比比皆是。而我又很不明白：像这样顶着“联合国世界新经济(中国)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化发展内参》执行总编”、“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三个大头衔的人物，为何撰写出的文章却充斥着片面、猜测和荒谬！据他自己说，他是搞旅游业的，我觉得他倒不如规规矩矩做个旅游商人，学术游戏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林奎成：《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系同一人伪造

　　在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时，该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重要证据之一，与石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遂成为双方论争的焦点所在。近日，供职于开封市文联的历史学学者林奎成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我不是提出质疑，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魏武王常所用’石牌！”

　　记者：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被视为确定该墓为“曹操墓”的“铁证”之一，您就此提出了哪些质疑？

　　林奎成：首先我要强调，我对所谓的“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不是“提出质疑”，而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我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冥称制度”，并查阅了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证明在曹操生前死后，直到曹魏政权灭亡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曹操根本就没有过“魏武王”的称号。

　　同时我又用排除法，排除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称为“魏武王”的姚襄是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的可能性。

　　在这个基础上，我推出了结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

　　由于正埋头于一本书的写作，所以此前我对“曹操墓”的问题并未予以特别关注，直到2010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曹操墓”为2009年度考古重大发现之后，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这个研究是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这次苏州会议上，我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国安博士等许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发出了否定或质疑的声音。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曹操墓的认定，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而质疑之声并不寂寥，何以这么多学者的意见都不被采纳？

　　学术论辩中假设不能代替事实

　　记者：关于曹操“魏武王”称号的问题，有多位学者已经对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现在对您在苏州会议阐述的观点是否有所修正？

　　林奎成：我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对于曹魏政权灭亡后，从南北朝开始，史料中逐步出现了大量称曹操为“魏武王”的现象，我也大致作了考察。当时考虑到，这些都与当前要讨论的“曹操墓”真伪问题无关，所以我在文章中略而未提。最近有人从曹魏以后的史料中列举了十几条称曹操为“魏武王”的例子，其实这远远不够，仅我随手摘记下来的就有42条之多，这还是不完全统计。问题是，这些例子，不仅不能证明“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真的，相反，它恰恰是终曹魏一朝，曹操没有“魏武王”称号的一个有力佐证，这个佐证，愈加支持了我认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这一结论。

　　记者：那您如何回应有关学者对您观点的反驳？

　　林奎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和该所副研究员、西高穴大墓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对我的反驳，我从网上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并且当即就写了《假设不能代替事实》一文。这里只就核心问题略谈一二。仔细阅读了郝、潘两位先生的回应文字后，我感到两位先生都在回避问题的本质。

　　以郝先生的说法为例：“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短短一段文字，连用了两个“也可能”，又用了两个“或者”，证据呢？一个也没有！用证据说话是学术论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曹操墓”的问题，破绽百出，难以弥缝，它是“指鹿为马”的产物，敢说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即以“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而论，“魏武王”一说，在曹操生前死后的曹魏一朝里根本就不曾有过。你硬要说有也可以，但必须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来，没有证据支撑的“也可能”不行！主观臆断的“正是”也不行！“也可能”三字，何以释天下汹汹之疑？“正是”二字，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为同一个人所伪造

　　记者：除了“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以外，您对在证据链上与石牌紧密相关的《鲁潜墓志》有什么新的看法？

　　林奎成：在这次苏州会议上，江苏金石专家李路平先生指出，《鲁潜墓志》中的“魏武帝”之“武”，与“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中的“武”是同一个人书写的。我对这两个“武”字作了认真的比较，结果证实，李路平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种书体的审美取向，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趋同现象，称为“时代书风”。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对某一个具体文字的处理，譬如结体、造型、笔画长短，某一特定部首的形态和位置，甚至书写习惯，诸如起转、顿挫、倚侧、藏锋、破锋之类的技法表现等等，如果这些方面都完全相同，而竟出自两个人之手，就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了。这两个“武”字，在上述特征方面均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鲁潜墓志》按志文出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曹操下葬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中间隔了125年，书写者不可能在写了“挌虎大戟”石牌之后再写《鲁潜墓志》。由此可以确定，《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为同一个人所伪造。

　　由所谓“渤海赵安县”即可锁定《鲁潜墓志》为伪造

　　记者：您认定《鲁潜墓志》是伪造的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林奎成：苏州会议之后，我开始进一步关注《鲁潜墓志》。按照《鲁潜墓志》的说法，鲁潜是“渤海赵安县”人，查《晋书·地理志》，渤海郡十县，没有“赵安”。仅此一条，即可锁定，所谓《鲁潜墓志》也是伪造的！

　　为人撰写墓志，没有把墓主籍贯弄错的道理，而安放此墓志的人又自称是鲁潜的老师，古时师弟如父子，老子不知儿子是哪里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当时的人说“渤海赵安县”，就如同现在的人说“山东省郑州市”，这是不可能的。况且鲁潜是赵安县人，死后不葬赵安而葬邺地，是何道理？如谓“陪葬”，则以从三品的“太仆卿驸马都尉”的身份显然不够资格。退一步说，就算陪葬之说成立，则《墓志》中不说陪主方位，对陪主只字不提，却用去了半数以上的文字大谈特谈“故魏武帝陵”的位置，这样的东西还算是墓志吗？种种乖舛，殊出常理之外！

　　所以我的看法是，《鲁潜墓志》与“魏武王常所用”石牌，二者属于系列作伪。没有《鲁潜墓志》，不足以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曹操墓”；没有“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谁会把那些“胡粉二斤”、“木墨行清”之类的东西与曹操其人联想到一起去？换而言之，抽去《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还有人敢说那是个曹操墓吗？

　　受山西大学文学院白平副教授博客文章的启发，我又对西门豹祠刻石做了认真观察。从书法的角度来鉴别，我初步认定，这也是一件伪作。原因是，这个刻石的文字在技法表现上与《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相比，有大同而无小异；关键的证据是，其中的“武”字，与上面说的两个“武”字完全一样，系出一人之手。这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西门豹祠刻石与《鲁潜墓志》有一定的关联却是肯定的。　　

　　如果发现真的“曹操墓”必是一个帝王陵群

　　记者：那您觉得“曹操墓”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林奎成：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与曹操的身份有关。唯一的“铁证”，当时即遭频频质疑，现在又被证明是伪造的。

　　曹操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生前不帝，死后称尊，中国历史上除明朝以特故而非制之外，从来就没有“太祖孤陵”的丧葬制度。曹魏政权的运祚虽短，但也出了“四帝一王一公”，真的曹操墓不有则已，有则必是一个帝王陵群，当年洛阳晋帝陵群的发现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西安汉陵、唐陵，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陵，河北清陵，实物俱在，何可视而不见？

　　“曹操墓”真伪是纯粹学术问题不要急于行政干预

　　记者：随着讨论的发展，有些争论已经从学术层面转移到法律层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奎成：“曹操墓”的真伪，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学术规范的框架内，通过不同观点的双方反复不断地论辩来进行。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要急于行政干预，动辄以诉诸法律相威胁，更是愚不可及的拙劣行为。

　　学术争辩辩的是什么？不就是辩的真伪吗？说你作伪，而且拿出了学术证据；你说没作伪，尽可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没作伪，这都是正常学术行为范围之内的事。你挖了个大墓，在证据不足、破绽百出的情况下，非要说这个大墓的墓主就是曹操，而众士诺诺，纷纷跟着你点头称是，这样的现象反而不正常了。

　　信息时代，民众的参与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学者之间的争论尚且不免情绪化的语言，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说一些超出学术范围之外的过激或不当言论，不仅正常，而且难免，谁要是为此而被激怒，至少在度量上是不好让人恭维的。

　　坚决反对把“曹操墓”问题地方化

　　记者：有人为您作为河南人却质疑河南安阳“曹操墓”而颇有非议，您怎么回答他们？

　　林奎成：我是坚决反对把“曹操墓”问题地方化的，地方之间的相互攻击，无助于“曹操墓”问题的解决。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曹操墓自然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遗产，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安阳也好，邯郸也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将它私有化。

　　我祖籍山东栖霞，生长在辽宁大连，河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曹操墓”的问题正巧发生在河南，如果山东或者辽宁也弄出来一个假曹操墓，我会照样揭露不误！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不以桑梓之丑而为讳，为的正是维护家乡的名声和尊严，罪我誉我，均非所计！我要表达的是学术意见，在“曹操墓”的问题上，我只做历史侦探，不做现时法官，探究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真相既明，谁当法官去对它进行裁定则不关我的事。

　　我要告诉世人，河南人正直纯朴，勤劳善良，骨子里最富正义感。弄虚作假、败坏河南名声的是极少数人，他们代表不了全体河南人民。在我从苏州回来后接触的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一个河南人对“曹操墓”是假的这一点表示怀疑。我接到了许许多多的声援电话和邮件，有教授、学者，有政府官员，有民间文史爱好者，有警察，有作家，有记者，还有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声援我打假的同时，无不对造假行为深恶痛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杨阳 实习记者 曾江)

　　围绕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是曹操墓的问题，已经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论争，社会舆论以为参与的学者可以分为挺曹和反曹两大阵营。其实我不属于任何阵营，对翻地挖墓也并不关心，我首要关心的是这事有没有积极意义。

　　“曹操墓”发现及相关论争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不论真假，如果是借用曹操墓的名义发展一下经济，我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这次讨论形成的学术气象很好：一是古今对接，古为今用；二是打破了固有的学科思维，学问本来就没有鸿沟，分割太久就僵化了；三是学术的本性恢复，那就是自由、平等、科学，大众有机会看到现在拥有种种学衔、学位的人的学问路线和手法，这本身就很有趣；四是从文学的曹操回到真实的曹操，这对大众的学术思维普及训练很有好处。

　　再次，我谈谈对研究曹操的价值。我已经实地看过这个墓，也谈过一些看法，主要是对安阳方面的出土材料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参与讨论这个墓主要由三个原因引发：一是这次出土材料几乎要全面否定所有传世历史文献关于曹操的记载，由此促使我思考这是否可能。二是在发布会当天，我发现所看到的文物中有不少假货，也就是现造的。三是安阳考古队不断地挖、不断地发现，引发了我不断地关注和思考。

　　我的整体看法是这些出土材料大部分不是墓里的，有些肯定是伪造的，也许来自盗墓贼。我个人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是别人提出的或者别人先谈及的，则尽量注明。

　　出土画像石仿制技术粗糙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画像石存在许多问题。其一是数量，安阳考古队最初说有1万多块，后来说几千块，现在说几百块(均见《曹操墓真相》一书)，且都是碎片。画像石的数量因受质疑而骤减，不能确定其数目。其二是发现地点，安阳考古队一会儿说在洞口，一会儿说在墓中，一会儿又说是从盗墓贼手中追回的。其三是时间，2009年发布会说是当年发现的，但早期不是这样说的。其四是内容，原来说是水陆攻战，现在叫七女投江或者复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块石头。图1见2008年12月《报林》，该期刊登的安阳考古队撰写的《这儿就是曹操墓》说：

　　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曾被盗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魏武王家用”铭文。曹操终生未称帝，去世时最高爵位为武王，因此怀疑是从上面墓葬中盗出，最起码是在其附近出土。这也是有关曹操陵墓的又一直接物证。同时这里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画像石现在已断为三块，拼接起来基本完整时代为东汉晚期，内容为水陆攻战图，其中每个人物旁边都有题字，如“咸阳令”、“主薄车”、“首阳山”、“侍郎”、“侍臣”、 “纪梁口”、“口者车”和“一使者”等内容，这也绝非是一般墓葬中所能出土的。

　　我们知道，我国考古发现的画像石以数万计，但墓主级别都在二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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