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压力，近两个月，一场强制性的“减排”风暴正在多地涌动，部分省区纷纷采取限电限产甚至关停措施。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采取突击式“双限”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高能耗和高污染仍在反弹，而这种“一刀切”的措施，也使当地非高耗能的企业和居民陷入苦恼。

　　多省区掀“限电限产”风暴

　　今年８月份，贵州省启动工业节能减排二级橙色预警调控方案，对列入第一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超限额名单的３２户企业实行惩罚性电价，对能耗速度大于产值增长速度及各地提出拟停产整顿的５２家企业实施停产整顿。

　　９月份，河北省开展了“节能减排会战月”活动，明确如果市、县、企业节能减排指标未能按时达到降幅要求，省里将下发黄牌警告通知书，并视情况启动预警调控方案，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关停……

　　中钢集团广西铁合金有限公司，是广西最大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在此次节能减排风暴中被限产三分之一。公司总经理黄海胜表示，铁合金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目前正处于恢复期，９月份价格才开始回升，本来有希望扭亏为盈，但限产之后难度就很大了。

　　“现在很多工人待业在家，公司还得给他们发放生活费，一个月七八百元，比以前的工资少一半，职工也有情绪。”黄海胜认为，政府重视节能减排是对的，但应该统筹安排、按步实施，“说是停产两个月，但很有可能持续到全年，企业就更吃不消了。”

　　不光是企业用电受到限制，为了冲刺在年底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有的地方甚至对非高耗能企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加以限制。

　　浙江的台州、温州等城市一些企业反映，８月底时集中在高耗能行业限电，到了９月初就开始“一刀切”限电。在这些地方，曾经“无人问津”的柴油发电机，突然成了抢手货。

　　“买发电机就是为了赶工期。”浙江一家制衣厂的王老板苦笑着说，因为当地的企业大多是外贸加工企业，所以订单是早签好的，如果延误工期就要罚款，因此很多企业只能买发电机发电，虽然成本高但也要扛过去。

　　令他困惑的是：“如果企业都想招自己发电，表面上官方的发电量数据下来了，但能耗其实并没有减少。这样突击报上去的数据，能反映真实情况吗？”

　　“双限”一刀切出现传导效应

　　今年５月，国务院发布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以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布了１８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名单，按照“时间表”，很多企业要在９月底前关停，重拳淘汰落后产能的警报拉响。

　　但是，记者采访了解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应的产业鼓励政策和措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又有所抬头，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降速放缓，甚至不降反升，部分地方电耗增长迅速。如今累积到“算总账”之时，地方官员为了在考核时过关，于是出现了全民限电的“怪招”。

　　“从９月份开始，我们的轧钢厂开始陆续地停下来，预计９月份棒材产量将减少约２０万吨。”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梁景理告诉记者，“柳钢的外供电９月份减少了２０％左右。”

　　山东省召开的一次节能工作调度会上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１至４月份，山东省新增高耗能企业１２６２户，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２．８％，主要是前几年新上的项目开始释放产能。今年１至５月份，山东有８个市的高耗能行业电耗增长超过２０％，最高增幅达到３２．３％。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干旱等诸多原因，今年节能降耗形势严峻，反弹明显：上半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上升１３．６８％，是全国增幅最高的省份；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上升３．５７％，是全国七个上升的地区之一；广西完成ＣＯＤ排放总量是全国减排进度落后于时间进度的５个省份之一。

　　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金融危机过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能的重新抬头以及一些新增的“双高”项目加剧了地方节能减排工作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部分地方今后节能减排形势更加严峻，这成为多省区在下半年突击节能减排的重要原因。

　　广西贺州市一家水泥公司内部人士表示，公司虽然属于高能耗企业，但是公司一直坚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大量利用冶炼渣、煤灰、工业石膏等工业废渣，变废为宝，“现在对我们限电之后，反而会对企业内部的节能减排带来影响。”

　　“一刀切”的方式也引起专家和行业人士的争议。国内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贾良群认为，限产限电遭受冲击的主要是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但如果对非高耗能企业也进行限制就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目前，对钢铁行业影响比较明显的是产量有所下降。”

　　“限电限产之后，钢铁、水泥的价格目前都呈现出明显上涨趋势。目前一些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价格抬头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建材行业价格上涨，如果继续持续，可能会有新一轮的波及效应。”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晓鸣说。

　　受访的很多企业认为，“限电之举”看出政府是动真格了，但落实节能减排必须提前做，而且是长期性的，“临时抱佛脚”，能从根子上扭转“减排”吗？

　　构筑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目前这种为应付“节能大考”的“一刀切”行为，对节能减排进行了技术投入和改造的企业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节能减排的初衷。一些专家和行业人士指出，在中国，工业能耗数量大，占全社会能耗的七成左右，因此节能减排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工业。但是，节能减排不等于拉闸限电。

　　刘晓鸣说，从长期来看，临时性的限电限产举措可能会带来相关行业市场波动，造成部分企业在明年突然释放产能，从而引起能耗和排放的报复性反弹，加剧今后节能减排工作的复杂性。

　　今年是我国实现“十一五”规划中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２０％目标的收官之年，前四年已经完成近八成任务，正处于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面临巨大压力。专家认为，我国的节能减排应注重构筑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仍然是一项重要内容，将继续作为量化的约束性指标。

　　埃森哲全球战略咨询主管马克·斯佩尔曼表示，中国的能源需求正在加大，最应注意的是在ＧＤＰ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之间寻求平衡。不能因为追求ＧＤＰ增长而一味地消耗能源，要进一步细化目标，以促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说，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尚未掉头的粗放型的产业结构和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仍然存在；“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减排４０％－４５％”的承诺，还没能成为有关部门的现实压力；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等办法，市场手段尚未成为节能减排的有效调节工具。

　　张卫国等认为，重视节能减排，光靠政府调控不行，还必须依靠合适的制度加以激励。比如，通过环保、土地、金融与财税等多方面的政策手段，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建立排放交易等制度，使主动节能减排者有收益、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