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收入差距“拐点”渐现

　　“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晒福利”又成了网络上的一项热门话题。

　　“单位往账户里打了一万块钱，别的没了”、“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以示祝贺”……五花八门的帖子显得有些娱乐化，但背后问题的核心却十分严肃——福利只是冰山一角，多数网友真正关心的是收入差距。

　　从年初到现在，决策层多次提到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从舆论关注的焦点来看，无论是促使国家统计局三次回应的“5.4万亿元灰色收入”推算，还是引发广泛争议的“8.17亿中产阶级”报告，其指向也都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凸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显。

　　不过，许多资深专家同时认为，缩小这一“鸿沟”的机遇也在到来。

　　差距缘何拉大？

　　毕业快5年、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刚刚在武汉买房，当他将近3个月存下的1万元钱存入银行的按揭账户后，银行卡顿时又亮起了“红灯”，“买房后的存款从没高过5位数，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时候，方巍会很羡慕或妒忌他的同学徐斌。后者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各种关系进了一家证券公司，“赶上2007年大牛市，年底奖金就发了6万”，现在有车有房，假期休市时还可以与家人四处旅游，生活品质比方巍高出很多。“毕业不到5年，我们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方巍说。

　　此外，城乡收入的差距扩大同样明显。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这一数据是2.56，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指出，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9年的这一数字已经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撑。

　　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李扬及其研究团队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0.4以内，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他说。

　　拐点正在到来？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中引起广泛讨论。

　　日前在上海世博会一次主题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开门见山地说：“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为此，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

　　李扬表示，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

　　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有消息称，像泰康人寿这样的大型保险企业也在其中。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便成为中国政府的任务。实际上，此类尝试已在进行。“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因为人均土地少，这种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柯炳生说，“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

　　在转移的过程中，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李扬表示，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

　　共识如何变为现实？

　　目前，各方的一个共识是，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应成为政府“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指出，“十二五”期间越难的问题越需要具体化。像“十一五”期间设定单位GDP能耗降20%的目标，原来看起来很艰难，但因为是约束性指标，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预计能够实现。这给了政策制定者一种启示：虽然缩小收入差距很难，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实机制方面有保障的话，还是有希望实现的。

　　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不但事关社会公平，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顺利转型。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26万亿元，较2005年接近翻番。“看起来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从收入分配结构上说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

　　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紧密。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低，他们把相当部分的收入用来购买房产，然而这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并且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

　　“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李培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