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20.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13.2%

　　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7%。

　　如何看待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如何破解城乡居民增收乏力等难题？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20.1%，工资形成正从“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

　　在河北香河某家具厂打工的农民工周光明说，今年上半年他的工资已经由去年的每月40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五六千元。“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工资确实涨了不少。”周光明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底他打算回老家镇上买套大点的房子。

　　在河北香河，农民工很抢手。“只要跟老板打个电话说要去他厂子上班，老板都会派车去接，要是太远的话，至少也会报销路费。”说起他的就业状况，周光明很是骄傲。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主要为外出打工收入的工资性收入同比增幅达到了20.1%。同时，家庭经营收入增长21.0%。

　　专家认为，局部的“用工荒”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出现结构性拐点。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促成了中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已经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型劳资谈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今年上半年，农产品总体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对农民增收促进作用比较大。同时，近年农业产业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此外，国家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政策性因素也不能忽视。

　　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范志勇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这对解决城镇收入差距过大，化解二元经济结构有非常积极作用，总体上来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还是在解决历史欠账的问题。

　　刘元春也认为，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快速增长， 虽然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出口和工业投资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这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国内消费、促进贸易平衡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31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CPI，但是不同人群对收入增长的感受迥异

　　日前各省份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31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大于CPI增速，其中29个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10%。但不同人群对收入增长的感受迥异。

　　毕业在北京刚参加工作的小魏今年签订的合同工资，相比去年和他同等条件进入公司的师兄，他的月薪增加了30%。“在北京做咨询行业的同学，月薪基本上比去年涨了一至三成。”他说。

　　在一家央企下属公司做行政工作的张秦近期刚刚涨了工资，她说：“我们单位刚涨了500左右，但是到手也就4000左右，在北京这点工资本来就不高，涨了也不觉得多。”

　　在北京某网站工作的徐先生说，他的工资去年是4000出头，今年工资还是一样。“在这工作了两年多，工资基本上就是纹丝不动。”徐先生说。谈起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6%，他感觉自己的工资是“被增长”了。

　　像徐先生这样感受工资“被增长”的人还不在少数，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是“拖了收入增长的后腿”。一条“三成博士收入低于3000元”的消息，近日更是在微博上被网友疯传。

　　范志勇认为，公众对收入增长的感受有较大的落差，原因有二：其一，统计数据反映的只是平均数，难以完整地反映不同区域和行业人群具体感受。其二，居民对收入增长的感受，其实与他们的支出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年轻人的支出结构中包括房贷、子女教育等，这部分支出是刚性的，随着物价上涨、加息等影响，支出涨幅也比较快，这部分人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更深刻。而部分居民消费结构不太一样，消费弹性比较大，对物价上涨感受就不太明显。

　　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市场才能真正启动

　　刘元春指出，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占全国消费的80%左右，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市场才能真正启动。

　　刘元春认为，在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方面，不仅要依靠劳动力市场自然的变化，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比如，进一步落实《劳动法》、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加大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社会救助与物价联动的机制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等等。此外，政府还应破除部分行业的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范志勇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0%，这也提醒我们在税收政策方面，要推行大力降低税负，并推动税制的改革。只有降低企业的税负，才能为居民收入增长提供空间。同时，还应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比如在个税征收中，房贷支出就可以放在应税收入之外，个税征收也应考虑家庭结构情况，同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如果家庭刚性支出较大，个税应该适当少征。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也认为，要抑制当前通胀水平、调节收入分配，推行减税与税制的转型已势在必行。“在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渠道转嫁到公众身上。”高培勇说，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税收和物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且商品和服务中所含的税负要高于西方国家。

　　他指出，要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从长远看，我们要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的比例，增加直接税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