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2006/2/18 15:47:46 作者：qiaoqiao
原作者:
qiaoqiao
文章来源:国庆节~~~~反法西斯战胜60周年纪念日 阅读: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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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我们如何纪念？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一个甲子，胜利与灾难都已渐行渐远。 按照历史的经验，随着历史主体的一个个逝去，民间集体记忆应该逐渐自然消退，历史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对象，淡出现实的视野。但是，纪念的声浪却掀起新的高潮。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隆重热烈，又要务实节俭，讲求实效”地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而在今年的“两会”上，香港代表朱幼麟向全国人大递交了《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提案，建议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提议一经公布，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官方与民间纪念意愿与行动的汇流，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态度和立场。 与欧洲和美国欢呼胜利、反思人性相比，我们至今仍然要为基本史实而斗争—当奥斯维辛成为德国人忏悔之所和人类悲剧纪念碑时，南京大屠杀还被日本某些人士认为是虚构的。于是，比纪念更重要的问题产生了—6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纪念？ 抢救历史 与10年前50周年纪念期间宏大叙事唱主角相比，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经历和见证的战争在如今更受关注。事实上，这种变化除了历史研究方法的转移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抢救者群像 “卢沟桥事变已翻过63个春秋，当时20岁的人现在也83了呀，再不写他们就会永远地失去机会。”这是“抢救历史”代表人物方军的话。方军1998年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后，又花费7年时间采访了200多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今年5月出版了新书《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陕西人民出版社)，成为抢救历史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过的方军知道，博物馆学尤其是战争博物馆学主要分为人证、物证、口述史，“最后一批人”是在记录口述史，也是在抢救性地搜集重要的人证、物证。 像方军这样进行抢救性地史料搜集工作的人还有很多，甚至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他们以自己的责任感和意志，顽强地搜集历史的碎片。 在引人注目的中日韩三国学者民间修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苏智良主要负责中国的慰安妇问题部分，在书中，他确定上海“大一沙龙”为世界第一个日军慰安所。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从1992年开始，他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仍然在世的慰安妇，花掉数万元积蓄。苏智良出版了多部著作：《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罪孽滔天——日本的慰安妇制度论文集》《女殇——受害者的控诉》《日军在海南的统治及其暴行》。为了永久地保全证据，苏智良从2001年开始请国家公证处法律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到目前完成公证的有20来位。 1986年，四川人樊建川看了电影《血战台儿庄》，他被震撼了，从此，他的收藏品种中就多了一项重要内容：抗战文物。迄今为止，他搜集的抗战文物已有数万件。为了让更多的人与他分享抗战记忆，樊建川启动了一项颇为庞大的工程：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兴建抗战博物馆。在他的设计中，博物馆会有一个壮士广场，广场上将放置“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每尊高2米，选取的对象是国共方面的200位著名的“抗战壮士”。据悉，该馆将于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竣工。樊建川也有私心，他说，想把自己的形象放进壮士广场后面的无名士兵群像中。 与方军、苏智良、樊建川等把脚步和目光聚集在中国抗日战争上不同，不少寻访者开始关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二战亲历者以及他们的苦难，以行走的方式延伸中国人的眼界和思考。 朱维毅从2000年起，用十多年时间在德国寻访二战德国老兵。他今年出版的《寻访“二战”德国兵》(同心出版社)中，他写了数十个故事，这些都来自德国老兵们的亲口讲述。“我是个工学博士，写作不是我的专业，但我自认为有义务完成这个任务。”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走访了二战遗迹，寻访欧美的二战亲历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专门探访了比利时的辛德勒——华人女性钱秀玲。二战中，钱秀玲先后挽救了近百名比利时人，创造了人道主义奇迹，战后，比利时国王为她颁发了奖章，她的故事被拍成电影《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丁刚寻访到了钱秀玲救出的幸存者。新近出版的《二战，在寻访中》(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他寻访的足迹和欧洲人对二战的反思。 46岁的沈阳人杨竞，花费近10年时间，搜集二战沈阳盟军战俘营历史。1942年11月到1945年9月，1500多名盟军战俘被关押在“奉天俘虏收容所”，2年半的时间里，250多名战俘死在了那里。档案部门没有留下相关资料，杨竞就四处寻访并采访了数十位老战俘及其家属，出版了《奉天涅——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揭露了这段“不仅在中国鲜为人知，在美国也是默默无闻”的史实。 这份名单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摄影师张国通10年来致力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调查和纪实摄影采访；牡丹江民营企业家周艾民用15年时间寻访，揭开“东方马其诺防线”史实…… 类似的寻访，更多地出现了中国视角和中国观点，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反思和纪念二战中响亮的声音。 抢救者的苦恼 目前，对战争亲历者的寻访和记录还主要是民间人士个人的行为，尽管寻访者中不乏朱维毅、樊建川这样的企业“老板”，但多数人并不富裕，对不少寻访者而言，最大笔的收入也许就是稿费，费用问题时时缠绕着他们。 三年前退休后，方军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000多元，他称自己是“下岗老工人”。有时候，因为费用问题，使他与“最后一批人”阴阳两相隔。每次采访，他都要用心计算如何坐车可以省下住宿费……有时候他也会碰上好人资助，比如他去陕西采访，就是北京朝阳公安分局3名经常看他文章的警察赞助了1000元路费。 苏智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目前内地还在世的已知慰安妇大多分布在偏远地区，生活困窘。“我感到应该帮她们一把，应该为她们实实在在做点事，(这是)良心和责任。”但是，这对一介书生谈何容易？苏智良的著书的稿费全部搭了进去。“我一边做学问，一边也得努力赚钱。”苏智良告诉记者。如今，苏智良夫妇与有关机构经过多方筹资，每个月给每位老人提供100元生活援助，对许多老人而言，这是唯一赖以生存的费用。 与费用问题相比，更令寻访者们担忧的是精力和能力问题，51岁的方军说：“这些已至古稀之年的老人都是历史的珍贵的见证者，一个人离去了，他就带走了他个人的全部历史；这些人都不在了，历史这一页可能就翻过去了。”方军的无奈在于：“我每天都在写，可还是追不上，很多该去采写的人因为精力与条件有限不得不放弃了。” 随着城市建设的进展，许多历史的遗迹都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杨竞发现的“奉天战俘收容所”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坐落在沈阳市大东区的中捷友谊厂内的这座收容所，目前只有几间战俘居住的营房、日本宪兵的守备营房和一个水塔等几处建筑保存尚好，其中一处战俘营房还居住着工厂职工。苏智良考证的上海“大一沙龙”慰安所就是如此。他呼吁：“作为日军推行军事性奴隶制度暴行最大受害地的中国，作为日军慰安妇发轫之地的上海，应该像奥斯维辛那样，建立一个永久的中国慰安妇纪念馆，记载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罪恶。” 这些“抢救者”心里有个疑问：有些地方为什么情愿建造一些不伦不类的人造景观，也不愿意为历史留下一点痕迹呢？- 责任与智慧的考验 60周年纪念，对新闻出版人、文化人等文化内容供应者而言，不仅是责任，也意味着考验。实际上，尽管大批纪念性的图书、报道、纪录片等文化产品不断出炉，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60周年，对我们的智慧是一次大考验。 规模对策 根据《2005年全国图书选题审读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全国报送的352种抗日战争选题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作品占主导地位，占此类选题的48%；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占28%；抗战文艺作品占了近20%。而报送的68种二战的选题中，翻译作品数量超过一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5月共出版有关抗日战争图书150余种，出版有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图书近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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