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点30，8点40进教室，9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点45进教室。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于是我泡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米拉对雪的感觉》。 

　　9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用英语说："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 

　　他们解释，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学校放假，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研究中心的秘书问我，学校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这里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成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并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我们怕讲不清楚。" 

　　"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瑞典的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 

　　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启之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详确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 "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未必比日军少，倒很可能比日军多。" 

　　真让人窝囊！这是什么***学术著作！我心里暗暗骂街。表面上还挺强硬："你们从电影说到史书，到底想说明什么？" 

　　高树："我们只想向您讨教，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投降日本？这是否与国民性有关？"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难以捉摸。 

　　我压着火--不管这两个日本人怀揣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抗日电影中都有这类形象，你不能否认伪军之多、汉奸之众与国民性无关。他们为什么投靠侵略者呢？没见有人研究过。 

　　大约是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国家亏待了他们；大约是小人当道，邪气上升，与其当小人，不如找个靠山当汉奸；大约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鬼话，从种族主义出发，以为这是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战争，黄种人要雪耻，要报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确实与国民性有关，一盘散沙、有家无国、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跟日本人说这些话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不太情愿地说了。这两位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通，不说他们也知道。尽管如此，面前的那台录音机还是让我老大不舒服。 

　　高树和完田一齐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这回该不该回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