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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千山与万水——叶剑英在长征路上
作者:资料库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4-3 14:12:32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采取消极防御、短促突击等错误对策,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地盘越打越小。叶剑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中央苏区好比鱼缸养鱼,鱼很大,盆很小,养不活。毛泽东曾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红军当初就深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心脏去,打向江、浙,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没有被接受。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覃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领导三万多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十月十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从瑞金向于都集结,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集中地域转移,突围部队共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之前,叶剑英由福建军区调回总部,因李德(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对他有意见,把他的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解除了,让他到军委四月当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
  调整配备干部,是突围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叶剑英到任后,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和使用干部,及时地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保护了一批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的干部。
  在王明“左”倾统治时期,许多同志因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开除党籍。长征前夕,“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视这部分同志为“包袱”、“累赘”,想把他们一部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带走,个别的枪毙。叶剑英坚决抵制这种做法,甚至冒着被打击的危险,设法让这些同志参加长征。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带着“内定”意见找叶剑英商量,决定参加长征的犯“错误”干部走留名单。“左”倾错误领导者原来要把边章伍等枪毙,叶剑英坚决反对。他说边章伍参加宁都起义后,随即加入党的组织,在军委机关工作是有成绩的。又说,边章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识渊博,军事理论和军事素养较高,是军队建设的有用之才。“左”倾错误领导者所讲边的“罪行”似是而非,不得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实践证明边章伍在以后的统战工作和军队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叶剑英力主边章伍随军长征一事,在他同边章伍共事多年、朝夕相处中,始终没有告诉边章伍。解放后,别的同志告诉了边章伍,边章伍同志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
  在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深谋远虑地向军委提出了保护干部的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易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受保护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井分配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
  叶剑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但因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对一些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左”倾错误领导者把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干部视为内中刺。他们不让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参加长征。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河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个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情,心情非常沉痛。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时,曾任旅莫支部负责人,对王明宗派集团否定在留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企图取消旅英支部的作出给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对他深怀不满,寻找借口,滥用组织决定,不让刘伯坚参加长征。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担任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一九六二年“八一”建军九叶剑英怀念当年在于都河边,与刘伯坚同志依依惜别的心情,赋诗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这是多么雄壮豪迈、寓意深邃的访篇啊!战国时荆轲赴秦刺秦王政,其好友高渐离到易水击筑送行,荆轲和歌:“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叶剑英用古代这位志土慷慨赴难、义无反顾的豪情壮志来赞喻刘伯坚的高大形象,表达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他每回忆这段历史,心情部十分沉重。

              “问君西游何时还”

  长征开始了。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分四个梯队(代号红安),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秦邦宪(博古)、李德(华夫)、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等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李维汉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姚吉任代参谋长,包括中央机关和后勤系统(代号红章),董必武、林伯渠、谢
觉哉、徐特立等和三十二名女同志,随第二纵队行动,一、二纵队并肩前进。
  在开始集结和突围初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规定夜行军。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部队吃完晚饭,集合出发的号音就吹响了,战士们穿着灰色的军装,扎着皮带和绑腿,背着背包、枪支、手榴弹和充足的子弹,携带十天的干粮,一队队向集结地开进。步伐声、马蹄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
  叶剑英司令员身着灰军装,腰插左轮手枪,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新的征途。
  十月二十一日,叶剑英率领的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前进。在信丰河地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分左右两路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近并掩护,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五军团在刘伯承协助下殿后。这是突围的部署,也是行军的序列。全军八万多人携带大扎辎重,搬家式的在羊肠小道上行进,行动非常缓慢,半个月之后,在湖南汝城、城口之间,通过了敌人给二道封锁线。十月十五日,在良田、宜章之间,通过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判明主力红军意图,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罗织刘建绪、出岳、周浑元等五路“追剿”红军。又令陈济棠、白崇禧在粤、桂过堵截红军。红军指战员与敌军浴血奋战,冲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十一月末分四路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突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避战方针和拙劣指挥,使部队损失过半。
  突围行军中各种命令、指示要及时下达,部队的行动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要及时上报,尤其是敌军的部署、动态要及时掌握,通信联络一分钟也不能中断。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情动态。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以后,进入西延山区,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界山。叶剑英登上这座高山,极目了望。远处,机枪的声音很密,后卫部队正在阻击敌人。脚下,险峻的雷公岩,几乎是九十度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去不能动了。伤病员在此都下了担架,被同志们背着搀着走。叶剑英越走心情越沉重,他想到那么多同志牺牲了,部队从八万余锐减到三万多人,到哪里去补充?此情此景,使他分外想念根据地,想念毛泽东、朱德艰苦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他不禁引吭高歌,
    “越过千山与万水,
    问君西游何时还?
    ……
    ……
  这里抒发了他对中央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怀念和惜别之情。
  部队在西延龙胜山区,翻过了一座很高的山头之后,紧接着又渡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一片开阔地一、三、五军团都准备在这一带休息。根据敌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迅速命令一、三军团立即前进,五军团担任后卫,防止敌人空袭和追击。
  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找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碰头,布置具体贯彻执行。他叫人向一、三军团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办,接到命令,立即
疏散。
  部队按命令正在上山,这时,敌人已追到河边,叶剑英还在山脚下。当他爬到半山,敌人的飞机来了。他分析敌人飞机远道而来,不会很快发现目标,于是靠在路的一边隐蔽。没想到敌机飞得不高,很远就发现了目标,俯冲过来投弹。他赶忙跑步走开,已经来不及了,刚跑了几步,炸弹就爆炸了,他跌倒在地。
  当时他并不觉得什么,好象被人打了一拳,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又走。警卫员范希贤赶来扶住他说:“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这时才感到了痛,大腿靠臀部的地方,血往下直流,还有股热气。
  “知道了。”他沉着冷静地回答。
  警卫员把他扶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让他躺下。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得知叶剑英负伤的消息,急忙找来一副担架,抬着他走。
  叶剑英在担架上躺了半小时,伤口还是不停地流血。
  担架把他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李伯钊恰好在那里帮助护理,见到叶剑英忙问:“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泰然自若地回答:“不要紧的。”
  经过医生检查:弹片打进靠臀部的地方约有十多公分深。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取出弹片,只作了简单的包扎。直到现在这块弹片还未取出来。每当谈起这次负伤,叶剑英总是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身上留下这块弹片作纪念,它可以使人不忘过去。
  后来发现,叶剑英的大衣,被炸弹打了五十几个洞。原来飞机轰炸时,他右手正拎着大衣。从大衣“负伤”的严重情况看,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啊!
  叶剑英负伤后,部队在宿营地附近打土豪分给他一个猪腿。这个猪腿是在脸盆里炖熟的。长征中红军用脸盆煮饭吃,这是常有的事。

从遵义到夹金山

  红军主力过湘江后,蒋介石怕中央红军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急忙变更部署,调集几十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妄图围歼红军于去湘西的路上。“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分析敌情的变化,仍坚持原来的计划要去会师,这就势必要与五六倍之敌决战,那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严峻时刻,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放弃原计划,争取主动,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红军于是向西前沿占领黎平。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此之前,部队进行了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作战。
  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九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中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占领遵义,这是红军的一大胜利。
  在这座黔北名城中,中央红军休整了十二天,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
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确定张闻天为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日常事务。
  遵义会议后,面临着一系列军事行动问题亟需解决。在行军途中,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有的同志提出要夺取打鼓新场(即金沙),正在讨论,敌人的飞机突然来了,叶剑英和毛泽东等连忙躲进屋后的茅草屋里,没有发生什么危险,飞机过后又继续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叶剑英衷心拥护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积极宣传贯彻会议精神。他回忆说,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使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对后来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也有其深远的影响。
  长征以来,叶剑英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为军委总部起草了许多电报。他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常对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关系到许多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完电报一定要多看几遍,反复推敲,达到简明、准确无误。当时红军中有的参谋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叶剑英经常对他们言传身教。参谋起草的电报,他认真修改,有时几乎全部重写。他将改好的电报,让参谋重抄,抄好后他还要认真看两遍,然后签字发出。有的参谋同志不懂韵目代日,他就给他们讲授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基础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参谋的工作能力。
  第二次占领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光荣牺牲了。三军团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确实需要派得力的人,同意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
  有一天,部队行军八十里,在宿营地已经吹过熄灯号,一军团来电报说,三军团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修架,以便第二天部队通过。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都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已是十分困苦,但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碰头研究,布置第二天的行军任务,并要求自己带工兵连夜赶修桥梁。几位科长考虑到他负伤未愈,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只好将架桥任务交给了孙毅,说:“架桥关系到全军的行动,桥修不好就要耽误部队的行军速度。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去修桥,可能一夜不能休息,第二天还需照常行军,任务十分艰巨。”他对如何完成任务,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又作了具体的交代,才放心让孙毅同志带工兵连二十多人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劳累了一夜才把桥架通。拂晓时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带领部队顺利通过。
  六月中旬,三军团来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下,这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高耸入云,经常不见山峰。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终年积雪不化,深处竟达数丈。当时是六月炎热季节,
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周围是起伏不断的山地,人烟稀少,哪里来这许多衣服?最初他们也曾想带点烧酒御寒,但当地人不过百户,哪里来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后,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点生姜、辣椒以备上山压寒;因为山上空气稀薄,走路时,一不能快,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
  上午八九点钟开始过雪山,叶剑英拉着拐棍,与警卫员互相勉励,艰难地向前行进。雪山上的气候,变化莫测,上午是鹅毛大雪,狂风卷起无数雪柱;下午又阳光灿烂,一片白雪皑皑的银装世界,耀眼欲眩。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浑身打着哆嗦,牙齿打着寒战,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后来,他回忆这段艰苦的历程时说:“我在上山时,口里含着生姜片。路很难走,暴风夹着雪沙,打到人的脸上、手上,象刀割似的。有的同志用手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走路踉踉跄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在雪窝里或雪崖下,永远也爬不起来。”当时的情景确是如此。当他走到山顶,看到三个同志僵直地围坐在一起,象在那里烤火可是走近一看,他们已经牺牲了。
  从达维镇开始,吃粮就非常困难了,到卓克基,部队全党野菜充饥,一个多月吃不到盐和油,有的部队连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菜根。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但沿途藏民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躲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不肯把粮食卖给红军。叶剑英对部队说,我们要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搞不到粮,宁肯饿着肚子。一些藏胞受反动宣传,拿起长矛大刀,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向后退,通过通司和他们谈判。他不仅这样教盲部队,而且订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和有效措施。由于他带头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使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上山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参谋孔石泉的脚被土枪打伤了,走路十分困难。叶剑英看到后,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驮骡牵去。孔石泉很感激,至今还常说,如果没有那匹牲口,我是很难从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对电台、通信人员叶剑英更是关心倍至。他经常叮嘱大家:分配东西不要忘了电台的同志,电台人少,他们工作很辛苦,是无名英雄,要适当的照顾:叶剑英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

我愿当开路先锋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是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局面。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六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勉强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但又借口中央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妄图篡夺领导权。党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会后,张国焘造谣生事,蒙蔽事实真相,肆意歪曲中央的路线,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并进行频繁的篡权活动。他指使他所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增设军委常委,并提出了具体的名单。他还授意他的支持者向中央建议,要求任命张国焘为“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党中央应四方面军领导的要求,派叶剑英等同志到那里去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立即同李富春等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从黑水芦花到毛儿盖,要翻越四千多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山上空气稀薄,行走十分困难,但有了前面过雪山的经验,这次在物质上又做了御寒的准备,挺拔险峻的大鼓山,在他们谈笑之间也就撇在身后了。
  七月底,叶剑英到达毛儿盖。毛儿盖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村子,大约有三四百户藏族人家。那里的房屋是石砌的,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面存牲口。叶剑英在毛儿盖住在一户藏族同胞的家里。他到前敌总指挥部,加强了司令部的工作。
  八月六日,党中央政治用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多方进行辩解,陈昌浩也为张辩护。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北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二十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占领了整个眠江东岸,并有一部越过眠江占领西面的杂谷脑,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安地区,随时可以策应;尾随红军的刘文辉郎已赶到懋功。蒋介石作好了准备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党中央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决定出其不意,改变行军路线,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洼,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毛儿盖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麦磨面。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根据这一教训,全军组织学习打骑兵。叶剑英到三十军为部队讲打骑兵要领。他说:过去我们擅长在森林、山地打敌人的步兵,
现在我们要过草地,会遇到敌人的骑兵,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同骑兵作战,能州自己的手中武器战胜骑兵。他重点讲骑兵的特点和战术,以及步兵与骑兵应战的战术原则。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概括了几个要点:一,发现敌人骑兵后,最主要的是沉着、冷静,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的火力对付骑兵。二,敌人骑兵在八百米距离上,应用重机枪射击,在四百米以内,应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三,如果敌人骑兵向我方冲锋时,步兵应用火力破坏骑兵的战斗队形,而不要进行白刃格斗。四,如果骑兵真正冲到面前了,应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即或骑兵冲入我们的队伍,也应作抵近射击。五,敌骑兵被击退时,则在较远的距离上进行火力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要字牢记住占领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叶剑英还讲道,在宿营、行军时要加强对放骑兵的侦察和警戒。在草原宿营队应选择天然有利位置,行军时,切忌一路纵队前进。要制定行军、宿营的战斗预案。
  叶剑英讲得既切合实际,又通俗易懂,解决当时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人骑兵的一大难题。
  讲完打骑兵战术要规程世才军长请他吃饭。他在吃饭时间程世木“有熟悉草地的老百姓没有了我们要过草地,需要找个向导。”
  程世才回答:“有一个老乡去过草地,对草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姓李,我们叫他老李。”
  程世才派人把老李请来,叶剑英对老李说:“老李同志,我们大部队要过草地到拉卜楞去,需要几天时间?”
  老李说:“草地没有路,也没有人,大军从那里无法通过。”
  “你过去不是走过吗?”
  “我走草地靠神的保护。”
  “你能过草地,我们也能过。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要北上抗日,蒋介石阻拦我们,不让走大路,我们就走草地,到甘南的拉卜楞去。”
  “你们是穷人的队伍,神会保佑你们的。”
  “我们不靠神仙,不信上帝,全靠我们自己两条腿。过草地,还要请你给我们带路呢!”叫剑英和老李谈得很投机。
  老李说:“参谋长,只要你们能信得过,我愿意给你们带路。”
  侦察了敌情、地形,找到了向导之后,叶剑英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召集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
  陈昌浩语气低沉地说:“从毛儿盖往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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