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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三分之一，军官普遍进峨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的战略大本营，还利用嫡系大军入川之机，将“剿匪”指挥中心“武汉行营”迁到四川，改为“重庆行营”，并大力鼓吹“建设四川”，采取取消军阀“防区”制、“刷新”川政、训练和委派各级政权骨干、整理财政金融、兴建五大干线公路、层层筑碉设防等一系列措施。截至当年八月，四川境内修筑的碉堡达一万四千八百余座，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张国焘无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情的重大变化，捧着老“皇历”不放，要“大举反攻”，赤化四川，只有碰壁一途。
第三，夸大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张国焘乍到川西北，就建立所谓“联邦政府”，一直宣扬川康边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和内地一样的革命形势，可以形成军队和政权去战胜敌人。殊不知革命的不平衡性，乃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之一。那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受军阀和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自发的革命愿望，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民族隔阂相当深重，短期内绝不易消除，奴隶制盛行，宗教势力极大，盘根错节，牢牢控制着多数处于愚昧状态的群众。加之地广人稀、刀耕火种，粮食和物资极端匮乏。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有很大差别，不具备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张国焘抹煞这种差别，要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创造革命形势，搞块天下，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南下之初，便另立“中央”，从组织上公然分裂党。他的错误战略行动方针，是同分裂主义搅在一起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不满和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困难，处境的恶化，这种不满和抵制愈来愈扩大，愈来愈增长，波及全军上下，不可遏止，因而南下作战或建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要战胜强大敌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当然不可能。
（五）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立住了脚跟。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肯定了党的北进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派张浩〔9〕同志回国，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础。“决议”要点发来，我们极为兴奋，深有“柳暗花明”之感。朱德同志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这边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便在新的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加紧同中央电报来往。经中央同意，这边取消“中央”后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重新恢复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有了好的势头。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使我们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深远意义。一九三六年二月间，蒋介石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我大举进犯。经一周激战，我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同时，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夺取四川；三是南下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向云贵边发展〔10〕。方面军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北上。
二月下旬，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兵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准备在该地区稍加休整补充，即北上陕甘。我军顶风雪，熬饥寒，翻过大雪山脉中段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取道孚、炉霍，继占甘孜。至四月上旬，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抵瞻化、泰宁，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总部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足全军平均每人半月需用的粮食，以备北上。但因当时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拟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定，四方面军暂就地休补，待接应二、六军团后一道北上，我们都同意。
部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整编后的四方面军，辖四军、五军（原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师、抗日救国军、红军大学等。因南下期间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余人降到四万余人，故整编中砍掉了一些师、团的建制，并尽力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地方工作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根据新的策略路线，注意开展藏族上层人士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军与藏民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基本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四月中旬，我们派四军、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阻于雅江以东，以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二、六军团即将与我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全军指战员和藏族同胞，赶制慰问品，捐献粮食、牛羊、衣物，准备文娱节目，气氛十分感人。
在此期间，西北的局势发展很快。我党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积极开展杨虎城的工作。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继而转为西征，向宁夏境内发展。五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求四、二方面军早日北上，或出青海，或出甘肃，以便三大主力红军并肩战斗，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军总部和方面军部队一致决定，待二方面军上来后，立即北进。六月中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也是党的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跟进，共同北上。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他在七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他不顾劳累，在甘孜，在行军途中，分别找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谈话，了解过去党内分歧的经过，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扰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工作。
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排除万难，于八月初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光明前景。
（六）
蒋介石发现我军北上，急令甘南、青海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马步芳等部，布防堵截。同时，令解决“两广事件”的胡宗南部，从长沙回师，兼程向陕甘开进。中央指示我们，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以打破敌人的堵截计划。
据此，我们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心乘敌尚未部署就绪，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北进陕甘苏区。八月五日至十二日，由四方面军组成的第一、二纵队，二方面军组成的第三纵队，相继出动，向甘南突击。至八月下旬，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三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夏、武山、西固等县的广大乡镇地区。敌人要想阻止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绝不可能。
但这时，中央为尽快形成西北抗日局面，正在调整战略部署。而且，陕甘苏区人口仅四十万，粮食无继，物资奇缺，境内多深沟秃岭，不利大部队运动和久驻。三个方面军都挤到那里，根本没有出路。因而，中央一面提出红军占领河西地带的计划，与各方协商；一面令二、四方面军暂据甘南，创造根据地，适时担负新的战斗任务。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报告了“河西计划”的依据和内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以一方面军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部地区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向甘西前进；以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这一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11〕接着，中央即将陕甘根据地的困难情形及上述计划的内容，陆续向西北局通报，并询问四方面军有无把握，独力进取青海、甘西。我们对河西的敌情、民情作了初步调查了解，认为是有把握的，同意担负这一任务。
对九至十一月份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央作了如下布置：（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余部保卫陕甘苏区及关中苏区。（二）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州、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发展甘南根据地。（三）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的凤县、宝鸡、两当、徽县等地，将陕南苏区与甘南苏区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临时的、机动的部署。如共产国际同意河西计划，一方面军即可从陕甘宁边西出，夺取宁夏；四方面军则从甘南西进，取青海、甘西；二方面军和其余部队在河东牵制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渡河作战。如共产国际不同意河西计划，二方面军东出陕南、甘南交界处，对实现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和鄂西”发展的河东计划，亦是有利的。根据上述要求，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下，向西和、礼县、徽县、两当一带进击。四方面军一部，进克渭源、通渭，但岷州屡攻未下，与敌成对峙状态。
共产国际批准了河西计划，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接通苏联。
时回开西北的胡宗南部先头旅即将抵达咸阳，后续部队正兼程急进。中央决定，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以一部主力扼阻胡敌西进。要求一方面军十一月份攻取金积、灵武，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立即北上，控制西兰通道，阻击胡敌，十一月攻取靖远至中卫一线，十二月渡河进击宁南；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陕甘苏区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共同牵制胡敌。这一部署，以四方面军北上控制西兰通道，迎击胡敌，保证先取宁夏为重点。“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12〕为接应四方面军北上作战，九月中旬，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师、二师南出，向静宁、会宁一带前进。
九月十八日，西北局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准备北上迎击胡敌。这是岷州会议的决定。前敌指挥部据此开始调动队伍。但张国焘反对，连夜来漳县，召集我和周纯全、李特〔13〕、李先念等面谈，说明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敌决战不利，北上陕甘无法解决就粮问题。提出应以一部吸引胡敌南下，主力先机渡河，抢占兰州以北的永登、红城子一带作立脚点，冬季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共取宁夏。从军事上看，这个方案不无道理。一是避免主力在不利地区与胡敌决战；二是以一部兵力吸敌南进，可减轻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利于解决部队就粮问题；四是并不违背中央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方针。因此，我们同意照此方案行动。张国焘遂一面调动部队，一面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县面商。朱总司令和陈昌浩来后，见这边意见一致，部队已向河边开进，便未再坚持岷州会议的方案。
我率先头部队向洮州以西进发，途中调查，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大军难行。于是折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亦电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迅速北上。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执行原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二十九日下达了北进命令。
九月三十日，我军分为五路纵队，撤离甘南，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疾进。接着，二方面军亦奉令北上。十月上中旬，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静会地区胜利会师，准备阻击胡敌，跨河夺取宁夏，及早实现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篇章。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4〕伟大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的人民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既要战胜强大敌人的围堵和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又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更有它的特殊艰难性。但是，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人民的支持，依靠着兄弟方面军的策应，依靠着广大指战员百折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这支英雄部队终于冲过层层暗礁险滩，保存了有生力量四万人，胜利到达目的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光辉业绩，将流传千秋，永放光芒！
注 释
*这是徐向前回顾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文章，原载《军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1〕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四○页。
〔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3〕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当时辖国民党军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
〔4〕广（元）昭（化）战役，指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以主力一部，向进驻广元、昭化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准备得手后即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因胡部顽强据守，火力又强，红军未能攻克广元、昭化，仅消灭胡部千余人，月底才结束此战役。
〔5〕陕南战役，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四方面军集中十二个团北出陕南，先后攻占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歼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达到了调动嘉陵江东岸国民党军北向的目的。
〔6〕两河口会议，即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7〕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8〕唐式遵，四川仁寿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9〕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延安病逝。
〔10〕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
〔11〕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王明电。
〔12〕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3〕李特，安徽霍丘人，曾任鄂豫皖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三十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