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1月19日，记者离开遵义，沿川黔公路北上，当晚如期抵达35公里以外的泗渡镇。回想起在市区采访的12个日夜，我们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70年前，日臻成熟的党中央和军委在遵义会议后，既坚持实事求是，肯定了通道会议以来的正确思路；同时又从实际出发，看到黔北敌情严重，经济落后，就放弃了原来想“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意向，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以更好地适应北上抗日的形势和要求。1935年1月19日，中央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北挺进，当日抵达泗渡镇。
今年1月19日上午9时20分，记者按照相关约定，赶到遵义会议会址前。1月7日我们采访会址时担任解说的小李妹妹，听说记者要离开，立即从纪念馆里跑出来送我们。这时，从会址前经过的路人纷纷驻足。有的托起记者的背囊一试轻重，有的展开“重走长征路”的队旗轻轻抚摸。
10时许，在一座大桥旁，记者遇上了迎亲的车队。新郎却示意司机停车，并摇下车窗，一脸笑意让我们先行。过桥后，桥东侧的音像店老板看着我们走近，立即高音量地播出了《十送红军》：“一送……红军，……下了山……”
一路走来，一路激动，不知道和多少遵义人握手话别，不知向多少英雄城的市民招手致意。感到脸上有凉意时，记者已是泪湿双颊。将要走出市区时，《遵义晚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后又打的赶来，与我们合影留念。一位小贩“拦”住去路，执意要送上几盒香烟。当我们推辞说不抽烟时，他一脸愕然地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后，早就想好了要送你们几盒烟。再往北走山多，一路保重啊！”
泪别遵义，思绪万千。在遵义采访的12天里，新乡的军地领导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牧野赤子，委派专人前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在南国的寒冬里，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更使兄弟长征队的同道，对此羡慕不已；遵义市委宣传部、党史办的同志们，对我们的询问耐心指教，提供资料时倾其所有；《遵义日报》和《遵义晚报》的同行，在我们上网不便时，积极提供传稿便利，并对我们出发至今的活动，作了多侧面、多角度、长达3000多字的报道；记者下榻的湄江招待所的服务员们，想方设法为记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这一切，都已溶入我们的记忆，将化为我们对遵义的深切怀念和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
当年红军离开遵义时，万千百姓箪食壶浆，十里相送。肩负北上抗日重任的红军，由于长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士气振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我3万将士在30多万敌军重围下，纵横驰骋。四渡赤水，演出了一幕“用兵真如神”的威武雄壮的话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为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历史表明，他们强调这一点儿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今年2月份，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70周年时，我们将再返回采访。
遵义，我们还要回来。
70年前，日臻成熟的党中央和军委在遵义会议后，既坚持实事求是，肯定了通道会议以来的正确思路；同时又从实际出发，看到黔北敌情严重，经济落后，就放弃了原来想“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意向，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以更好地适应北上抗日的形势和要求。1935年1月19日，中央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北挺进，当日抵达泗渡镇。
今年1月19日上午9时20分，记者按照相关约定，赶到遵义会议会址前。1月7日我们采访会址时担任解说的小李妹妹，听说记者要离开，立即从纪念馆里跑出来送我们。这时，从会址前经过的路人纷纷驻足。有的托起记者的背囊一试轻重，有的展开“重走长征路”的队旗轻轻抚摸。
10时许，在一座大桥旁，记者遇上了迎亲的车队。新郎却示意司机停车，并摇下车窗，一脸笑意让我们先行。过桥后，桥东侧的音像店老板看着我们走近，立即高音量地播出了《十送红军》：“一送……红军，……下了山……”
一路走来，一路激动，不知道和多少遵义人握手话别，不知向多少英雄城的市民招手致意。感到脸上有凉意时，记者已是泪湿双颊。将要走出市区时，《遵义晚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后又打的赶来，与我们合影留念。一位小贩“拦”住去路，执意要送上几盒香烟。当我们推辞说不抽烟时，他一脸愕然地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后，早就想好了要送你们几盒烟。再往北走山多，一路保重啊！”
泪别遵义，思绪万千。在遵义采访的12天里，新乡的军地领导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牧野赤子，委派专人前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在南国的寒冬里，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更使兄弟长征队的同道，对此羡慕不已；遵义市委宣传部、党史办的同志们，对我们的询问耐心指教，提供资料时倾其所有；《遵义日报》和《遵义晚报》的同行，在我们上网不便时，积极提供传稿便利，并对我们出发至今的活动，作了多侧面、多角度、长达3000多字的报道；记者下榻的湄江招待所的服务员们，想方设法为记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这一切，都已溶入我们的记忆，将化为我们对遵义的深切怀念和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
当年红军离开遵义时，万千百姓箪食壶浆，十里相送。肩负北上抗日重任的红军，由于长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士气振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我3万将士在30多万敌军重围下，纵横驰骋。四渡赤水，演出了一幕“用兵真如神”的威武雄壮的话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为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历史表明，他们强调这一点儿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今年2月份，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70周年时，我们将再返回采访。
遵义，我们还要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