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月14日冷暖人生 一个抗战老兵的风雨人生

他是陕西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有人说他是台儿庄战役的最后一个指挥官， 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说，我只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

 

 

    (二)冀中第一支敌后武工队队长张英的故事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以及“辗转抉剔”等战术，并派遣特务队、快速讨伐队相配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日伪军在这次残绝人寰的大“扫荡”中疯狂捕杀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滥杀无辜，奸淫妇女，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据点，修岗楼，挖封锁沟。一时间，冀中平原炮楼碉堡林立，沟路成网。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同时，冀中军区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被掳5万多人。冀中平原上村村冒烟，户户戴孝。

为了粉碎敌人“寻找主力，捕捉领导机关”的阴谋，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合击圈，跳到平汉路西，由内线转向外线，到北岳山区休整部队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而分区下属部分部队则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斗争，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创造出生存和斗争的新形式。冀中七分区率先决定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敌后武工队同其他主力部队或地方武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武工队要深入敌占区，通过散发宣传品、围碉喊话、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和伪乡保甲长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瓦解伪军伪组织，坚决镇压铁杆汉奸，摧毁、改造伪政权，并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开辟和恢复根据地。

“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

1942年5月13日，担任冀中第二游击总队敌工科长的张英奉命组建武工队，由他担任队长兼支部书记。那年他还不满21岁。

在定县沙河南岸西城村村西的一片枣树林里，已脱下军装、一身农民打扮的张英同兼任地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和分区敌工科长的指导员崔希哲一起，召集首批30多名武工队员开会，宣布分区关于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决定，同大伙一起研究今后的任务和行动计划。这30多名武工队人员都是从敌工、锄奸、民运等部门和战斗部队选出的骨干，为了能够经受残酷环境的考验，不仅要求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还要机智灵活，能文能武。

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临赴平汉路西前，亲手将一幅印在布上的冀中作战地图送给了张英，那是他使用多年的“宝物”。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向张英交代任务时说：“在敌人疯狂的大‘扫荡’中，有你们这样一支小队伍存在是很可贵的。你们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注意保存力量，让老百姓经常看到你们的活动，让群众知道，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这神圣的使命让武工队员们热血沸腾，更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夕阳西下，张英带领冀中第一支敌后武工队，从枣树林走向青纱帐间，走向沙河两岸，走向滹沱河畔，在残酷的岁月中，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冀中人民点燃心中胜利的曙光！

“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1942年下半年～1943年春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段。那时，武工队坚持在敌人鼻尖下活动，昼伏夜行，有时一夜就要转移好几次。张英一冬天没脱过棉衣裤，往裤腿里一抓就是好几个虱子。为了随时行动，他把德国造驳壳枪去掉皮套，直接插在腰间，晚上则枕在头下，子弹上膛，和枪寸步不离。他还让步枪班把枪托锯短，藏在棉袍内，既隐蔽又机动。

武工队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有两次战斗张英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1942年秋的一天，张英带一个分队到定县水磨头村分散隐蔽，准备晚上集中行动，不料同敌人不期而遇。敌人很快上房“压顶”围了上来。本来在敌占区遭遇敌人是家常便饭，可由于武工队对这个村不太熟，情况就复杂了。他们迅速钻进房东家的地道，可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地洞，而且敌人很快找到了设在粮食囤下的洞口，把武工队十几个人全堵在了地道内。如果敌人向洞内灌烟灌水，那就全完了。

在这危急时刻，张英让两名队员把住洞口，顶住敌人，另派两名队员寻找有无其他出口。他们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松软的泥土，捅开了一个洞，洞口就在院门旁边，盖着草捆子，外面敌情不明。张英想，在紧急情况下，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抢得先机，战胜敌人，于是果断地命令：“冲！”随即带领队员们猛冲出去，向四面甩出几个手榴弹。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张英已带领分队冲出村庄，脱离了险境。

另一次是在1943年5月，分区副政委甘春雷率分区部分机关从路西回来，住在庞村。22日晚，张英率全体武工队百余人在分区驻地庞村和李村店敌人据点之间的程旺村驻下，以便掩护分区机关。程旺村离敌人仅半公里路，在村口就能看见东北方向敌炮楼的灯光。午夜时分，派到村西南沙土岗警戒的步枪排意外地听到了日本鬼子叽里哇啦的说话声，派向村东、村北的侦察员也都发现了敌人。张英闻讯立即判断，这次日本鬼子亲自出动了，并调来大批伪军，显然是有备而来，情况万分紧急！但敌人似乎并未发现分区机关。武工队宁可暴露自己，也必须牵制敌人，掩护分区。

这时，敌人已上房包围了武工队落脚的院子。张英赶紧组织突围，命令步枪排监视房上的敌人，不让一个下到院里来，然后，自己带第一、二手枪分队向东南方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接合部突围。但是，第一次突围失败了，所幸没有伤亡。穷凶极恶的敌人更加嚣张了。在这危急时刻，张英想，越是危险的地方可能越安全，东北方向是李村店据点，敌人的兵力可能反而少些。

于是，他果断调整部署，令步枪排殿后，自己冲在前面，率手枪分队向东北方向突围。突到村东口，武工队一排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趁着被炸飞扬的尘土和弹片的掩护冲出村子。为了吸引敌人，掩护分区，张英又指挥一个步枪班，依托村东坟地掩护队伍向同庞村相反的东南方向突围。敌人的火力紧咬不放，机枪、大炮打得极凶。突然，一阵头晕，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张英掀倒，他的左腿连中7发子弹，腿被打断，负了重伤。武工队员们拼死与鬼子激战。鬼子把他们使用的山西造冲锋枪当成机枪声，不明武工队是什么部队，一时不敢贸然追击。张英指挥大家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撤退，又一次胜利突围。

锄奸反霸，虎口拨牙

说起当年锄奸反霸、分化伪军的敌军工作，张英用了几个十分生动形象的词来概括：一个叫作“掏麻雀”、“掏窝子”，一个叫做“炮楼喊话”、“谈话教育”。武工队经常配合敌工部门，打击作恶多端、死心塌地的叛徒汉奸恶霸，不管在哪里，都能把他“掏”出来；对多数伪军则策反攻心、分化瓦解。因此，汉奸恶霸最怕武工队。

1942年冬天，定县沙河北岸某村一个投敌汉奸带着几个伪军回村杀害了几位共产党员，当晚未回城，留宿在家。听到消息，张英立即派人侦察，摸清了这个家伙住在哪街、哪门，睡在哪个炕，半夜带领武工队摸进村，在周围布置警戒，派一分队长张浩林等潜入该汉奸家“掏窝子”，将其抓到村外，用刺刀挑死。第二天，武工队张贴大红纸书写该汉奸的罪行，以抗日政府的名义宣判并执行其死刑。消息传开，威震四方，汉奸恶霸心惊胆颤，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定县有个大汉奸丁瑞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武工队将其罪行印在传单上，还画上他的头像，并四处散布要“单敲”他的舆论。一次，伪军从据点出来，都不敢和他靠近，同他拉开距离。于是张英指挥步枪班，远远一枪就打他个“倒栽葱”，真正成了“单打一”。

“单打一”成了对敌伪首恶必办的一个创造，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打得汉奸人人自危，纷纷让家属通过关系找八路军、武工队，给自己留后路。

收拢、护送失散干部

在“五一”反“扫荡”的激战、突围中，一些部队干部、战士被打散；一些地方政权暂时遭到破坏，不少地方干部也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些同志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武工队。于是张英带领武工队担负起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隔一段时间，便集中一批失散干部，武装护送他们过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是日军侵略华北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封锁冀中根据地的一个大屏障。敌人对它实行了极其严密的封锁：铁路两侧挖有八九米深、3米多宽的封锁沟，沟底埋着尖木桩，有的地段还放了水，隔不远设一个岗楼，岗楼上养着狼狗，铁路上装有探照灯的巡道车每半小时搜索一趟。越过铁路的难度可想而知。

1942年秋的一天晚上，张英率武工队亲自掩护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奇才、宣传部长李继之、九分区司令员韩伟等几位领导干部过路。他们利用刚收过玉米的青纱帐，迅速接近铁路。张英布置步枪班封锁两端的岗楼，抓住巡道车来回巡逻的间隙，武工队员两人架一位，快速帮助干部们越过铁路，奔跑一二十公里路才停步。有时武工队遇到年大体弱的领导干部，就要经过内线关系，化装成老百姓，合法护送。

在不长的时间里，武工队先后将100多位干部安全护送过路，为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保存革命骨干力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铜墙铁壁“堡垒户”

敌人遭到武工队的多次打击，对武工队又恨又怕。日军驻定县城的长江大队在伪新民报上登报通缉，以500块银洋悬赏捉拿张英。

张英负伤后，由于行动不便，目标更大，处境非常险恶。“白皮红心”的村长王殿基便将他隐藏安置在小辛庄一家“堡垒户”家。天黑敌人缩回据点后，分区卫生处下属卫生所的朱所长来为张英处理伤口。张英的腿骨已被打断，腿和脚红肿透亮，上下一般粗。朱所长耽心感染控制不住，将来要高位截肢，甚至危及生命，便向分区报告，准备从膝部把他的小腿锯掉。七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批了几个字：“他还很年轻，要尽全力保留。”又专门派人带上黄金和烟土，化装潜入保定城，买来药品。朱所长说，再观察3天，如果腿部变色就只能截肢，于司令批了也不行，救命要紧。3天后伤腿没有变色，肿得似乎也轻了些，张英的这条腿才保住了。

隐藏悬赏捉拿的八路军武工队队长，万一泄露，是要全家杀头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堡垒户”大娘和儿子用门板做了一个小床板，板下安了4个轱辘，将张英固定在木板上，一头栓上绳子，又在屋里粮食囤下，改造了一个地洞，将洞口挖大，做成坡状，白天将他放下洞内，晚上再将他拉上来，配合地下卫生所医生给他换药、喂饭。大娘待张英比对儿子还要亲，不仅把仅有的褥子被子给他铺在床板上，自己吃糠咽菜，省下面给我做面条、烙饼，还煮鸡蛋剥花生，倾其所有给他增加营养。

不久，为了躲避敌人经常的搜查，也为了改善治疗条件，武工队崔指导员通过分区敌军工作部和地委城市工作部，联系了定县东亭镇一家由我地下工作者开办的医院，决定将张英送到伪军盘踞的东亭镇据点养伤。崔指导员为张英定做了长大褂，雇了辆高头大骡子拉的盖着崭新蓝布轿子的马车，把张英化装成有钱的商人，又周密研究了遇到各种情况的应付方案，派一位地下党员化装成车夫，通过敌人的哨卡把张英送进了东亭镇。张英住进医院后，地下党员王院长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张英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几个月后，他腿上的夹板拆掉了，拄着双拐走动锻炼，逐步恢复了伤腿。

张英出院后，分区专门为他买了一头毛驴，派警卫员保护着，在各村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流动养伤，今天这村，明天那村，走到哪里，都是住在“堡垒户”家，进门就到家。靠着群众的掩护，张英养好了伤腿，又回到了战斗部队。（张冰/文）
作者系张英同志的女儿。——编者注  

 

     (三)抗战老兵董仕安回忆从军往事

抗战老兵董仕安住在云南省腾冲县北海乡下村村的中村自然村。在一个炎炎暑日，笔者登门拜访了他。　　

董仕安魁梧高大，身体尚算康健，只可惜走路要拄拐杖——据称是以前摔跤所致，旧伤已变为风湿。董仕安坐在简易的靠椅上，平静地对我叙说悠悠往事。全神贯注的眼睛犹如在操作着机枪。

从军历程

董仕安本名兰自华，董仕安乃是在腾冲安家后按习俗起的新名。董仕安经多年风雨，口音中川味已淡，只是略有川味而已。董仕安老家在原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县保林乡拦河坎（按音记录）。为了加深笔者对其家乡的理解，董仕安引用本地民间文艺中传承的一折小戏的名字，作一个补充说明：“《水打兰桥》唱的就是我家乡的故事。”　　

像许多抗战老兵一样，董仕安也是一个少年兵——十三岁就当的兵。董仕安有弟兄二人，自己是家中老大。由于家族血缘中多出身材魁梧之人，董仕安十三岁时身高已够当兵的条件，于是就当了兵。

当兵四年，董仕安所在补充团从四川往云南开拔，目的是编进滇西抗战部队参加反攻腾冲。由于车辆缺乏，他们就只好步行。走到昆明后，坐了一段路的小火车，坐到了安宁。然后又步行到祥云，正式编入了预备二师第四团二营机二连。然后又步行到六库，从岗房打到高黎贡山马面关，然后一路追打溃逃的日本鬼子，追到西山坝，后来从腾冲城的北门攻入，攻进城中心的文星楼，然后清洗完城中的鬼子兵，之后部队守城。后来龙陵的松山鬼子守的严，国军久攻不下，又奉调去打松山。松山攻下后，听说芒市一线的鬼子已经逃跑，多数部队要调进内地准备打内战，许多人都不想去，自动脱离部队成了散兵，辗转回到了腾冲，然后在北海乡安了家。——在北海乡安家的抗日军人很多，直至今日(2001年10月31日)仍有三位健在：董仕安、卢应林（原名罗国元，贵州籍）。二○○年十月八日，三人还乘乡政府的小车到滇西抗战纪念馆凭吊了当年滇西抗战的战友，并欣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回味人生

回味人生，董仕安觉得最苦的是战友。在高黎贡山上他们团的三营向日本鬼子的工事进攻时打得万分惨烈，往往一排只牺牲剩几个人！他所在的二营投入后仍打得十分艰苦，董仕安他们的机枪把子弹打光，万分危急，只好让兄弟连的战友们把步枪子弹塞在子弹带上给他们打——万幸是子弹统一，不然的话，鬼子反扑，我方牺牲就更大。

在董仕安的回忆中，追打溃逃的鬼子兵最为开心。鬼子兵从高黎贡山溃逃后，董仕安所在的部队就一路追打。追又不追上，因为追上鬼子会拼命，自家战友牺牲也就大。鬼子休息就休息，鬼子走就追着走。部队用火力把鬼子集中成一路，一发现分岔的就奔袭消灭之，以防溃逃的鬼子去祸害百姓。队伍里的老兵们以前在腾冲打过游击，奇熟地型，又熟百姓(什么情况都有人主动说)，这一路追打自家人损失极小。

机枪兵很少会伤亡，董仕安也未在战斗中负伤。脱离部队后到腾冲，他跟一个吃素的人吃了一段时间的素。此后，吃素人请木匠来建木房，他便跟着学做木活——这一学，使后来的日子变成了一个木匠的日子。然后，董仕安就在吃素人的家族中上门安家。

军威何在

董仕安后来的日子，按俗话说的“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过得还算马马虎虎。看董仕安虽老，威仪尚存，笔者便问：“你的儿子们有没有当过兵”？董仕安答道：“不得当过——因为家庭成份不好，不是贫下中农，两个儿子都想当兵却不得当过。”

董仕安有两子一女，均已成家。两个儿子体魄均佳，如能当兵，可为英武军人。“但是，我老家那边的侄儿倒是得当兵，在北京开坦克！”——原来，董仕安与老家仍有联系。董仁安老家里的弟弟已经去世。其他人过得也还可以，不必挂念，因此现在联系也就少了。

董仕安今生无遗憾：当过兵，打过日本鬼子，属虎的人不枉属虎一场；安了家，如今儿孙满堂，有一个孙囡现在已到昆明读书；两个儿子均会做木匠活，不必愁吃穿用；腹内生病开过刀，如今毫无后遗症。

然而遗憾总是难免要有一点的——因为摔跤跌着腿子，转成风湿，如今得拄根拐杖，到滇西抗战纪念馆凭吊战友时，走起路来一步三个脚印，毫无军威，真怕烈士英烈取笑！

笔者安慰董仕安：“我们青壮年的腰杆都不很直！”然而，安慰后又难免自我惭愧一番。（云南杨永明）

 

   ( 四)老鬼子回忆杨靖宇将军：他是真正的军人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
    
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木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XX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XX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金井：“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唯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土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讨伐队’围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迁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 （作者：林昙   转载自猫眼看人）

 

 (五)老兵张家福：中国不能亡国！我还要上前线！

      一

张老汉只有一颗牙，张老汉今年101岁了。张老汉曾经是中国军队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老汉曾经把英勇牺牲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遗体从缅甸战场背回祖国。

张老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张老汉还是个充满人格魅力的老人。在昆明，张老汉借住在儿子打工的老年养护中心里。我当然也在老年养护中心住了一周。和他老人家分手时，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满怀深情的说：“你要走啦，再多住几天嘛！什么时候再来？楼上有空房子，就住到这来！”

2004年9月，我又一次采访张老汉，他的健康状况好象比从前还好了。分别时，他陪我走在大门口，目光炯炯地说：“再来呀！”

昨天，我突然接到张老汉儿子从昆明打来的电话，说张老汉病危两次！经过医院的抢救和治疗，目前，张老汉已经回家疗养了。张老汉的儿子叫张云蜀，在电话中他告诉我：“我的父亲已经不能站起来走路了，卧床不起的他老人家头脑还非常清楚，他让我转告你：他自己有信心，一定要坚持活到抗战胜利60周年的那一天！”

张老汉的儿子告诉我，为治疗他的父亲的病，他们已经向周围的人们借债六万元了。

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人民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的文章。文章中描写的人物就是抗战老兵张家福先生。

张老汉是中国军队二百师的老兵，二百师在抗日战争中是为数不多的中国机械化部队。如今，二百师还能活在人世间的人物，恐怕是凤毛麟角了。当年，二百师在缅甸与日军交战失利，后来，二百师官兵途径缅甸野人山撤退回国。访“张老汉”，就扯到“二百师”，扯到“缅甸的野人山”。

在缅甸当地驻军的带领下，我在缅甸的野人山沿中国远征军撤退的路线采访了两周的时间。缅甸的野人山十分落后，深山里时至今日没有流传进多少现代文明，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看见我们的村民扭头就跑，而整个村子的狗却狂吠着围上来。和村民照相，必须紧紧拉着他的胳臂，稍一松手，就逃出数丈之外。野人山周边尽是茅草屋组成的村落，如果使用“刀耕火种，和原始社会状态”来形容的话，可能有一点过分。但是，联想到60年前与日本军队拼杀后撤退中的戴安澜将军及二百师官兵经过此处情景，足以见得其艰难困苦于一斑。

二

在野人山走过的张老汉已经没有当年的敏捷了，但他还修椅子、看报纸和种菜。张老汉吃一碗面条需要40分钟，他慢慢的吃，我静静的看。一根一根的。

老人的回想也很慢，断断续续，悠悠长长，象一根丝线，穿越时空，连接一百年。

张老汉叫张家福，1904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人。有个妹妹，我忘记问是不是还活着。他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张老汉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八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五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六年四书五经。”张老汉说他19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的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国土的侵华战争。张老汉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张老汉得意的自述：“我字写得好。”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那时，张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1942年，张到远征军二百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的楚雄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二百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中伏，浴血殉国。

老人回忆，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二百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二百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二百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鬼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摸黑突围，深一脚、浅一脚，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他著名的战绩和战至一弹一卒的精神举世闻名；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他是我们的军魂，他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

说道这里，老人的眼中涌出大滴的泪水。

“从缅甸野人山往回走，我们遇到无数的困难，饥饿、毒虫、蛇蝎、瘴气，——哎！一言难尽其苦难和艰辛。快入中国边境时，我们忽然遥遥的听见中国话的呼喊：“喂……，喂……！”

“——国军弟兄们！”
“——祖国在这儿哪！”
“——中国在这儿哪！”
“……，……。”

——这不是梦吧？

我们手搭凉棚顺那虚无缥缈、断断续续的声音望去，遥远的数尖上似乎有旗子在舞动！是男女老幼的乡亲们！是中国人！是祖国的父老乡亲们！”

“——喂！我们在这儿哪！乡亲们——！”

200师的弟兄们互相证实那亲切的声音来自祖国！大家都来了劲，我们争先恐后地抬起我们的师长就往祖国的方向跑！”

张老汉站起来大声说话、大声喘气，他仿佛又听到那冥冥之中传来的天籁之声。

“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
“数十位乡亲们围着我们，给我吃的、喝的，帮我们抗枪，给我们擦汗。”
“我问身边的父老乡亲：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回来？一位大姐说：我儿子也是200师的。我知道他会回来！我们在这里整整等了55天。我还有一个儿子，看！他爬到大树尖上挥舞旗帜哪！我还让他去200师！”

“嗡——、嗡——！”

张老汉家的上空是民航的航线，飞机以其巨大的轰鸣声迎头掠过。

张老汉目光炯炯直视远方，他坚定地说：“我们还要和外国的侵略者血战到底！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二十万人沿街而跪，迎接我们二百师的官兵。当时，我们都是衣衫褴褛了，但是，我们都挺起胸膛，握紧手中的枪！我们是中国的军队！中国不能亡国！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们这些父老乡亲，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三

张老汉说：“1944开始反攻啦！我又被派到设在楚雄的远征军参谋部，从松山战役开始，势如破竹，中国军队一路横扫，把侵华日军消灭在腾冲、龙陵！把日军残兵败将赶出畹町！最后，一直把侵华日军撵到缅甸的蔓德勒！”张老汉喝了一口茶说：“松山一战艰苦卓绝，日本人在山头上修了18个钢筋水泥的碉堡。我们一个团的一千多人都战死在日军阵地前呀。”

我去过多次松山，那里日军和中国军队挖的战壕仍然纵横交错、清晰可辨。山头上时至今日没有大树，只有一颗半截的苍年老树发着绿绿的新芽。老树身上弹痕累累，有的子弹至今镶嵌的树身上。风声响起，可以听见松山上隐隐的枪炮声和冲杀的呐喊。

张老汉说：“一个美军上校出主意：不可硬冲。他主张向日军堡垒方向挖一人深战壕，并在数百米外安排狙击手，这样，堡垒中的日军单兵射杀就施展不开了。等战壕挖到距离堡垒20米处，使用火焰喷射器。就这样，我们消灭了不可一世、凶残万分、顽强抵抗的日军。”张老汉回忆：“打扫战场时，我看的在日军战壕里和堡垒中存放着大量的弹药、罐头等物资，他们还可以坚守一个月以上。”

起风了，风吹着张老汉的白头发、白胡子上下飞舞。“松山上驻扎着日军，就切断了史迪威公路，切断了盟军从印度、缅甸援助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他一边说一边把毛衣当围巾使劲的扎在脖子上说：“消灭了他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区马上就开始明朗化了”。

说道这儿，张老汉又笑了。这是一个老军官才有的语言和思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张老汉随部队撤回昆明，在当时一个军管站教军官们古汉语。1946年他和一位石屏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在汽车公司当售票员。张老汉当时已经42岁。他和妻子一生感情都非常好，育有一子一女。

张老汉的女儿象个企业家，她抱有三分怀疑的检查我的作家证件后说道：“我父亲老了，你不可以总提问，应该让他休息。”我急忙点头称是。她是忙人，可以看出来。她走前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她小时候从来没见过父亲，1963年她上初一，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可母亲不信，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张老汉补充说他被逮捕时女儿两岁，儿子四岁。他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72岁时转业，在个旧冶炼厂当工人，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基本上是自己出钱看病。张老汉告诉我，从前，他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我问张老汉这些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八月，130人只回来30个。没有粮食吃。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六两红薯片。

四

我问张老汉：“您说1942年您们把戴安澜将军抬回祖国后安葬在昆明的圆通山，还修建了塔和墓碑，那么，我们去看看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地好不好？”张老汉当时眼睛里就放出了光，他说：“去！我去！我1950年时还给将军扫过墓，瞻仰过将军的英灵。已经53年了，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呀！”我以为听错了，又连续问了十几遍，确实是1950年他最后一次去瞻仰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处。确实是53年没去过了。不可思议。

张老汉住的老人养护中心有台小面包车，北京人称：小面。张老汉的儿子、司机小林和我把坐的轮椅上的张老汉抬到面包车上，一路上所有人都兴奋异常。昆明市的圆通山现在是《昆明动物园》的所在地，我们把车停在公园门口就一起往圆通山山顶走去。虽然事隔53年，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在轮椅上指挥着：“向左！向右！向前！应该在那个方向！” 一路上，张老汉由于激动浑身有些颤栗，思维也更加清澈。他对我说：“戴安澜是1925年1月入黄浦军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因战功卓越晋升为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干部训练教育长。1939年升第二百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援缅）。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在东瓜战役中，他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率部孤军奋战，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美国官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1942年4月24所日，戴安澜在受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给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同年5月16日在奉命撤退的途中，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安澜胸腹三处中弹，还是突出重围。在多雨的山林中。戴安澜的伤口感染恶化，5月26日行至孟关（即茅邦）时，以身殉国，终年38岁。

毛泽东在给戴安澜的挽诗中写道：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黄浦之英， 民族之魂。
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在戴安澜去世后，向他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

2003年12月6日上午11:05分，我们来到60年前张家福中校和数十位二百师官兵、昆明各界人士给戴安澜将军下葬的地方。根据张老汉回忆，戴安澜将军的墓就在前省长唐继尧墓右边20米处，戴安澜将军墓还修建一座高15米的塔。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下葬处激动万分，他左右走着，四处找寻。老汉大声疾呼：“没得了！没得了！”

张老汉哭了，张老汉的儿子哭了，小林哭了。我这人是最看不得男人落泪的。 我们在戴安澜将军下葬处静静的默哀。周围是欢声笑语、三三两两走过的人群。

戴安澜将军下葬处只有一片青青的草。高高的塔拆了，墓碑拆了，墓址已经丝毫没有痕迹了。近在咫尺的将军墓遗址旁是阳光明媚的公园，是熙熙攘攘幸福的昆明人们。而且，12月6日是星期六，法定的休息日。我出于作家的臭毛病问了周围14位昆明人是否知道戴安澜将军和二百师？只有一位老干部知道，他还知道二百师是德式装备。可惜。

有个光膀子锻炼身体的老年男子说：“封资修！文革时拆了！啐！”他狠狠吐了一口痰，气哼哼的。可能是我们的调查影响他伸胳臂劈腿的锻炼了。

北京的板儿爷冬天不敢光膀子，而昆明的板儿爷敢。昆明暖和。

出乎我的预料，五名漂亮的昆明高中女学生有不同的回答。她们说：“戴安澜？这儿没有！世博会里有！那里面什么兰花都有！上个星期天我们还去过那里。你可以这样坐车……。”

“北京？！北京冷吗？”

这五位女学生苗条、丰满，是祥和、幽静、富足、和平、美好的产物；飞机轰炸下逃难的人群中绝对派生不出这种产物。

——把戴安澜比作一种充满生命魅力的鲜花？

他还活着？！

我一时愣住了。追寻银铃般的笑声我对远去的女学生们大声喊道：“谢谢你们！昆明可爱的姑娘们！”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14个人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曾经占领我们中国的大片国土14年呀！我们中国人死伤3500万人！

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的埋葬遗址前久久徘徊不愿离去。张老汉立正站好，三次向他们二百师师长的埋葬处敬中国军人的军礼。

张老汉告诉我，希望在戴安澜将军的下葬处重新立一块碑，告诉昆明人，告诉云南人，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戴安澜、告诉他们二百师，告诉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曾经前赴后继，中国人曾经英勇牺牲，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屈的！

张老汉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块石碑铲上一锹土。

亲爱的昆明人民，60多年前，你们曾经展开宽阔的胸怀迎接一位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并把他安葬在昆明圆通山上。今天，难道你们不能在当年安葬的旧址上重新立一块石碑吗？2005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啊！我们的国歌里不是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吗。

今天，101岁的张老汉确实躺下了，但是，他头脑还非常清楚，他要坚持活到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里。6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那时起，每年的”8·15”都成了张老汉最重要的日子。

我非常理解张老汉，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自由，张老汉身边曾经倒下无数的中国军人。

如今，张老汉也倒下了，但他还要坚持到那神圣、光荣的一天。

全国的父老乡亲、哥们老大们，我方军作为抗战研究者、抗战文学作家，我向你们大家下跪；我恳请你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抗战老战士、我们200师光荣的百岁老兵张家福；让我们共同搀扶着他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的伟大日子吧。

因为住院治疗，贫困中的他已经欠款数万了。不管您曾经是贪官污吏还是守法公民，想想60多年前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官兵吧，今天让我们也伸出手来帮帮他们吧？101岁的老兵张家福能否在病榻上给您敬个二百师的军礼，我也不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 北京作家 方军） 转载自人民网日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