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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刘湘的发言，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约定双方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关系。嗣后，中央先后派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到成都做联络代表，进一步在川军及各界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刘湘曾派王干青做联络代表常驻延安。1937年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召开欢送第一批川军出川抗日将士大会。成都各界民众代表、刘湘及其所部各军师、旅长出席大会。知名人士张澜等在大会上致词，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向川军将士赠送毛巾1200条，毛巾上印有"努力杀敌"四字；各界代表赠送锦旗16面，锦旗上分别绣着"为民族解放而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极大地鼓舞川军将士驰骋抗日战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一改过去四川军阀掠夺人民而为人民所不耻的景况。1937年9月5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致川康出征军》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同年8月29日《国难三日刊》短评也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1938年5月22日，成都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送川军将士出川抗日授旗仪式。
四川军队出川抗战，为保疆卫国建立了功勋。从1938年8月开始，川军先后分两批开赴抗日前线。第一批由刘湘率六个军，分两路出川，蒋介石最初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正当川军整装待发时，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22、23两个集团军。22集团军由邓锡侯率领，沿川陕路入陕，沿陇海路东进，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湘率23集团军由长江东下，至武汉转许昌、郑州，后因淞沪战局吃紧，改调南京。此外，杨森率领20军由贵州直接开往上海参战。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6月，蒋介石命令四川省代理保安司令王陵基率领留川的保安部队，加上川康整军的编余部队，组成新编72、78两个军出川参战。此时，经过整编的出川军队，扩编为22、23、28、29、30、36等6个集团军和1个师共约300万人。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历经山西、山东、河南、安徽、京沪、苏浙、鄂西、湘桂等10多个省，先后参加了松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粤湘桂会战等等。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寇浴血奋战。川军将士生活极为艰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还穿着草鞋单衣。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为国为民应尽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第三节 转变斗争策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日寇改变了侵华策略。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蒋介石集团虽坚持抗战口号，但已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抗战形势出现严重危机。自1939年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反共、分裂、倒退、投降的阴谋活动日趋明显和严重。成都国民党顽固势力公开制造"抢米事件"，阴谋进行反共、分裂活动，成都的抗日救亡形势也日趋严峻。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停止大规模的群众活动，转变斗争策略，保存力量。同时，也通过各种合法斗争形式，领导成都人民开展反投降、分裂、倒退及反共阴谋的斗争，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变化和斗争策略的转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党组织。1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撤销省工委，在成都、重庆分别成立中共川西特别委员会（简称川西特委）和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西康建省后，川西特委改为川康特委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年底，撤销中共成都市委，保留各区区委，由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前后，成都市共有七个区委、两个总支。分别是：
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4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梁华、陈文、赵筱村（赵复华）。
中共成都外东区委员会（1940年-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任炎、肖远耀。
中共成都南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秋），先后任书记的是尹智麒、沈荫家。
中共外南区委员会（1939年5月-1941年3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李澄（彭为果）、沈荫家、伍义泽、缪鑫源（缪朗）。
中共成都华西坝五大学总支委员会（1939年秋-1940年4月），书记艾尔达。
中共成都西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夏），书记黄觉民。
中共成都外西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黎储力）、黄飞声。
中共成都北区委员会（1938年年底-1939年夏），书记梁琅歌。
中共西北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0年7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乔鹤年、黄飞声。
中共四川大学总支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6月），书记王怀安，副书记邓照明、尹智麒。
这期间，中共川康特委还对成都地区各县的中共组织进行了改组。
中共仁（寿）华（阳）特支（1939年1月-8月），书记刘则先。1939年9月，在仁（寿）华（阳）特支基础上，扩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委，书记谭竟平（谭显义），1940年3月又改为仁（寿）华（阳）特支，书记刘青。1940年8月，分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南部，书记任治荣（任树堂）和特区北部，书记陈述舟，两个组织。
1941年春，在中共南部党组织基础上建立仁寿县委，1942年8月被破坏。1941年7月，特区北部党组织改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支，先后任负责人的是陈述舟、书记任治荣，直到1949年仁寿县解放。
1938年冬，建立中共新津县特支，书记吕扬炬，1939年5月撤销。
1939年2月，建立彭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李启华（女）、负责人毛蕴茹（女），1941年1月停止活动。
1939年5月，建立中共新（津）崇（庆）双（流）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扬炬、屈正中、胡阅江、陈树屏，1941年10月被破坏。
1939年，建立中共郫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陈少美、卢良弼，同年结束。
1939年2月，在中共灌县（现都江堰市）特支基础上建立中共灌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钟嘉麟、宋维静，负责人宋文彬、乐安（王月生、尹汉卿），1941年5月被破坏。
1939年2月，建立中共温江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迪、刘纪明、邓泽、戴鹤轩（戴天），1941年初结束，1941年5月撤销。
1939年春，建立中共新都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杨成勋、王白井（女），1940年春停止活动。
1940年秋，重建中共新都县特支，负责人廖华明、朱若水（朱芳淮、朱挹清），1941年冬结束。
1939年春，建立中共邛崃县特支，1941年春结束。先后任书记的是谭竟平、陈绍敏，副书记杨家荫。
1939年初，建立中共蒲江特支，书记彭似佛。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形势日趋恶化，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南方局领导下，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指示，要求成都各区委逐渐转入秘密状态，停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组织工作中执行巩固组织停止发展的方针，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发展除个别地区外，实行紧缩政策，停止发展计划；严格实行区委小区制，建立平行支部和堡垒支部，减少不必要联系，取消巡视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开展保卫党组织，打击特务破坏活动的斗争；反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政治上的麻木和仓惶失措；对党员干部进行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优缺点和是否暴露的审查，清除异己分子，对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疏散隐蔽等。正值此时，中共川康特委利用山西民大在成都招收学员的机会，转移了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
1939年夏，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帮助阎锡山开办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拟到成都招生，负责招生的程怒平到成都后，转交了山西民大中共党员杜若牧给中共川康特委委员韩天石的信。韩天石就山西民大在成都招生一事向中共川康特委作了汇报，特委经过讨论认为，利用这次招生将已经暴露的党员撤离和转移符合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既能保护一批进步青年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又能把他们送到抗日前线，增强抗日力量，并且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官防文件，成批地走阻力会小些。川康特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完全同意川康特委的决定。1939年下半年，山西民大在成都成立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在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12月1日，招生工作结束，一共正式录取学生100名，还有20名备取生。12月8日，被招的学员从成都出发，开赴第二战区。其时在成都由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受党的派遣也要去第二战区工作，使与被招学员一起离开成都。为了加强领导，保证行军途中安全，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辖几个小队。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直属大队领导。大队设中共党总支，下设五个支部，独立小队党的关系自带，总支书记王怀安（公开身份是大队指导员）。全队共有成员152名，其中共产党员70多人。队伍到达西安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山西的局势发生变化，阎锡山领导的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如再往第二战区，队员们安全将受到威胁。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党组织负责人及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队伍前往延安。1940年2月2日，全队152名队员顺利到达延安。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针对此事，中共中央于3月底和4月初，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必须提高警惕，时刻戒备顽固派的破坏阴谋，按照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构，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对新加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时应对态度的教育。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央指示，紧急隐蔽和疏散了在成都的中共组织领导成员和其他党员干部，并对领导机构作了缩小的调整。
1940年6月，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恢复中共成都市委（1940年6月-1941年初），由侯方岳任书记，组织徐集生、宣传赵筱村、青年委员徐鸣。市委领导下的各区委：东区区委，书记张敏；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区区委，书记田敏（田公亮）；北区区委，书记徐集生（兼），除市委管辖的区委外，川康特委还直接管辖一部份区委：外南区区委，书记缪金源；西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
1940年7月中共成（都）华（阳）中心县委成立，先后任书记刘青（石秀夫）、孙敬文。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到成都视察工作，认为侯方岳等市委领导已经暴露，指示他们隐蔽转移。同年3月，魏泽同到成都任市委书记（1941年3月-7月），组织徐鸣、宣传黄飞声、妇委张清华。7月5日，魏泽同、张清华离开成都调重庆。这届市委的中心任务是审查组织，建立堡垒，改变作风。为了适应当时任务和形势的需要，市委取消按地域分区改为按工作范围分区的制度，把原有的各区改划为：
中共大学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倪永业，副书记曾××（女），共有党员42人。
中共男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杨继光，共有党员42人。
中共女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刘蜀先（女），共有党员55人。
中共城市区委（包括职员和贫民，1941年3月-7月）书记王季祥、副书记何茂林，共有党员47人。
中共电报特支（1940年6月-1946年5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刘安洲、杨文祺。
中共男生堡垒特支（1943年3月-7月）书记吴光国。
中共女职员特支（1941年3月-7月）书记郑培德（女）。
这些特支由市委成员分工领导。
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组织领导到工作方式上实现完全转变，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成员陆续转移。
1941年秋，成都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由李莫止负责，成员有尹任宗。主要任务是组织整顿，实行绝对隐蔽。但1942年初，尹任宗被捕，3月，李莫止奉命撤回南方局。至此，成都已没有市一级的党组织，直到1946年5月中共成都工委建立。其间成都市党的工作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一部分与南方局和川康特委保持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精神，在各行各业中隐蔽下来。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二、抗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逆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抗战有利形势的影响和成都各阶层爱国民众的推动，以及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成都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但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刘湘出川抗日及其病逝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围绕着争夺省府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共产党员），阐明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侵蚀，四川省政府大权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缵绪手中。他们惧怕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系等政治势力，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掀起一股反动逆流，妄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和分裂成都团结抗战的局面。
其时，四川大学的进步师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四川大学是中共党组织发展最快、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37年冬，国民党省政府征调数万民工修建凤凰山飞机场。当时正值隆冬，民工们饥寒交迫，生活十分艰苦。11月28日，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负责人、民先队员康乃尔、王玉琳带领学生到凤凰山机场慰问民工，并由王玉琳经手购买了3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御寒。四川大学CC系和复兴社分子孟寿椿等，妄图借此机会，打击川大进步力量，夺取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他们散发传单，丑化川大进步师生，并向法院诬告康、王贪污1万公斤稻草款85元。事件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工委领导川大党组织，发动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动员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救亡团体揭露事件真相，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张曙时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转告成都地方法院，从抗日大局出发，秉公处理。康、王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占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公布慰问活动经过和往来账目，聘请有名律师，公开答辩。又动员卖稻草的彭世松、彭荣章父子出庭作证，并发动进步同学、进步记者出席旁听。在法庭上，康、王及证人当场揭穿了孟寿椿等制造假证据的诬告行为，使事件真相大白。1938年4月28日，成都地方法院作出康、王无犯罪嫌疑，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斗争取得了胜利，孤立和打击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1938年4月，群力抗敌宣传团组织20多人，在黄爽英、张光召、熊梦等的带领下，到新繁、郫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队伍到达郫县后，郫县县政府竟诬蔑宣传队散发反动传单，破坏抗战，煽动罢市，有托派汉奸嫌疑，并以此为罪名，无理搜查和扣押了全体队员。事件发生后，宣传队一面向县政府提出抗议，据理抗争；一面派人返回成都向党组织报告情况，组织声援。在郫县，双方相持了几天后，郫县县政府派武装军警押送宣传队员回成都。中共成都市委得知消息后，组织发动各救亡团体到西门茶店子迎接和慰问队员。宣传队和欢迎慰问的群众会合后，立即开展游行示威。他们沿途高呼抗议顽固派破坏抗战，压制人民抗日自由的口号。队伍到达春熙路时，参加群众已近万人，他们随即包围了督院街的国民党省政府，要求省政府出面解决。经过斗争，迫使省政府宣布无罪释放了全体队员。
1938年5月9日，成都天府中学教师张克林在上地理课时，向学生介绍了苏联。国民党特务分子、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知道后大骂张克林"赤化、卖国"。张克林便写了一封致天府中学同学的公开信，寄给星芒通讯社，通讯社就此发了通讯稿，不少报纸纷纷转载。对此，肖寿眉恼羞成怒，于10日夜带领200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捣毁了星芒社及其楼下的战时出版社。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事件真相，怒斥肖寿眉之流的强盗行径。此后，《星芒》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其后不久，《星芒》报即被反动当局查封。然而《星芒》报并未被吓倒，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经历了四次查封、四次改名再办的严峻考验，坚持不懈为抗日救亡而呐喊。
三、声讨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罪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英、美帝国主义则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逃到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坚决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5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进一步指示要利用反汪运动时机，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运动，充分认识反共与投降的密切联系。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一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声讨汪精卫的群众运动。成都的各界群众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1月5日、6日，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成都协进中学全体学生分别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缉汪精卫，追究查办，以正国法。11日，成都市各界民众举行座谈会，严厉声讨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罪行。16日，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成都《新民报》等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5月1日，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救亡团体和各行业工人3000多人集会，坚决反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5月7日，成都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汪大会，并举行火炬游行。9月18日，成都市召开纪念九一八暨反汪宣传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民众10万多人，大会通过了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通电，各救亡团体组织了600多个宣传队上街讲演，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投降派的反动气焰，推动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的斗争中，对四川和成都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曾亲临成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导四川和成都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10月25日，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领导人王明、林伯渠、吴玉章从西安抵达成都，接受了成都各进步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对抗战形势与前途发表谈话。在成都期间，他们分别会见了刘文辉等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方针和统战政策，坚定他们团结抗战的决心。1939年1月，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成都，接受了进步刊物《时事新刊》记者的采访。他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和国际形势，对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实现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1939年6月，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到达成都调查了解成都妇女生活状况和妇女运动开展情况，出席了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并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妇女工作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940年5月，周恩来从西安回重庆，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时，会见四川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重要活动和指示，保证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四、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利用"抢米事件"诬陷共产党的阴谋
由于日寇改变对华侵略的策略，在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寇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势下，也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反共投降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紧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于1939年2月派其亲信贺国光到成都，出任成都行辕主任，秘密策划更大的反共阴谋。2月3日，国民党社会部审定《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纲要》要求，一方面取缔抗日文化团体，一方面派特务混入进步团体进行活动。6月26日，国民党秘密发出《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密令各地党政军长官按照这一办法取缔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报刊，严厉打击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社会部指派项学儒到成都进行特务活动，侦察大声周刊社、星芒周报社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并于10月5日以"成都异党活动团体调查表"报告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1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命令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项学儒的"调查表"严厉取缔成都的抗日救亡团体，并要求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迅速办理上报。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使反共破坏活动不断升级。成都"抢米事件"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阴谋事件。
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前，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事情时有发生。1939年8月，在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策动下，川军将领彭焕章、陈兰亭等七位师长联电要求撤销投靠蒋介石的王瓒绪四川省主席职务，并派军队进逼成都，以武力相威胁。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从抗战大局出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打击和孤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阴谋，最后迫使蒋介石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1940年3月，五通桥税警殴打地方保甲人员，形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冲突，导致五通桥全体商民罢市，经共产党人从中调解才得以平息。这些事件，大大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责问邓锡侯："你能保
四川军队出川抗战，为保疆卫国建立了功勋。从1938年8月开始，川军先后分两批开赴抗日前线。第一批由刘湘率六个军，分两路出川，蒋介石最初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正当川军整装待发时，蒋介石又改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辖22、23两个集团军。22集团军由邓锡侯率领，沿川陕路入陕，沿陇海路东进，经潼关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刘湘率23集团军由长江东下，至武汉转许昌、郑州，后因淞沪战局吃紧，改调南京。此外，杨森率领20军由贵州直接开往上海参战。1938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6月，蒋介石命令四川省代理保安司令王陵基率领留川的保安部队，加上川康整军的编余部队，组成新编72、78两个军出川参战。此时，经过整编的出川军队，扩编为22、23、28、29、30、36等6个集团军和1个师共约300万人。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历经山西、山东、河南、安徽、京沪、苏浙、鄂西、湘桂等10多个省，先后参加了松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粤湘桂会战等等。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寇浴血奋战。川军将士生活极为艰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还穿着草鞋单衣。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为国为民应尽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第三节 转变斗争策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日寇改变了侵华策略。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蒋介石集团虽坚持抗战口号，但已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抗战形势出现严重危机。自1939年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反共、分裂、倒退、投降的阴谋活动日趋明显和严重。成都国民党顽固势力公开制造"抢米事件"，阴谋进行反共、分裂活动，成都的抗日救亡形势也日趋严峻。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停止大规模的群众活动，转变斗争策略，保存力量。同时，也通过各种合法斗争形式，领导成都人民开展反投降、分裂、倒退及反共阴谋的斗争，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变化和斗争策略的转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党组织。1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撤销省工委，在成都、重庆分别成立中共川西特别委员会（简称川西特委）和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西康建省后，川西特委改为川康特委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年底，撤销中共成都市委，保留各区区委，由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前后，成都市共有七个区委、两个总支。分别是：
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4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梁华、陈文、赵筱村（赵复华）。
中共成都外东区委员会（1940年-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任炎、肖远耀。
中共成都南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秋），先后任书记的是尹智麒、沈荫家。
中共外南区委员会（1939年5月-1941年3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李澄（彭为果）、沈荫家、伍义泽、缪鑫源（缪朗）。
中共成都华西坝五大学总支委员会（1939年秋-1940年4月），书记艾尔达。
中共成都西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夏），书记黄觉民。
中共成都外西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黎储力）、黄飞声。
中共成都北区委员会（1938年年底-1939年夏），书记梁琅歌。
中共西北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0年7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乔鹤年、黄飞声。
中共四川大学总支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6月），书记王怀安，副书记邓照明、尹智麒。
这期间，中共川康特委还对成都地区各县的中共组织进行了改组。
中共仁（寿）华（阳）特支（1939年1月-8月），书记刘则先。1939年9月，在仁（寿）华（阳）特支基础上，扩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委，书记谭竟平（谭显义），1940年3月又改为仁（寿）华（阳）特支，书记刘青。1940年8月，分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南部，书记任治荣（任树堂）和特区北部，书记陈述舟，两个组织。
1941年春，在中共南部党组织基础上建立仁寿县委，1942年8月被破坏。1941年7月，特区北部党组织改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支，先后任负责人的是陈述舟、书记任治荣，直到1949年仁寿县解放。
1938年冬，建立中共新津县特支，书记吕扬炬，1939年5月撤销。
1939年2月，建立彭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李启华（女）、负责人毛蕴茹（女），1941年1月停止活动。
1939年5月，建立中共新（津）崇（庆）双（流）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扬炬、屈正中、胡阅江、陈树屏，1941年10月被破坏。
1939年，建立中共郫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陈少美、卢良弼，同年结束。
1939年2月，在中共灌县（现都江堰市）特支基础上建立中共灌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钟嘉麟、宋维静，负责人宋文彬、乐安（王月生、尹汉卿），1941年5月被破坏。
1939年2月，建立中共温江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迪、刘纪明、邓泽、戴鹤轩（戴天），1941年初结束，1941年5月撤销。
1939年春，建立中共新都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杨成勋、王白井（女），1940年春停止活动。
1940年秋，重建中共新都县特支，负责人廖华明、朱若水（朱芳淮、朱挹清），1941年冬结束。
1939年春，建立中共邛崃县特支，1941年春结束。先后任书记的是谭竟平、陈绍敏，副书记杨家荫。
1939年初，建立中共蒲江特支，书记彭似佛。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形势日趋恶化，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南方局领导下，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指示，要求成都各区委逐渐转入秘密状态，停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组织工作中执行巩固组织停止发展的方针，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发展除个别地区外，实行紧缩政策，停止发展计划；严格实行区委小区制，建立平行支部和堡垒支部，减少不必要联系，取消巡视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开展保卫党组织，打击特务破坏活动的斗争；反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政治上的麻木和仓惶失措；对党员干部进行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优缺点和是否暴露的审查，清除异己分子，对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疏散隐蔽等。正值此时，中共川康特委利用山西民大在成都招收学员的机会，转移了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
1939年夏，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帮助阎锡山开办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拟到成都招生，负责招生的程怒平到成都后，转交了山西民大中共党员杜若牧给中共川康特委委员韩天石的信。韩天石就山西民大在成都招生一事向中共川康特委作了汇报，特委经过讨论认为，利用这次招生将已经暴露的党员撤离和转移符合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既能保护一批进步青年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又能把他们送到抗日前线，增强抗日力量，并且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官防文件，成批地走阻力会小些。川康特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完全同意川康特委的决定。1939年下半年，山西民大在成都成立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在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12月1日，招生工作结束，一共正式录取学生100名，还有20名备取生。12月8日，被招的学员从成都出发，开赴第二战区。其时在成都由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受党的派遣也要去第二战区工作，使与被招学员一起离开成都。为了加强领导，保证行军途中安全，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辖几个小队。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直属大队领导。大队设中共党总支，下设五个支部，独立小队党的关系自带，总支书记王怀安（公开身份是大队指导员）。全队共有成员152名，其中共产党员70多人。队伍到达西安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山西的局势发生变化，阎锡山领导的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如再往第二战区，队员们安全将受到威胁。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党组织负责人及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队伍前往延安。1940年2月2日，全队152名队员顺利到达延安。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针对此事，中共中央于3月底和4月初，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必须提高警惕，时刻戒备顽固派的破坏阴谋，按照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构，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对新加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时应对态度的教育。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央指示，紧急隐蔽和疏散了在成都的中共组织领导成员和其他党员干部，并对领导机构作了缩小的调整。
1940年6月，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恢复中共成都市委（1940年6月-1941年初），由侯方岳任书记，组织徐集生、宣传赵筱村、青年委员徐鸣。市委领导下的各区委：东区区委，书记张敏；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区区委，书记田敏（田公亮）；北区区委，书记徐集生（兼），除市委管辖的区委外，川康特委还直接管辖一部份区委：外南区区委，书记缪金源；西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
1940年7月中共成（都）华（阳）中心县委成立，先后任书记刘青（石秀夫）、孙敬文。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到成都视察工作，认为侯方岳等市委领导已经暴露，指示他们隐蔽转移。同年3月，魏泽同到成都任市委书记（1941年3月-7月），组织徐鸣、宣传黄飞声、妇委张清华。7月5日，魏泽同、张清华离开成都调重庆。这届市委的中心任务是审查组织，建立堡垒，改变作风。为了适应当时任务和形势的需要，市委取消按地域分区改为按工作范围分区的制度，把原有的各区改划为：
中共大学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倪永业，副书记曾××（女），共有党员42人。
中共男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杨继光，共有党员42人。
中共女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刘蜀先（女），共有党员55人。
中共城市区委（包括职员和贫民，1941年3月-7月）书记王季祥、副书记何茂林，共有党员47人。
中共电报特支（1940年6月-1946年5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刘安洲、杨文祺。
中共男生堡垒特支（1943年3月-7月）书记吴光国。
中共女职员特支（1941年3月-7月）书记郑培德（女）。
这些特支由市委成员分工领导。
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组织领导到工作方式上实现完全转变，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成员陆续转移。
1941年秋，成都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由李莫止负责，成员有尹任宗。主要任务是组织整顿，实行绝对隐蔽。但1942年初，尹任宗被捕，3月，李莫止奉命撤回南方局。至此，成都已没有市一级的党组织，直到1946年5月中共成都工委建立。其间成都市党的工作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一部分与南方局和川康特委保持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精神，在各行各业中隐蔽下来。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二、抗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逆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抗战有利形势的影响和成都各阶层爱国民众的推动，以及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成都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但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刘湘出川抗日及其病逝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围绕着争夺省府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共产党员），阐明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侵蚀，四川省政府大权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缵绪手中。他们惧怕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系等政治势力，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掀起一股反动逆流，妄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和分裂成都团结抗战的局面。
其时，四川大学的进步师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四川大学是中共党组织发展最快、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37年冬，国民党省政府征调数万民工修建凤凰山飞机场。当时正值隆冬，民工们饥寒交迫，生活十分艰苦。11月28日，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负责人、民先队员康乃尔、王玉琳带领学生到凤凰山机场慰问民工，并由王玉琳经手购买了3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御寒。四川大学CC系和复兴社分子孟寿椿等，妄图借此机会，打击川大进步力量，夺取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他们散发传单，丑化川大进步师生，并向法院诬告康、王贪污1万公斤稻草款85元。事件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工委领导川大党组织，发动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动员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救亡团体揭露事件真相，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张曙时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转告成都地方法院，从抗日大局出发，秉公处理。康、王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占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公布慰问活动经过和往来账目，聘请有名律师，公开答辩。又动员卖稻草的彭世松、彭荣章父子出庭作证，并发动进步同学、进步记者出席旁听。在法庭上，康、王及证人当场揭穿了孟寿椿等制造假证据的诬告行为，使事件真相大白。1938年4月28日，成都地方法院作出康、王无犯罪嫌疑，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斗争取得了胜利，孤立和打击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1938年4月，群力抗敌宣传团组织20多人，在黄爽英、张光召、熊梦等的带领下，到新繁、郫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队伍到达郫县后，郫县县政府竟诬蔑宣传队散发反动传单，破坏抗战，煽动罢市，有托派汉奸嫌疑，并以此为罪名，无理搜查和扣押了全体队员。事件发生后，宣传队一面向县政府提出抗议，据理抗争；一面派人返回成都向党组织报告情况，组织声援。在郫县，双方相持了几天后，郫县县政府派武装军警押送宣传队员回成都。中共成都市委得知消息后，组织发动各救亡团体到西门茶店子迎接和慰问队员。宣传队和欢迎慰问的群众会合后，立即开展游行示威。他们沿途高呼抗议顽固派破坏抗战，压制人民抗日自由的口号。队伍到达春熙路时，参加群众已近万人，他们随即包围了督院街的国民党省政府，要求省政府出面解决。经过斗争，迫使省政府宣布无罪释放了全体队员。
1938年5月9日，成都天府中学教师张克林在上地理课时，向学生介绍了苏联。国民党特务分子、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知道后大骂张克林"赤化、卖国"。张克林便写了一封致天府中学同学的公开信，寄给星芒通讯社，通讯社就此发了通讯稿，不少报纸纷纷转载。对此，肖寿眉恼羞成怒，于10日夜带领200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捣毁了星芒社及其楼下的战时出版社。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事件真相，怒斥肖寿眉之流的强盗行径。此后，《星芒》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其后不久，《星芒》报即被反动当局查封。然而《星芒》报并未被吓倒，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经历了四次查封、四次改名再办的严峻考验，坚持不懈为抗日救亡而呐喊。
三、声讨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罪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英、美帝国主义则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逃到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坚决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5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进一步指示要利用反汪运动时机，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运动，充分认识反共与投降的密切联系。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一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声讨汪精卫的群众运动。成都的各界群众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1月5日、6日，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成都协进中学全体学生分别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缉汪精卫，追究查办，以正国法。11日，成都市各界民众举行座谈会，严厉声讨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罪行。16日，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成都《新民报》等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5月1日，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救亡团体和各行业工人3000多人集会，坚决反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5月7日，成都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汪大会，并举行火炬游行。9月18日，成都市召开纪念九一八暨反汪宣传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民众10万多人，大会通过了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通电，各救亡团体组织了600多个宣传队上街讲演，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投降派的反动气焰，推动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的斗争中，对四川和成都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曾亲临成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导四川和成都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10月25日，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领导人王明、林伯渠、吴玉章从西安抵达成都，接受了成都各进步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对抗战形势与前途发表谈话。在成都期间，他们分别会见了刘文辉等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方针和统战政策，坚定他们团结抗战的决心。1939年1月，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成都，接受了进步刊物《时事新刊》记者的采访。他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和国际形势，对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实现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1939年6月，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到达成都调查了解成都妇女生活状况和妇女运动开展情况，出席了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并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妇女工作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940年5月，周恩来从西安回重庆，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时，会见四川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重要活动和指示，保证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四、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利用"抢米事件"诬陷共产党的阴谋
由于日寇改变对华侵略的策略，在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寇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势下，也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反共投降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紧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于1939年2月派其亲信贺国光到成都，出任成都行辕主任，秘密策划更大的反共阴谋。2月3日，国民党社会部审定《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纲要》要求，一方面取缔抗日文化团体，一方面派特务混入进步团体进行活动。6月26日，国民党秘密发出《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密令各地党政军长官按照这一办法取缔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报刊，严厉打击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社会部指派项学儒到成都进行特务活动，侦察大声周刊社、星芒周报社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并于10月5日以"成都异党活动团体调查表"报告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1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命令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项学儒的"调查表"严厉取缔成都的抗日救亡团体，并要求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迅速办理上报。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使反共破坏活动不断升级。成都"抢米事件"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阴谋事件。
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前，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事情时有发生。1939年8月，在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策动下，川军将领彭焕章、陈兰亭等七位师长联电要求撤销投靠蒋介石的王瓒绪四川省主席职务，并派军队进逼成都，以武力相威胁。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从抗战大局出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打击和孤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阴谋，最后迫使蒋介石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1940年3月，五通桥税警殴打地方保甲人员，形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冲突，导致五通桥全体商民罢市，经共产党人从中调解才得以平息。这些事件，大大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责问邓锡侯："你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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