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瞭望东方周刊2010033期封面
东方网8月16日消息：你了解抗战吗
编者按
抗战胜利65年，还有多少关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和细节不为我们所了解？
时光悠悠，当年20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谁还能以亲历者的角色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
在拯救抗战史的同时，权威党史研究者亦强调，抗战史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时期。在不同身份研究者、爱好者的努力下，铁马秋风已不只是抗战史的全部。
本组报道介绍了不同群体为恢复抗战历史而做的努力。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
樊建川：立馆留史才能印汉奸丑态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所持的某种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
1940年，南京人桂公衡于日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组织的县长训练所毕业。班上同学们将到各地出任伪政府县级官职。临别之时，即将踏上仕途的踌躇满志与要成为“汉奸”的道德重负交织，不免个个满腹感慨。
国家临受大难，江山破碎如梦，而将己身托付日寇，求余生荣华富贵。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来，又做什么去？他们对于找到这条“出路”是何心态？庆幸、向往？苦闷、挣扎？抑或抱着一种虚无态度但求今日安乐？
桂公衡拿出一本留言册，请同学们题写书法赠言。大家都有一肚子话，字越写越多，最后他不得不将许多张纸粘起来，结成长长十余尺。
留言里，有人直奔主题：“祝君前途官运亨通！”
有人加以粉饰：“望吾兄抱公仆之精神，为国家民族求出路。”
有人在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寻求慰藉，并企望以此说服同辈：“希洞悉情由之根源，知于理会，悟于心机，超脱利害，不为成见所囿，不为古义所羁，而能自拔于天地之间。”
也有人看似满腔救国热情，慷慨陈词梁启超《爱国歌》第一章：“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还有人奋笔疾书岳飞抵御外族侵略的名篇《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对于已经要在日伪政权“从业谋职”的人来说，笔诵《满江红》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正在建设的“汉奸丑态馆”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如果说杀人、抢劫、强奸，还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么背叛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背叛延续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比任何罪名都不能饶恕。”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世纪90年代，他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桂公衡的书法留言册，后面还附着新中国清查汉奸的调查登记表，立时花4000块买下。
“贵了，但无法可施。”樊建川说，“这是难得之汉奸之相。他们心中也有压抑，感到无出路。”
自从70年代末搞文物收藏以来，樊建川一直刻意留心与“汉奸”相关的东西。他手中的藏品越来越丰富：日制《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基本等同于中国高等“汉奸”的花名册；日伪政权发行的宣传画，“普天同庆”、“向完成大东亚战之路迈进！”、“美女要嫁满洲国军人！”；伪政府时期的良民证、结婚证、毕业证，伪蒙政权上标注“成吉思汗元年”的地契；大汉奸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判罪的卷宗??
“这些实物和文献能如实展示那段历史，既有他们协助日军犯下的滔天罪恶，比如参与扫荡、搞经济掠夺、实行沦陷区的统治和文化宣传，又不回避他们客观上在社会管理、教育、市容上的一些作为。”樊建川打算建设一个“汉奸丑态馆”，全面梳理“汉奸”历史，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此前，他已凭一己之力，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五百亩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其中“抗战”系列就有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俘虏馆等，皆为国内首个以此为内容的博物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主营房地产，年利润5000万元左右。但博物馆事业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无底洞”，不断新建的分馆和购买藏品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其间他甚至卖掉了价值4000万元的总部大楼。
1957年，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他曾参军、在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他出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辞职，后来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005年，建川博物馆开门迎客。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解说员现在一看到建新馆就头大，不知道又要多记住多少东西。一开始只有15个馆，后来樊总收藏的东西多了，要扩展到25个，现在又想要翻倍，还准备梳理百年史，从民国开始到现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兵有什么，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甩了就是了。’听父亲的话，战士般的建馆，能建多少是多少，扳命都建不动了，才能算是阵亡。无论多少个馆，就是一个背包，甩了。”樊建川近日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写道。
汉奸馆与侵华日军馆便是新规划中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上面是日军馆，下面是汉奸馆，寓意很清楚，正是靠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樊建川说。
如今，这栋上下两层的建筑正在馆区内动工，预计年内建成，明年开馆。
什么是“汉奸”？
《辞海》中这样定义汉奸：原指背叛汉族的人，后泛指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和敌人合作出卖民族利益的那一类人。而陈嘉庚在早年有一个更简单的判断：凡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进行审判，曾以“汉奸罪”论处一部分人；解放后新中国也曾处理一些人。但“汉奸罪”的定义有时候有些暧昧，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如何判定他的罪过也成了充满主观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难解之题。
在樊建川看来，“汉奸”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身上负有血债的。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导致中国军队受挫、抗日爱国人士牺牲，比如“汉奸”头子、便衣队特务、密探等等，这些是非常明确的“汉奸”“败类”。
第二，在伪政府政权中做到一定级别的。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犯下血债，但“毕竟在大部分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作威作福多年，说他们是汉奸也绝不冤枉”。
第三，侵略军的合作者，下层官员、军人，比如基层警察、保安队长等，可算“胁从”。“他们不像前两种明确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相对灰色一些，也是为数最多的一批。可能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能就是为谋生。”
还有一类，即沦陷区的一些民众，在伪政权通知下修路、巡夜、跑腿，连胁从也算不上。樊建川认为对这部分人可以不必划在汉奸之列。
“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基本都是依据两项来判定：职务级别和影响力。”樊建川阐释说，比如周作人、胡兰成，没有做过特别实质性工作，没有亲自犯下人命案，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让人们以为原来背叛民族也是很清高的，很有文化的。这种影响更糟，它某种程度上唤起更多背叛者” 。
抗战末期，国共两党军队加起来应有800万之众，而日军仅有130万。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100万伪军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公务员和伪警察起了恶劣作用。
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么多的汉奸？
国内也尚未有相关研究结论，尽管关于汉奸头目的描摹和史料诸多，却罕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整体研究。
之所以这段历史研究成为空白，樊建川认为其中牵涉许多复杂的问题。
“谁是中国的汉奸研究专家？没有！如果非要找，大概就是我了。”樊建川自信一笑。
2008年12月，樊建川应国民党之邀前往台北参观访问时，和连战聊起“汉奸”话题颇有共鸣。连战特别提到，台湾今日的许多事情与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皇民化”思想有关系。
从没有“汉奸”后代主动上门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有时候所持的某些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为最重要需求，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对此，樊建川表示无法赞同：“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已经超越了底限。”
事实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尽管人们口头上逐渐放松了对于忠义观念的要求，但内心里还是深埋着与之相关的荣辱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办博物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甚至战俘、劳工本人或后人来找我，要给我提供资料，捐献实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是汪精卫的团长’‘我舅舅是陈公博的秘书’。”
即将于“汉奸馆”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没有一件是樊建川从“汉奸”后人中直接买下的。它们要么来源于文物市场，要么收购自日本的资料馆或旧货市场。
“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兵，不管在‘文革’时怎么被批斗，也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千方百计都要把当时的抗战奖章、中正剑保存下来。但是伪政权、伪军的人呢，首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得自我销毁证据，新中国之后更要销毁，等于经历了双重销毁。”樊建川感慨，作为一心想要建专门博物馆的收藏者，这无疑给他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民间看到的宝贝容易得，而进入大拍卖行的东西则令他望尘莫及。汪精卫、郑孝胥、胡兰成的字画、给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卖行等拍卖中，一件可以卖到几十万，樊建川很难支付如此高的费用，“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汉奸’的字会这么受人追捧，这些收藏家买来做什么呢？原本都是应该进入‘汉奸馆’的罪证啊！看得人觉得心酸。”
如今，溥仪为首的东北伪满政权、“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弘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寻找到翔实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但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两部分仍然匮乏，这几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两块心病。
他寄望建立“汉奸馆”能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借此平台吸引更多有识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主动找来，提供更多历史资料。
他又决定不管有怎样的争议，还是要把名字确定为“汉奸丑态馆”，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想好到时要在出口处树个牌子，在诸多物证展览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汉奸。
“心平气和”研究抗战史
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在长期从事抗战史研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看来，如今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今天开放的社会氛围里，修史如何能令人信服。
“现在抗战史研究已经走出了过去和中共党史或者中国革命史基本相同的范式，突破了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的研究框架，展现了更多的内容。”她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党史书写模式在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修抗战史，都经历了哪些阶段？
李蓉：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已经开始“写史”。1940年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发动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后出版了《冀中一日》，真实生动地反映冀中军民的抗日生活和斗争。
盛世修史。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退居二线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历史。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的工作机构和队伍成立，开始系统收集抗战史资料。
军事科学院主要从军队史和战争史角度进行研究。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抗战史研究成果。如军事科学院出版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很有分量。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撰写、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战史》。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则开辟专章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环境影响也是难免的。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分寸不好掌握。所以在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往往被写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对中共和敌后战场反映比较充分，而对国民党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阶层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批评和否定的内容也写得比较多些。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的历史研究也更强调学术研究、尊重历史的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这种写史方式是“党派抗战史”？
李蓉：这个表述不准确。从中共的抗战经历出发写史，为现在执政提供经验教训和总结规律，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抗战史和中华民族抗战史相比各有侧重，中华民族抗战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宽泛一些。
针对这种“以点代面”的偏颇，胡绳早就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参加的抗日斗争历史，不仅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许多爱国党派也主张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杀他们的贡献。因此，修中国抗战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党派、团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共的友党、友军，他们都是抗战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路径由原来比较单纯的中共党史内容扩展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上来。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本身也在继续深化。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修史主体不断壮大、修史手段渐趋多元、修史客体的外延扩大内涵深化三方面来探讨。
首先就是，抗战史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书写手段逐渐多元。除了专门的研究部门，还有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学者也参加了修史。
中共史观更开放了
《瞭望东方周刊》：官方修史、学者修史和民间修史的路径、侧重点、模式有何不同？
李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共同遵循的，虽然各自的角度和兴奋点不完全相同。所谓官方、民间修史，其实都是学者修史。同样是研究部门，研究角度和兴奋点也会不完全相同。
如一些社科院的学者，他们比较注重运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擅于实证性考察，以小见大。这对抗战史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人们更细致、具体地了解历史，也可以开拓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不少文章是从政治、军事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史等多角度转变。
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也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抗战史。比如南开大学的学者在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方面就取得不少成果，对抗战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其实跟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历史、党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角度。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细菌战、化学战、重大惨案或者慰安妇问题，这都是过去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曾经比较单薄、推进比较艰难的一些课题。现在通过许多学者和热心人士的努力，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把日军侵华期间的非人道罪行加以揭露，并把资料留存下来。这也是在固化历史，教育后人。
《瞭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呢？
李蓉：中共抗战史不完全等同中华民族抗战史。以前的抗战史研究比较关注战争，现在却扩展开来，既有战争，也有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心理的变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动、全国的抗日文化运动等等。
以前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和资料局限或侧重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现在扩大到全国，除了根据地，还有沦陷区、还有国民党区域；过去侧重于共产党自身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现在则从总结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的角度，也对抗战时期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社会工作等进行研究。
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和贡献，以前因解放战争时期将其视作战犯、“人民公敌”，所以对其抗战中的消极方面揭露、批判比较多。现在也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但已经将国民党的顽固派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使是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全盘的否定。
事实上，历史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对国民党来说，也不是说一个“对”或“错”就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和错误认识所决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制造摩擦，这都是事实，无法回避。但他将抗战坚持到底了，没有投降当汉奸，那他和汪精卫就不同。
此外，对国民党区域的研究也是深化，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等。毕竟国民党还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一直没有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敌当前，只要抗日，就应该肯定。这些都说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总之，抗战史研究的拓展方向就是，从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到沦陷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全方位的研究全国不同地区的情况；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前线到后方，从西南到西北，包括全国在内；从中共到其他党派，从中国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有许多内容值得去继续深化研究。
史料缺乏始终是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能谈谈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情况吗？
李蓉：我了解的台湾研究情况很有限，但感觉到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事实上，在抗战史的书写问题上，大家越来越心平气和。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主席对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做出“积极抗战”的评价，这令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很是感慨，极受感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提到的8位抗战英雄里有一半是国民党军官，这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无分党派，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一样值得讴歌和缅怀。
共产党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国民党。2005年到台湾访问时发现，国民党党史会的工作人员一共才3个人。当然，国民党也曾非常重视党的历史。但现在有很大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中有些怎样的挑战和困难？史料缺乏还是修史的大问题吗？
李蓉：史料是修史的前提和基础，修史离不开史料。对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史料的不充分、不完备始终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时带走了很多档案，导致在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抗战史研究史料缺乏，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缺乏。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辗转看到一些台湾学者所著的国民党抗战的书籍，也有很多学者想办法到台湾搜集材料，至少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相互参照。
中国抗战史的资料，因为在战争环境里，进行及时、明确的战争伤亡统计或者战报统计本身就困难，再加上日军投降时又在日本本土和中国销毁了大量资料，接着又是全国解放战争，这些因素都给抗战史资料的保存造成困难，也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难度。
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成果也会不断问世，不可能一劳永逸、踏步不前。当然，研究者们也要付出艰苦努力才会有所收获的。
“中流砥柱”无须质疑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示质疑。
李蓉：这不足为怪。其原因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了解不够，对中国抗战的历史了解不深。在如今这样开放的社会氛围里，因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得到比过去多的介绍和肯定，有人就对共产党的作用表示怀疑，认识模糊，提出：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可以让人信服的。虽然“中流砥柱”只是一个形容性名词，但确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其实在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反映的是客观历史事实。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抗战主张，一直坚持抗战；同时强调争取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一场人民战争，团结争取了一切抗日的力量；共产党制定了全国抗战路线，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还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为全国树立了民主的榜样。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史的研究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我们努力去深化研究抗日战争史，就是要写成信史，达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目的。对那些对中共历史认识不全面、甚至有偏见的观念，可以通过全面的、科学的、准确的历史来进行教育和纠正。
《瞭望东方周刊》：另外一些观点是，应该打破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抗战史？
李蓉：这个提法有片面性。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需要创新、发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更不能说就没有按照历史事实的研究和书写抗战史。只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思想拨乱反正，已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战史也从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扩展和深化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这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这不等于说党史就不再需要，更不能说原来的历史叙述不真实。对传统研究和书写模式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同现在的研究完全对立。要看到，之前的研究奠定了今天的基础，并提供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要允许抗战史研究有一定的阶段性。要克服历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把澡盆里的脏水倒出，并不意味着要把盆里的孩子也一起泼出去。
方军：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