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地消失，同时带走属于自己的荣誉和战争的真相。
7月27日早晨，孙敬生的儿子给方军打来电话：“今早8点，我父亲已去世。享年97岁。”
孙敬生曾是国民革命军29军军官。他1935年入伍，参加过长城抗战、卢沟桥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身上有3处贯穿枪伤。
2005年，一直做抗战口述史的方军曾在博客上号召，全国学生在明信片上手绘纪念章寄给这位老军人。
一个月内，孙敬生接到了37枚手绘奖章。97岁的老人将它们摆在枕头边，在风烛之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耀。
其实，每隔三五天方军就能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曾经采访过的某位抗战老军人已经过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别沉重，觉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有些写了还没发表，辜负了他们的盼望。”
他时时刻刻地计算着：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也已85岁。多少人能活到85岁呢？他知道，这代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否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思考？后来人是否对这场战争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分析？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是否有所贡献？
方军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几年了。
“如果说抗战史是一顿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盘菜。我的工作做完，这顿饭似乎也结束了。再没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军说，“可是，为什么轮到我这么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呢？”
赔本儿赚吆喝
方军对这个行当一肚子不情愿，“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无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别得不偿失，用北京话说，就是赔本儿赚吆喝。”
他指着自己堆满书信、文献、老照片的旧屋子说：“别人做的事儿不赚钱也就算了，我这还得往里面搭钱。”打到全国各地的长途电话费就是一笔大开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平时无人问津，一旦有人愿意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自然激动万分。即便知道方军要亲自去面谈，他们也忍不住先在电话里把一生故事讲个大概。有时对方想起往事难以自抑，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方军更不忍打断。
方军2002年已从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退，仅靠退休金难以支撑。他将在北京方庄买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潘家园一栋老楼房里，小两居被故纸堆挤得满满当当。房租还是前妻拿的。
为了节省开支，他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慎之又慎。他一般会先劝对方去找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如果没人理睬，他自己再前往。只是，通常总还会轮回到他这里。
他说，自己的叔父曾是乡村保长，日本兵扫荡时被杀，父亲则是八路军。
1953年出生的方军，在小学五年级就遭遇“文革”停课，后来进工厂当铆工，18岁又参军。后来去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他自嘲：只要有人肯做这类事情，都能比他强，“可是自1945年以来，全国有几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呢？”
在方军撰写的《最后一批人》一书中，他曾列举国内与一样做抗战口述史的人们：哈尔滨的王晓兵，上海的苏智良、王选、杨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陈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珉等。最后，他写道：“日本国的右翼学者有强劲的大财团资助，中国人全靠个人自己。”
他特别羡慕同样靠“抗战饭”成名的作家都梁，《亮剑》、《狼烟北平》全国畅销，“大赚其钱啊，光书就一百多万，还有影视版权。”他们是熟友，都梁每次来方军家都是开一个大吉普，“美国车，牛得不行”。
他自己呢，只有一堆待出版的文稿，内容全部理好的就有七八册，只是没有出版社愿意给他出。他给每一本书都已起好名字：《最后一次集结》、《一个和四百个》、《占领十五年》、《重温胜利时光》等等，甚至设计好每本书的封面、封底，彩色打印出来，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如果我没有来呢？
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或者借用另一句北京话，特别拧巴。
一方面，方军有35年党龄，崇尚老革命党人的做派，因为看不惯以前的领导贪污腐败的作风而频频给北京市纪检部门写信，并揣测这是自己“被内退”的原因。同时，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自称深入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羡慕各种凡俗享受。
他的书房里既有大量散发着“左”色彩的图文资料。但是，他也为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主持人海霞一直挽着自己的胳膊而觉得“倍儿有面子”。
方军说，自己不知多少次都已决心放弃，“可是一有这个念头，马上就有新的电话、信件来了，还得继续干。”他叹口气，“上船容易下船难。”
他不愿当面吐露的，是每每看到那些老泪纵横的老军人时，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劲儿。
国民革命军30军少将师长仵厚德，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他1937年8月在北平作战，全营官兵621人，撤出战斗时还剩112个；第二天又被包围，最后剩下17个；台儿庄时他带头组成40人的敢死队，最后他们3个人幸存??
“仵老汉这样的人物在法国、在美国、在日本国、在英国还了得吗？”方军曾写文章感慨道。方军去时，孤独的老人终于敞开心扉，详细地向他叙述了当时战场的情形。
老人的记性极好，几十年过去，依然记得许多细节，并对各种武器装备的型号和优缺点如数家珍。方军一边采访，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喊：“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们，你们都在哪儿呢？”
陕北的稻田里，仵老汉讲述了当年在战场上拼死抵抗并获得日军敬畏的惨烈场面，方军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忍不住问：“这些你对家人、乡亲说过没有？”
“从来没有。”
“那如果我没有来呢？”
老人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只有黄土高原上的北风呜呜作响。
方军在仵老汉家里住了一个月，吃爬满苍蝇的饼子，住漏风的床头。临走时，老人再三感激：“从来没有作家、记者采访我。你来了，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方军的“口述缘”是在日本留学时结下的。那时为了赚学费，他每日给饭馆打工送外卖，因此得以进入成百上千的日本普通家庭。时间长了，他发现了一些曾经是侵华日军的“老鬼子”。
他跟这些日本人攀谈起来。有的愿意承认侵华战争是不可篡改的史实，并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年战场上不为人熟知的细节；有的则至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一个讲不通道理的“老鬼子”家里，方军忍不住拍了桌子，“恨不能早生几十年，抡起大片刀，和他在战场上血肉相拼。”
方军曾将在日本的经历结集出版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一举成为“1997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的“中国图书奖”。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悄悄地、神秘地向方军提出一个问题：“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是曾与这些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军人：国民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
带着日本老兵的问题，方军在1997年回国之后，开始了对国内战争亲历者的回访。他慢慢总结出十类他想要采访的人，并用毛笔一项项写出来，贴在墙上抬头可见的位置，时时提醒自己：
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抗战老鬼子；劳工；爱国华侨；性奴隶(慰安妇)；日军子女、国军子女；战争受害者；美国飞虎队；东北抗联。
如今，纸已泛黄。他指着其中几项叹气：“东北抗联，几乎没什么人存在了；慰安妇，现在能讲的也几乎没有了；飞虎队，也很难找到??”
他已采访521人，但是在抗战结束前夕战场上国民党、共产党军队便有近800万人。他说，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完成？“我觉得如果抗战历史是一本大书，我写的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等所有人都走了，这本书也就该合上，插进书架了。”
步平的中日史观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步平经常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有人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时候使用了东京审判书上的“20万以上”，就可能会被批评为“立场问题”。
步平是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首席委员，这些年他还承担了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的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步平在许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专家”，这使他在很多场合要十分注意发言的措辞。但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他也承认，许多学术观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术的尴尬
步平接触抗战史研究，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作为反击，东三省历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开始参与抗战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东北边境考察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毒气炮弹。当时，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我们的发现成为要求日本承担战后责任的证据。”步平说。但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和战后处理问题当时还鲜有研究，“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如何证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日军遗留化武问题就成为步平重要的研究项目，一直延续了20多年。
这20多年来，步平频繁跨越中日国境，走过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这期间，他从黑龙江社科院调入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一直从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有着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报告一发布，他就听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质疑。日本右派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
中国方面也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步平告诉本刊记者，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允许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对数字的确定需要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基础，而目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渐找到了中日双方对于战争被害数量认识的分歧和不同语境。
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步平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关于那场轰炸的死难人数的记载。最终在一幅油画下方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关于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只有推测的数字。在广岛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伤害死亡的约14万人(误差为正负一万)。”
但是，资料馆里陈列着相当多的反映原子弹爆炸后伤害的具体实例，例如广岛县第二中学学生折勉滋被烧到变形的饭盒，里面的饭成了漆黑的焦炭。据说，原子弹炸过后，母亲就是通过这个饭盒辨认了孩子的尸体。
“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 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建立跨越国境的“感情记忆”和历史观，是步平自己的表述。
萨苏：在日本研究抗战
虽然日本人记录事情非常详细，但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经常截然不同
萨苏本名弓云，出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等公司工作，后成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居住于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并娶妻生子。
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养成了对文史的爱好。几年来，萨苏接连出版了《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籍。
他说，在日本也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对中日战争进行研究。官方研究主要由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来承担，但近年来成果不多。
萨苏认为日本人喜欢钻“牛角尖”，并将这总结为他们“缺乏大国气度”，“日本在地理上是个岛国，一直没有邻居，不太懂得如何跟邻居相处，也就不懂得平衡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要么是吞并，要么是被吞并。”
联谊会的历史资料
“20年前日本曾经出过一套二战战史资料，编纂很用功，但成果不能说很好。”萨苏说，通过日本官方的研究史料，他发现日本在研究抗战问题，多数都是“只见树木”。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十分重视单个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者会通过对单个事件的否定来否定整个大屠杀的存在，“其实这样只会在屠杀人数上有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大屠杀，实际上是个定量和定性的问题。”
日本官方研究者在做二战研究的时候，一般只用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进行。但萨苏说，在战败时，日本政府为了躲避战争责任已经毁掉了大部分官方资料。
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研究多是大学教授等人文学者，无论左翼和右翼日本政府都会进行支持。
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民间学者数量也很多。萨苏说，曾经有一位牙医出身的研究者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空军抗战史，“他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把战役里的每个人都找到，然后一个一个去采访，最后出了一本描写中国飞行员的书，叫做《中国的天空》，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中国的研究成果。”
此外，日本老兵还组织了各种联谊会，并成为民间的研究主力。这些联谊会经常将回忆录集结成册，从而留下来大量资料。“近几年随着老兵们的逐渐离世，这些组织也日渐衰微。”但是，这些没有正式刊号的出版物中有很多珍贵史料，正是中国和日本官方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与中国不同，许多侵华日军都随身携带照相机等设备。他们以及随军记者们所拍摄的即使没有人物的景色照片，现在都成为了绝版资料，“那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人去拍照片，但蔺相如的墓地，北京的各个城楼等就留在了日军的相机里。”
萨苏说几天前他刚刚从老兵联谊组织得到一个相册，整本重达6公斤，内容主要是“九。一八”后的东北实况。“天鹅绒面做成的底子，封面上还镶嵌了银饰，打开后，就看到大量日军侵占东北时期各种图片。”萨苏说，他越翻越惊讶：里面甚至有日军占领每个县城时的战斗，甚至还有马占山战马的尸体。
许多问题都需要研究
对比中日双方的研究，萨苏总结说，日本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细节，强调直接证据，从细微处进行扩展，“比如日本记者在描述一艘军舰被击中的时候，往往会详细到炸弹把厨房给炸坏了，把酱油瓶子炸碎后，酱油泼洒到墙壁上。这样有时候就会只重视了细节，而恰恰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整体性。”
虽然日本人记录事情非常详细，但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经常截然不同，“官方在上报伤亡的时候，总是多报杀伤敌人，少报自己的伤亡，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的塞班岛战场，日军和美军交手，每次都是将尸体拖回，堆到后方，以至于给美军造成了战斗虽然激烈，日军却几乎打不死的印象，让当时的美军非常沮丧。”
还有洛阳战役，前后共打了15天，战斗一直非常激烈。其中一场惨烈战斗后，日军只报告55人伤亡，却是消灭中国两个军。但在日军老兵的记载里，日军在一场刺刀战中就曾伤亡数百人。
日本在研究“二战”时，通常会借鉴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史料，“我有一次在文章中使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资料时，通过查询日文资料发现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包括八路军怎样从悬崖上冲下来消灭千名乱作一团的日军。后来回国看到一本回忆录，感觉似曾相识才知道那个资料是日方依据中国的文献编译过去的。”萨苏说。
在日本的图书馆里，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比如大阪图书馆就保存着大量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日本的图书馆中通常可以看到半架半架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还有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种说法，作者包括大陆的，台湾的，也包括日本自己的。”
萨苏认为，关于日军侵华的史实，在日本大多数教科书里的态度基本明确。他说，引起亚洲其他国家强烈反感的右翼教科书，使用率低于1%。
“二战”后，日本逐步取消对青少年的武士道精神教育，“日本逐渐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后，年轻一代已经很难想象曾经和别的国家人打过仗，还留下了罪行，普通的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萨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