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收到一些乡镇党委书记来信，反映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我们摘编如下。这虽不能代表乡镇主官的全部，但从这些心声中，我们看到了乡镇党委书记这个群体的酸甜苦辣，看到他们也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党建周刊》编辑：

　　你们好！

　　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农民“催粮派款”，有的地方使用强硬手段，干群关系紧张。如今千年“皇粮国税”全部免除，对农民种田还有各类补贴。因此，有些人包括上级领导都说，现在乡镇干部太好当了，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乡镇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型过程中，上级的要求更高了、更多了、更严了；农业的形势更加多变，农村的情况更加多样，农民的诉求更加多元。乡镇干部的服务与各方的愿望还有差距，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压力和困惑。

　　首先是维稳。乡镇处于行政的底层，顶头压着众多机关部门，下头直面千家万户。机构改革、企业改制、田地权属、村级债务等留下很多历史问题，一些人“信访不信法”，县里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就进京。上面再一层一层“回转”通知，最后由乡镇一把手去领人。乡镇政府“能力有限，责任无限。”有些问题可依法依规圆满处理，有些属于不合理诉求，根本没法解决。

　　其次是检查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根线都能“勒死人”。一个乡镇上要面对几十甚至上百个科局。有一天，上头同时来了7个检查团。我是书记，哪个都不敢怠慢，都要汇报，都要陪同，都要招待，还都得赔笑脸。

　　一票否决项目太繁多，乡镇工作压力太大。最初，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属于一票否决，后来基层组织建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都进入一票否决之列，只要一项出错，一年就白干了。尤其是安全生产，执法由“条”上管，责任由“块”来担。出了事故，所在乡镇的书记、镇长是第一责任人，还可能为此丢“帽子”、进“局子”。乡镇干部都说，对安全生产，我们“一只脚在牢外，一只脚在牢里。”

　　手机24小时开通，最怕半夜来电话。生了大病，没时间住院，也住不起。很多乡镇干部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在那个乡镇干到退休，20年以上“乡龄”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思想挣扎，埋头干吧，不知前途在哪里。不好好干吧，对不起群众，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良心。客观环境就是这样，多数群众是可敬的，因此，天一亮还得爬起来，一大堆事在等着，书记不带头干怎么行！

　　——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

　　神经末梢的大服务员

　　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乡镇党委书记怕算得上是“神经末梢”上的一个“主官”了。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论行政级别，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只有正科，主任科员而已；讲管辖范围，不少书记都管着几十里地，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所以，有人说，乡镇党委书记是“芝麻官”顶着西瓜大的责任。

　　最紧迫的任务，堪称发展。在乡村行走，随便问老乡：你这个乡镇，党委书记干得怎么样？他们最常态的反映恐怕有两条：一是这个人好不好接近，有没有架子，作风实不实；另一条，就是门前的烂泥路修了没有？年久失修的沟渠廓清了没有？村里的自来水通了没有？……而且，如果没什么事，乡民们是很少往乡镇大院里跑的，他们对乡镇干部尤其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好恶判断，多半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事情处理结果上。路、水、电，这些事儿看着不大，但对很多农村来说，这些就是乡镇发展的大事。这些事情做好了，得民心；做不好，丢民分。除此之外，富余劳动力往哪儿输出？农民收入水平怎么提高？特色产业怎么形成？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怎么平衡？这些问题，也是乡镇党委书记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大题”。

　　最沉重的压力，莫过于稳定。社会在快速行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总是难免的。中国的稳定，首先源自拥有几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的稳定。在农村，在基层，乡镇党委政府是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纠纷的早期“减压阀”。事实证明，很多问题如果在村里、在乡镇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得到了“救济”，谁又愿意不辞辛劳地往市里省里甚至北京跑？有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倾斜、补偿，而是公平地对待、公正地处理，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讨一个说法”，甚至，就是几句温暖人心的话。在乡镇，书记是最大的“官”。有问题，找书记。所以，对乡镇党委书记来说，引来大项目落地是政绩，确保一方平安则是前提。

　　最根本的宗旨，还是服务。不服好务，老百姓凭什么支持你、拥护你？服务型政府，不独在城里，更应在农村。在城乡统筹的宏大背景下，乡镇的服务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这些良好的理念正在被很多地方努力实践着。而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和变化，乡镇所提供服务的数量跟质量也需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在已经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乡镇表现更为明显。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们对乡镇服务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有的乡镇已经开始“花钱买服务”，这不单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服务趋向专业化的集中体现。理论上说，乡镇党委书记就是乡镇的“大服务员”，但在现实中，他们更需要做到的，是找准这个角色定位。

　　乡镇“主官”该咋干？从本期开始，本刊将推出系列报道，关注乡镇党委书记这个特殊群体，了解他们的挑战与担当，品读他们的苦累与困惑，谋划他们的出路与方略，因为他们，直接与几万百姓相关，与我们广袤的农村有关。

　　——编 者

　　乡镇是我国行政序列的底层，乡镇党委书记在百姓看来是个“官”，而他们自嘲“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走访湖北一些乡镇，许多乡镇党委书记都有这样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几年下来，在这“一亩三分地”，总要干一些看得见、摸得着，上面点头、群众满意的事吧！“农民反感放空炮，只有靠实干，靠发展经济来回答。”

　　1.

　　农民增收有局限

　　调整结构有学问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有5.6万人，在当地属于大镇，过去办乡镇企业小有名气。该镇党委书记兼镇长田海湖此前在一个小乡镇工作4年，去年6月来到这里任职。

　　双溪桥镇共有耕地8万亩。“我们不缺耕地，愁的是怎样促进农民增收。”田海湖说。近些年国家惠农政策多，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但是，粮食增产潜力有限，惠农补贴不可能继续大幅增加，打工收入是死数字。农民收入连续六七年较大幅度增加，基数很高了。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十分有限。

　　就是这些地、这些人，如何发掘新的“刺激”促进增收呢？田海湖说，8万亩耕地中有6万亩属于基本农田，其余是低丘改造的。只能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调整种植结构，提高每一亩的产出。

　　过去个别地方调结构靠行政推动，张书记说种瓜，李书记让种豆，最后没市场。群众大骂，政府尴尬，留下很多笑话。对此，田海湖微微一笑：“我出身农家，了解农民。他们对干部推动的调结构天生反感，他们喜欢看别人怎么做，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邻县嘉鱼是蔬菜大县，主要品种是大白菜等大路菜。菜园四季不闲，每亩收入是单一稻谷的几倍。双溪桥镇杨堡村等有种辣椒的传统，“辣”得很有名气。镇里派人外出考察得出结论，辣椒属于精细菜、调味菜，各地一年四季都吃，市场很大。

　　“调结构不能强行推动，要示范带动。”田海湖说，“我们先扶持大户，让他们发财，然后带动更多农户。”广东惠州人郑俊华今年40岁，他是杨仁村的女婿。2008年他到该村发展，听说当地人善种辣椒，不缺技术和土地，他于是种了12亩。当年亩产优质辣椒1万斤，每亩净收入1万元左右。郑俊华乐开了花，去年10月他一下子扩大到200亩。镇里把他列为示范户，新修两条生产路，完善灌溉沟渠。郑俊华说：这些基础设施耗资100多万元，是区里、镇里解决的。田海湖反复对他说：你种辣椒发财，我高兴。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发财。

　　如今郑俊华的辣椒基地已经带动了周边6个村湾共86个农户，每户种有2亩至26亩。杨仁村的樊亚梅种了5亩辣椒，“辣椒卖钱多，明年要接着种。”

　　目前双溪桥镇已经建起3片共1000多亩蔬菜示范基地，发展辣椒等精细菜，计划发展到1万亩。镇农技站和示范户为散户提供技术服务，组织经纪人收购蔬菜，确保销路。

　　田海湖说：“调结构要因地制宜，最关键的是市场，不能局限于一县一省，要放眼全国。市场千变万化，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最怕调出来的农产品卖不动，农民抱怨，无颜面对啊！”

　　2.

　　招商引资不容易

　　农民利益别忘记

　　中部县域发展愿望迫切，是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一些乡镇当然摩拳擦掌，希望发展工业，带动城镇化，拉动服务业。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让嘉鱼县簰洲湾一夜间名声大振。12年过去了，簰洲湾镇党委书记兼镇长余忠东说：水对簰洲湾来说是优势，也是忧事。

　　簰洲湾镇2000年合并前仅有5个村，其中4个属于“工业村”，一些企业很红火，但大多是低端的建材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余忠东说：不搞工业不行，又不能再走小而散的老路。这里没有特色资源；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大；区位优势不明显。“每次招商谈判都像过火焰山！”

　　古代簰洲湾商船云集，号称“小汉口”，靠的就是水。余忠东说：我们要化害为利，围绕水来做文章，以商招商。去年底，余忠东从嘉鱼籍客商徐先生那里得知，三木集团计划在湖北布点，需建专用码头。簰洲湾有50多公里优良岸线，他们赶紧与三木电话联系。对方不太相信，余忠东让人把一些关键地点拍摄图片，发给对方看，并邀请实地考察。三木集团看了实景图，两次派人考察，今年2月决定落户。由此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其上下游关联企业10多家，主动开始与簰洲湾接触洽谈。

　　相比之下，通山县大路乡招商引资遇到的是“别样的烦恼”。

　　大路乡一些村子离县城仅几分钟车程，2006年县里规划建设的开发区大部分位于该乡。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引进的83个项目有60个落户大路乡。该乡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大德说：我们这里招商形势还好，麻烦的是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引发的纠纷。

　　今年4月，一家医疗器械厂落户该乡一个小村，村里几个“狠人”给涉及征地的农户发放补贴，以此为交换，由他们独揽该厂附属工程建设，拿了好处的村民不得参与。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影响项目建设，不少村民居然默认。乡里得知后，由金大德带人三次到该村做工作，对涉及征地的农户，除依法补偿外，还为一些困难户区别情况办理低保、救助等，免除其后顾之忧，最终平息风波。

　　大路乡还创新对征地补偿政策，征地同时按一定比例返还一些土地，由村集体支配，为村民造福。西岗村6组被征地后，预留了40亩“造血田”。该村地处城郊，不愁开发。一些村民说：“这等于给我们留了一个福利小银行。”

　　3.

　　水利设施老化退化

　　长远大计谁来管

　　长江、汉江两大河流经湖北，境内湖泊塘堰众多。然而，多个乡镇党委书记都为水利工程，尤其是老旧的农田水利设施发愁。

　　如今，许多簰洲湾人仍对1998年7月底的长江溃口记忆犹新，湾内几万人的家园变成泽国。1999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41.5公里的民堤进行加固，处理险工险段16处，大大提高簰洲湾民堤的防洪能力。俗话说：簰洲弯一弯，武汉水落三尺三。簰洲湾民堤实际上发挥着干堤的作用，对湾内居民以及武汉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民堤等级低、基础差，防汛能力有限。今年夏天，簰洲湾遭受历史罕见强降雨，内涝严重，全镇8万多亩农田受灾，大片水稻、玉米、芝麻等半腰泡在水里，一些南瓜漂浮水面，不少鱼塘漫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余忠东说：一个乡镇兴修水利的能力有限，我们四处奔走争取政策和资金。今年4月、7月和9月，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三次到簰洲湾调研灾情和灾后生产，有关部门正在规划，将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提档升级。

　　问起小水利建设，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书记田海湖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说，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严重老化，70%的设施功能退化或丧失，在用设施中仅能发挥设计能力的30%。遇到高温要抗旱，遇到大雨就防涝。对小水利建设，村集体没有能力，农户干不了，也不愿投入。“说是分级负责，乡镇没有财力，能负什么责？”田海湖说，“农民对此意见最多，小水利老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大障碍。”

　　对此，通山县大路乡党委副书记金大德也是忧心如焚，“农村许多塘堰沟渠、泵站急需维修，可乡里没有钱，农民不愿投工投劳。”今年7月14日当地下大雨，仰狮村附近一条河发洪水，将一段水泥路淘空。乡政府只好四处化缘，这边“讨”点水泥，那边争取几千元，把路修好。“这种应急修护，难以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