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白色的圆形钟表静静地躺在泥淖中，时针停在了２３时４０分。

　　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２３时２０分，一场特大暴雨突降甘肃舟曲，２０分钟后，山洪泥石流咆哮着从北部山上横冲下来，顷刻间，１０００多个鲜活的生命永远逝去。

　　这一刻，距青海玉树大地震１１５天。

　　２０１０年的中国，经受了一次次历史罕见自然灾害的挑战：西南大部旱魃逞凶、多条江河洪浪翻滚、东南沿海台风肆虐、西北高原震情又起、山区峡谷泥石流穿村毁城……

　　灾难考验中国。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紧急应战，风雨同舟，以惊人的勇气和力量，夺取了一次次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灾难警醒中国。面对沉重的历史和惨痛的现实，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灾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我们需要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更多的忧患意识。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２００８年在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所说：“一个善于从自然灾害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必定是日益坚强和不可战胜的！”

　　我们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灾情反映国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与自然灾害抗争史。发生在２０１０年的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警示我们，忧患意识必须贯穿始终

　　２０１０年，地球村里并不太平。

　　环顾世界，海地强震、冰岛火山喷发、巴基斯坦洪水肆虐、日本等国遭遇罕见高温、俄罗斯大火……自然灾害，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挑战。

　　而灾害中，中国似乎经历了更多。

　　这是一份今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重大自然灾害清单：

　　干旱：入春以来，全国有２５个省份遭受重旱，江河干涸、土地龟裂。

　　洪涝：全国七大流域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暴雨洪水，险情出现之多、受灾损失之重，都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极值。地质灾害频发，是去年同期的近１０倍。

　　地震：云南、河北、四川、青海等１１个省份遭受地震灾害，其中４月１４日，青海玉树发生了当地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台风：“狮子山”等５场台风先后在我国登陆，横扫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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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沉重的数字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个个难解的困惑挥之不去：灾害为何这样与中国如影随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介绍：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灾之邦，有史便有灾，千年灾害千年痛。历史上黄河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记载，从公元前２０６年到公元１９４９年的２１５５年间，中国发生的大水灾就有１０９２次，较大的旱灾就有１０５６次，几近年年成灾。

　　“从气候和地形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复杂。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季风异常来时就会涝，退时就成旱，旱涝已成常事；地势从海拔８０００多米到海平面有着三大台阶的跨越，沟壑纵横，山势陡峭，地质灾害易发；地处欧亚、太平洋和印度洋三大地质板块交汇地带，地震多发。”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迄今为止，７０％以上的城市、５０％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约占国土面积６９％的山地、高原区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大陆地震占全球三分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洋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

　　今年的自然灾害，有其特殊原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突发多发导致水灾严重，旱涝急转、震后山体破碎造成泥石流并发。但专家们也捕捉到一个新的苗头——

　　“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的风险正在上升，可能正在进入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说。

　　“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下，极端性事件发生频率正在增加。强降水发生几率增大，中雨小雨发生几率减少。简单地说，要么不下，要么就下大暴雨。这是基本被认定的气候趋势。”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主任刘洪滨的分析发人深省。

　　“地质灾害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未来３至５年内，传统山洪泥石流滑坡多发区处于灾害高发期。”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泥石流研究室主任胡凯衡的判断让人警醒。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不少人尚无自觉：我们生活在自然灾害威胁之中。七大江河中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也是水灾多发区。西部地区一大批城镇，处在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阴影下。人口居住密集区和自然灾害高风险区高度重合，一次灾难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中国面临的特殊困境和重大挑战。

　　自然灾害用频率发出警告：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

　　“我们对自然界的开发到了临界点，该是对发展的代价进行反思、该是对自然进行疗伤的时候了。”中国地质灾害监测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传正大声疾呼。

　　而不少人尚不清醒：抢占河道，挤占行洪道，随意填埋河湖水面扩大城市规模，无序开山凿石挖矿修路……

　　“自然灾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我们应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多的忧患意识，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寻求科学发展，否则便没有出路。”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胡鞍钢教授的这番话可谓盛世危言，但绝非危言耸听。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自然灾害的反思由来已久。

　　《日本沉没》为了日本永不沉没。

　　《２０１２》为了“２０１２”永远只是一个“传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地处四川山区的什邡市蓥华镇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瓦窑村的泥石堆了一层楼高。２００名村民挖了５天５夜才把泥石掏空。从瓦窑村背后山上“冲”下的巨石，用两台大型机械都无法挪动，最终不得不将它切成三块。

　　７２岁的瓦窑村村支书廖永寿说：“要把它摆在村口，时刻提醒大家提防地质灾害。”这便是大山深处的中国村民灾难之后的警醒。

　　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从雨雪冰冻灾害，到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促使中国人进一步思索：灾情，折射我们的国情。不思考中国的灾情，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的国情。不重视中国的灾情，我们就会为发展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警醒，是转变的开始！

　　忧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

　　多灾未必多难——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减少灾害损失是大有作为的。我们要学会防灾而不仅仅是抗灾，加强减灾而不仅仅是救灾，这就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科学态度

　　“舟曲之殇能否避免？”舟曲灾害发生后，一位网友发问。

　　一周之后，四川绵竹的清平乡回答了这个问题。

　　８月１２日１６时３３分，清平乡接到预警信息：未来４８小时内有暴雨天气过程。不到５分钟，这个消息也传遍了绵竹市２１个乡镇。

　　当晚，暴雨如注。许多村民都已熄灯入睡，清平乡党委、政府及各村的办公室却亮如白昼，电话铃此起彼伏，所有干部及民警再次接到通知，要求随时待命。

　　自接到暴雨预警后，全乡１１５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便进入了全天候监测状态，于是每一条水沟边、悬崖处，都盯着一双警惕的眼睛。

　　雨越下越大。临近午夜，各监控点传回消息，随时有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一级预案启动了。待命的３８名工作人员分成４组，敲锣，拉响警笛警报，用扩音器不断喊话撤离村民。对于只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乡干部们则挨家挨户地敲门排查。

　　“天上下着暴雨，四周啥都看不到，我们顺着平时演练过的逃生路线，朝安全地方跑，躲过了泥石流。”圆包村８组村民谢明邦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这条逃生路，谢明邦一家至少走过两次。在汛期来临之前，乡上分批组织几个村开展紧急撤离演练，为村民们划出了一条紧急逃生路线。当时，谢明邦觉得是干部们瞎操心，结果在危急关头救了他全家人的命。

　　１３日凌晨，６００多万立方米的泥石流，从狭长的山谷倾泻而下，袭击了人去楼空的清平乡——５４００多名清平群众早已安全转移。

　　我们想到了近来发生的山洪泥石流等灾难。如果灾难发生前，就启动预警机制；如果暴雨如注时，就有忠于守职的警惕眼睛盯着山崖沟谷；如果人们熟知防灾避灾的方法，如果早已准备好了逃生通道……

　　人类无法消灭自然灾害，但人类却有能力把灾害减低到最小程度。灾害的频发，让人们不断投入更多新的思考——大难并不一定是大灾的必然结果。

　　经过汶川地震洗礼，清平乡、绵竹市乃至整个四川省在地震后的废墟上学会了“奔跑”——在科学防灾、主动避险方面做足了功课：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制定转移避险预案，层层落实监测防范责任，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地质灾害联防预警机制，在各地广泛开展应急避险演练。清平乡所在的绵竹市早在今年４月，就开始对全市３４２个隐患点雨天２４小时守候，并储备了足够灾民生活一至两个月的生活物资，全市每一个重建的学校、医院、政府等都有承载应急避险能力……

　　羚羊因为狮子的存在而更善于奔跑。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山洪泥石流灾害，面对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正是依靠科学有效的预防，四川全省近百万受灾群众与泥石流赛跑，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生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历史上的又一奇迹。

　　人们因在灾难中感受切肤之痛而变得聪明起来。灾难锻造了一种方法，培养了一种精神，不是盲目蛮干，而是科学设防、积极避险，并变害为利。

　　当自然灾害成为常态，我们要会学会科学设防、趋利避害。这样，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才会少些恐惧和无助，多些从容和镇定。

　　今年暴雨虽多，汛情虽急，灾害虽重，但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力度，实施了长江、黄河干堤加固工程和淮河治理１９项工程，让大江大河有惊无险。

　　今年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但２００１年至今投入２０亿元在三峡库区建立的专业监测网络和群测群防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库区这个地质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迄今已连续７年实现地质灾害零伤亡。

　　“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这是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实践反复证明的铁律。然而，现实中，要全面设“防”并不容易。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地方领导在安排任内的财政预算时，看到有一笔钱用来修建避难所，大手一挥：“我看，这笔钱还是先用到别处，避难所在我任期之后再修吧！”

　　许多防灾减灾专家担心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重救灾轻防灾”，认为应急“做好了有政绩”，但在防灾方面却抱有侥幸心理，不肯投入。

　　看看这样一组数据吧：向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报送水雨情信息的水文测站仅有１０２９４处，而全国水库就有８６０００多座，平均８座水库轮不到１个；江河流域平均每１万平方公里只有３．３个水文站，西部地区站点稀少，平均每１万平方公里不足１．５个水文站……

　　“防灾意识淡薄，防灾教育流于形式，不少农村房子盖到断裂带、滑坡体、河道上，县及县以下不少地方设防完全是盲区。”史培军忧心忡忡地说。

　　再看一看另外一组数据：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９年，中央和地方共计安排投资１．２万亿元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３．９３万亿元。

　　胡鞍钢说，减灾意味着增产，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量，就等于增加国内生产总值。防灾减灾不仅更经济，而且更人道。

　　我们要舍得花现在的钱，买未来的安全。

　　令人欣慰的是，在自然灾害的一次次冲击中，这朴素的道理正被更多的人进一步领悟。

　　困境孕育出路——我们既不能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要做自然的主人，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之路

　　站在舟曲月圆村后的翠峰山上极目远眺，满眼的黑泥与黄土，那更像是一张严肃的脸。风在耳边细细簌簌地吹着，像是翠峰山的悲鸣。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今天的舟曲满目疮痍。

　　废墟上，一定会有人想起，人与自然那个永恒的命题！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先民，有过太多惊心动魄、战天斗地的历史传说：开天辟地的壮举，炼石补天的斗志，拉弓射日的雄风，奔波逐日的豪迈，衔石填海的执著……而最终是达致“天人合一”——人们在一次次执著与失败中思考着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方能与自然和谐共进。

　　这种思考，让大禹治水“疏”而不“堵”，让李冰父子“分洪减灾，引水灌田”，使贾让治水“不与水争地”……

　　然而，当人们迈开步伐在自然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总有“蜀山兀，阿房出”的放肆，也增添了人多地少时的无奈，一旦人们忽视了自然的规律，自然便还人以颜色，使其感到敬畏。

　　舟曲，就属于这后一种的无奈。

　　也许有人以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事实上众多山区为人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这些山区的人口密度并不亚于发达的东部地区。

　　２平方公里，４万余人！

　　灾难发生后，人们才惊讶发现，舟曲这个中国西部的山中小城却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这竟然相当于２００８年北京城内四区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大量集聚，迫使我们不断地向自然伸手。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则换来自然的无情报复。

　　舟曲的无奈，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中国陆地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但真正适宜人居住和发展的地方并不宽裕。按照中国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载力为９．５亿人，我们的实际人口数字显然大大超出这个极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显然也随之超出极限。

　　在河道两侧低洼地区设立蓄滞洪区，区内不允许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过一定水位，便开闸泄洪减压，这是世界公认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过规定水位，管理员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开闸向蓄滞洪区内放水。而在中国，要想行洪，绝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极大代价！

　　因为，在近百处主要江河流域的国家级蓄滞洪区中，总居住人口高达１６００万人！１６００万人，相当于丹麦和比利时这两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

　　我国有２４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尤其是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一些西部省区较为突出。这些隐患点，影响着３５００多万人。

　　在这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的困境和无奈中，在频发的自然灾害面前，如何让步履匆匆的发展脚步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西方工业文明无不重复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重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泥沙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王兆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莱茵河是一条弯曲的河流，十九世纪“裁弯取直”后，缩短１００公里，冲刷剧烈，航道破坏，地下水位下降。现在，一些德国工程师想把河道变弯曲一些，然而已不可能——莱茵河畔已布满建筑。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追赶者，资源稀缺、生态脆弱、人口众多，不可能也不允许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模板。这就需要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上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思考。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自然？

　　从事水利工作３６年的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局的李松悟讲述了对自然的感悟：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水站水就站，叫它发电就发电。”我们习惯于把自然当作奴隶，为了让洪水尽早远离，或者为了获取那一点点土地，不少农村对河道“裁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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