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本刊记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今天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凤凰卫视记者秦晴今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打听到，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便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请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焦虑等待中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面谈此事。

　　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墓地是我此次来韩国最想看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历经周折，秦晴和摄制组终于来到坡州墓地。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故乡。

　　志愿军撤离之后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记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可以肯定的是，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

　　《瞭望》文章：朝鲜境内志愿军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一个150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1954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铜像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

　　陵园大门上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240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在第三层的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除3名无名烈士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的东北黑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于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之子、志愿军总部参谋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司令员给周恩来总理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时，都要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会到此陵园纪念志愿军。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曾四次到这里为毛岸英扫墓。

　　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云山郡旧邑里。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日至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役，历时十天，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朝鲜战局。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万余人，大部分安葬于云山烈士陵园。

　　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价川市中心的高地上，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在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八昼夜，歼敌23000余人。

　　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

　　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价川与长津湖两个烈士陵园安葬着第二次战役牺牲的烈士。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这里安葬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此次战役历时9天，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战歼敌19000余人，志愿军伤亡8500人，大部分安葬于这个陵园。

　　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福溪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安葬于沈阳外，其余均安葬于上甘岭烈士陵园。

　　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这里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在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突入敌纵深15公里。夏季反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余人。

　　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铁路运输战线上光荣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竖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了1178人。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文/陈辉)

　　《瞭望》文章：忆我的军长李湘

　　迟浩田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文/曹家麟

　　朝鲜平壤牡丹峰的朝中友谊塔，塔顶有一颗以月桂枝环绕、象征胜利和光荣的斗大金星，塔身正面镶嵌着“友谊塔”3个镏金大字。塔内圆形大厅中央的一座大理石石函里安放着10本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记载了战斗英雄和团级以上的军官。朝鲜朋友说这10本烈士名册“是朝鲜人民的国宝”。在烈士名册第一册第1页上，排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军长李湘的名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牺牲时只有37岁。从2000年至今我已三次重踏热土，每次我都要走进朝中友谊塔圆形大厅，翻看名册上老军长的英名。

　　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五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参加了在朝中友谊塔举行的隆重纪念仪式。我紧随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缓步走进友谊塔的圆形大厅。迟浩田副主席走到大理石石函前，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他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受命出征

　　我是志愿军67军的一名老战士，在李湘军长的率领下，1951年6月22日入朝参战，作为基层的普通一兵，我是没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军长的，这也许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我从参军入伍的第一天起，听到的便是军长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1951年6月，67军受命出征朝鲜前，李湘军长只带着几名参谋、警卫员及电台，先于部队两个多月进入朝鲜。他在志愿军总部接受任务后，不顾疲劳悉心研究敌我态势，认真汲取群众智慧和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反复、认真地察看地形，了解、熟悉准备接防地区的各方面情况。

　　1951年8月31日，67军正式接防金城以南地区沿三八线27公里的正面防务。美伪军的“夏季攻势”正处强弩之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致敌损失惨重。激战关头，北汉江桥被毁，前线粮食供应不上，李湘等军领导带头将吃粮标准每日降至4两，辅以野菜充饥，用实际行动鼓舞士气。9月21日，美伪军向67军阵地发起以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进攻的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立体攻坚，李湘沉着应敌，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

　　1951年10月13日，67军正面迎来敌4个整师和多个火炮、坦克、飞机支持的最猛烈的“秋季攻势”。每次攻击，美伪军先施以密集炮火，再在飞机低空轰炸的配合下，用坦克为先导，以强于志愿军3至10倍的兵力轮番上阵。李湘以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67军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和嘉奖，李湘军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金城南阻击战中，李湘军长夜以继日地坚持在作战室指挥，嗓子喊哑失音，体重锐减七八公斤。战斗刚刚结束，李湘即着手作战总结，最终完成题为《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长篇论述，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评价，并由志愿军总部转发全军，成为志愿军战史的重要文献。

　　阵前牺牲

　　1952年春，志愿军总部命令67军在剑布里东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准备迎击美伪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夕，李湘病倒了。

　　其实，自打入朝后李湘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大好。但作为一军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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