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西线实行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行动，诱敌深入。于11月9日，我军主动放弃飞虎山阵地，后撤30公里，10日又放弃博川，并主动停止对进攻敌人进行反击。

　　志愿军节节诱敌，果然奏效，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认为“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人没有参战，战争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遂决定于11月24日发起“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总攻势”。待敌军进入我预定伏击地域后，彭德怀立即指挥我军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利用东、西线敌人接合部宽达100公里的空隙，把进攻重点放在敌人的翼侧，集中兵力，实施双层战役迂回，向敌展开了强大攻势。11月25日黄昏，我38军、42军向进至德川、宁远地区敌第8集团军右翼薄弱部南朝鲜第2军团发起反击。38军迅速突破德川敌人的防线。

　　李奇微曾写道：“11月26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2军团，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工夫，他们就肃清了残余的南朝鲜部队。”

　　27日，彭德怀令38军主力插向军隅里、三所里。该军令113师担任向敌纵深三所里的穿插任务。28日拂晓前，113师即插到敌人纵深，距三所里20公里，他们不顾疲劳、饥饿，连续作战，突然抢占了三所里，比向南撤退的敌人先到5分钟。该师还派出337团于29日4时先敌抢占了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截断了敌人南逃的另一条退路。为正面主力全面出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彭德怀在12月1日发给38军的嘉奖令中，欣然命笔“三十八军万岁！”随后，我军于12月6日收复平壤，23日逼近三八线，进至涟川、铁原、华川地区。

　　东线刚刚入朝的志愿军第9兵团，冒着风雪严寒，克服了御寒条件极差的困难，鏖战于崇山峻岭之中，于11月27日黄昏，向进至长津湖地区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发起了反击。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得非常英勇顽强。

　　李奇微就曾感叹：“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志愿军27军歼灭美军“北极熊团”，即第7师第31团，俘虏其团长麦克恩莱上校，缴获其军旗，这在美军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命令他的部队迅速撤退。

　　此次战役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妄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梦想，将疯狂冒进的敌人一直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英军24500余人，并使其车辆、火炮、坦克等军事装备损失惨重，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此役。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并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麦克阿瑟吹嘘的“总攻势”变成了“总退却”，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采取稳进方针，将敌人驱逐至三七线。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两次打击后，退守三八线既设阵地。美国朝野充满了沮丧失败情绪，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失败”。为了摆脱内外困境，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12月3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封锁中国、轰炸中国、派蒋军参战和唆使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又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企图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争取时间，整顿败局，准备卷土重来。

　　此时，我军连续打了两次战役，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粮弹几乎消耗殆尽，急需休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的需要考虑，于12月13日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中朝军队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于1950年除夕向敌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我军第50军与第39军各一个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进占汉城。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了三七线附近地区。1月8日，彭德怀适时果断地下令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主力就地休整，以一部监视敌人的行动，防止敌人向我反扑。

　　此役历经8天，歼敌1.9万余人，攻占了汉城，一度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1951年4月，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因连续作战失利而被撤职。

　　第四次战役——经机动防御大量歼敌，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域。

　　美国侵略者为了挽回其失败影响，缓和内部矛盾，急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美军中抽调老兵补充。李奇微对后撤的部队很快进行了整顿，于1月15日以所谓“磁性战术”向水原至利川我军发动了试探性进攻。25日开始，全线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迫使刚刚转入休整的我军，不得不于1月27日停止休整，准备汉江南岸的机动防御。

　　中朝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遏制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了汉江南岸阻击战、横城地区反突击作战，歼灭了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各一部，美军第2师一个营、另有敌炮兵4个营，共1.2万余人，只砥平里之敌未克。之后，敌军又重新组织反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遂转入宽大正面逐山逐水的机动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主动撤离汉城，最后将敌人阻止在我选定的进攻出发线——三八线附近，达成了预定目的。

　　此役历时87天，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战略预备队集结和展开，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我军再次进逼汉城、三七线附近，最后经运动防御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中朝军队为了粉碎敌军在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以期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于1951年4月22日，向敌人发起第五次战役。通过两个进攻作战阶段，在西线，中朝军队再次逼近汉城，推进到汉江、昭阳江；在东线，亦再次进抵三七线附近，将伪第3、第4师和美第2师4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分歼灭。共歼敌5万余人。取胜后，我军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歼灭了敌人。

　　此役我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停战谈判。从此，交战双方形成战略对峙。

　　在此役中，我军在战役指导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法估计不足，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及可能引起的战术变化，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我军战役“口张大了”、“打早了”、“打远了”，导致我60军第180师受到严重损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0师并非全军覆没，180师被围时有7000余人，一个月后，陆续突围出来4000余人，怎能说被全歼？只能说，受到了重大损失。

　　将敌人打到谈判桌上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中朝人民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损失23万余人，侵朝各国内部矛盾日益增长，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调整战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利用三八线附近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此后两年积极的阵地防御作战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多次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取得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越战越强，1953年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

　　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妄图在会议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严正拒绝后，竟发出“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的狂妄论调。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并相继进行了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

　　为了削弱敌人，锻炼部队，取得阵地攻坚战的经验，中朝军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对被选定的若干战术要点，经过充分准备，采取突然动作，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经过44天的作战，共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上甘岭防御战役。

　　1952年10月中旬，美国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了“金化战役”，向中线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597.9高地和537.3高地狭小地区，发动猛攻。进攻前，敌军认为只要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就可占领这两个高地，进攻后，遭志愿军顽强抗击，遂陆续投入重兵，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7师(配属美军空降第187团、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营)、南朝鲜军第2师和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炮兵18个营，火炮300余门和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妄图分割我防御体系，迫志愿军后退。

　　守卫这一地区的志愿军为第3兵团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一个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火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整个作战行动由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指挥。

　　“联合国军”对两个山头狂轰滥炸，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军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经过43天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垮敌人大小冲击60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这一胜利充分表明，经过一年多的阵地作战，我军已建立起一条空前巩固的防线。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典范。美国新闻界曾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夏季反击战役。

　　经过反敌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在战略上日趋主动。为了粉碎美国和南朝鲜继续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中朝军队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停战的不同态度，而确定各阶段重点打击对象。

　　6月17日深夜，南朝鲜当局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离开战俘营，押送到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停战协定，彭德怀决定教训南朝鲜当局，经毛泽东同意，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发起金城反击战，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的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处达18公里。整个战役共进行了139次进攻，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实现停战，伟大的胜利。

　　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和两年的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实现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缓和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于1953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了朝鲜。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凯旋，赞扬他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不朽的丰碑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战略遗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弥珍。

　　改善了战略环境

　　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战略要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六十年无大战事。事实证明，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战争不只是消极因素，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据《当代中国财政》一书记载：财政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国经济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得到发展，这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堪称奇迹。

　　今天，我国经济飞跃发展，理所当然不能忘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我们打下的这一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在享受着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创造的“和平红利”。

　　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三年零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费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国威军威。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历练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曾经将抗美援朝精神概括为“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惧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是：“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二十三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而且美帝国主义也有许多困难，内部争吵，与其同盟者也不一致，在军事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要防备美国乱来，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打，打原子弹。而我们是不让你(美国)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在这场血与火的生死大搏杀中，志愿军指战员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他们以自己的英勇奋斗、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创造了一桩又一桩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浩然正气歌，以壮丽的青春铺垫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宝贵的鲜血浇开了和平与幸福的鲜花。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国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业绩将万古流芳，与世长存！

　　据有关统计，志愿军指战员仅作战伤亡即达36.61万人，加上非战斗减员(病故、病退或事故伤亡)共77万多人。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军职指挥员有3人，师职指挥员19人(这些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多次遇险。

　　志愿军获得各级英雄模范称号者418人，其中：特级英雄2名；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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