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泽仁是成都陆军航空某部副团长、正团职上校。１９５４年,扎西出生在甘孜县托坝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面六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老九。解放前家里贫穷,父母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常年给领主当牛作马,干的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在那既贫穷又无医疗的环境中,他的六个哥哥夭折了。扎西出世后,他父母的唯一愿望就是求佛能保佑这个儿子生存下来,给他父母一线生活的希望,他们请活佛给他取名为“扎西泽仁”,意为“吉祥长寿”。“但我能健康地成长并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完全是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扎西说。我当上了解放军是在１９７０年,成都军区到我们县上征兵,那时我正在上初中,成绩很不错,父母不舍得,特别是母亲,总希望我能天天守在她身边,工作组三番五次地做工作,我母亲才勉强同意。从我个人来讲,当时我觉得农村苦,当兵是一条出路；另外我们村旁住着一个骑兵连,我常与他们接触,认为当兵很安逸。经过严格的体检,我顺利地当了一名解放军,被分配到甘孜理塘县作军宣队翻译。入伍后,经常接受教育,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懂得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决心要在部队里干出一番事业,甚至牺牲也值得。所以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在一次扑灭山火的战斗中,我表现突出,不久我就当上了班长,还入了党。 １９７４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空军总部到我所在的部队征招航空兵,当时我只想去试试,可第一关就通过了,随后又到州、省去复查,但这之后的好长时间没有消息,我以为泡汤了,时间一长几乎都忘了。突然有一天又接到了通知,团里专门为我组织了一场电影晚会,我记得放的是京剧《沙家浜》,当时哪里还有心思看电影,激动得连觉都睡不着。第二天团里就派专车把我从理塘送到成都。

　　然而激动归激动,飞行员并不是容易当的。从进入飞行大队的那天起,一切都趋于系统化、正常化,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从早上天亮到两眼抹黑,有时半夜还搞紧急集合。基础训练从立正、稍息、敬礼开始,每天还要跑３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刚开始腿疼得连厕所都蹲不下去。体能训练再若都能坚持,毕竟岁数小,又来自藏区,身体素质不错,最要命的是文化理论学习,众所周知,航空理论是十分深奥的。对我们这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要学通学精这门课真是难乎其难。为了通过这一关,我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常常是熄灯以后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偷偷看书。部队十分关心我们,专门从地方和部队招收了一批文化比较高的人给我们当翻译,从理论上帮助我们。为了给我们补课,我们的许多教员也不知少睡了多少时间。就这样在我们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顺利地跨过了这一难关,走进了飞行学校。

　　我们的飞行训练基地设在西北某地,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几十里外见不到人烟。无风时万里晴空,能见度３０公里,是飞行的好地方,但对于长时间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就太寂寞了。刚开始很不习惯,常常念家,每当这时,我就告诫自己,决不能打退堂鼓。团队对我们的关怀应该说无微不至,训练之余,为我们举行各种体育比赛,有篮球、足球、排球。我们团队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团队,有藏族、彝族、羌族、门巴族等飞行员,藏族最多。为了使我们在生活上尽快适应,团里根据我们的特点专门从外地运来民族食品。每年过藏历年,上面还专门来领导看望我们,至今没间断过,使我们减少了思乡之情,一心一意地搞好飞行。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邢部长,我们到飞行团以后,一直是邢部长直接带我们的。他在我们飞行界属于专家和权威,他学了许多先进的技术,然后手把手的教我们,进行传帮带,特别是在一些急难、险动作中都是先承担,带头飞最难的科目,去最危险的地方,如第一次开通直升机航线、到藏北救灾等都是邢部长带着我飞第一架飞机。邢部长这种先人后己,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至深。今天我已成长为一名部队领导干部,我处处以邢部长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一切按规定办事,不搞土政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力争作一名合格的、值得大家信赖的领导干部。第一次单飞对于每一个飞行员来说,单飞是最激动、最难忘的一件事。说起单飞,扎西就激动不已。他说,２０多年前的事还好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那是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２日,这一天,整个飞行学校比过年还热闹,“热烈庆祝第３０期民族飞行员单飞”的横幅挂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从机场到教室到宿舍插满了红旗,整个学校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广播里不停地播放军歌。各单位之间还举行黑板报比赛。这一天伙食也要特意地改善。地面保障、气象调度、保卫等一切围着单飞转。

　　起飞前,飞行员排成一排,面向东方唱“东方红”,然后上机准备起飞,一声令下,一架接着一架飞上蓝天,十分壮观。然而对于飞行员来说,这只是第一步,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１０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这１０年算不了什么,而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讲,这１０年是漫长而艰苦的,许多人在这１０年中被淘汰掉。我们那一批共招了１００名少数民族,其中藏族１５人,而现在只剩下９名,可谓大浪淘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