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出生于1952年9月29日。那是一个崭新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由于临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爸爸给我取名叫"国庆”。
    我出生后，家里已经有四个姐姐。她们人人爱我，事事让着我。尤其是大姐，我七八岁的时候，大姐还在背着我。为了我，大姐经常动手打其他三个姐姐。以致三姐和四姐对我“恨之入骨”。我虽然受宠，但很小就知道和姐姐们一起干家务活，打野菜、拾柴、捡麦穗、烧火做饭什么都干。那时家里人多，妈妈家务缠身，生活又比较困难，我们干这些活的时候都很自觉。
    1959年9月，武装部孙叔叔把我送到了学校，我上学了。在学校，我很用功，也很聪明，很快跳了一级。随着识字越来越多，我开始看书了。记得我的第一本书是描写一位抗日小英雄的，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对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强的欲望。当时家里经济拮据，不可能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为了买一本书，我开始一分、两分的攒钱，当攒到一定数量时，我首先将其中一部分交给妈妈，换得妈妈的批准，剩下的才可以去买。正是妈妈的这种治家“政策”，使我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而且十分珍惜自己已经得到的任何一件东西。
    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天的上午，武装部的王叔叔，一下子竟然给了我厚厚的三本书，有写雷锋的，有写中印边界反击战英雄的，都是军队印刷的。这几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甘做螺丝钉的雷锋，舍身滚雷的罗光燮使我终生不忘。
    在我的童年，有一件趣事。那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当时我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们几个小伙伴，见到一位老奶奶吃力地背着一筐粪到地里施肥，就不约而同地接过粪筐，帮老奶奶送到地里，并手捧粪肥培到每颗玉米苗下。结果我们满怀喜悦回到学校时却迟到了。老师很生气，让我们站在讲台旁示众。当时是讲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我们谁也不说为什么迟到，反倒觉得心里美滋滋的。谁能想到，老师竟然让我们一直站在那里。后来腿站酸了，才向老师如实交待。奇怪的是老师并没有表扬我们。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考入初中学习。
    真正的文化课，我在初中只学了一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使我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想化为泡影，也使我过早地进入了社会。
    按那时的标准，十四岁的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JB,都是贫农出身，父亲又都在武装部工作，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组织纷纷竖起大旗。我们被一个叫做“111造反兵团”的组织相中，成了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后来，随着这个造反组织崛起为全县最大的派系后，我们也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了。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做“浩劫”。  
   “文革”开始后，造反是最“光荣”的举动，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揪斗老师成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至今令人难忘的是，在批判我的班主任张静宜老师的时候，她站在桌子上，一个姓贺的学生竟然拿起剪刀，跳到桌子上，剪了老师的头发。那个混蛋居然觉得很了不起。我看到了老师的眼泪，而且永远也忘不掉那野蛮的一幕。二十年后，我回到学校，张老师已经因病退休，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的老师。
    初中生活的后两年，我们就在造反、大串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复课闹革命等一系列“革命的洗礼”之后，糊里糊涂地毕业了，失去了高中学习的机会。可悲的是，当时却没有一点点遗憾。
    1968年12月我参加了工作，在工厂，当了一名工人，那时我十六岁。
    在工厂里，我的朋友JB成了我的竞争对手。我们抢着早起床，抢着给师傅打洗脸水，抢着打扫卫生。不管是师傅吩咐的，还是自己看到的，我们都抢着干。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是JB的对手。
    终于有一天，我彻底败下阵来：那天快下班了，我擦完师傅的八尺皮带轮车床，抢着给JB的师傅,车间主任刘师傅擦那台全厂最好的C-618车床。那可真是台好床子，不光自动化程度高，能变速，能挑扣，单是那崭新的油漆就让我羡慕不已了。我打开电源，手握操纵杆，正转、反转，走光杠，挂丝杠好不得意。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由于忘了正在走车，一下子，刀台和卡盘撞在了一起，最严重的事故发生了---我撞车了。当时，我完全懵了，大冬天竟出了一身透汗，懵懵懂懂地走出了车间，无力地躺在地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师傅把我扶回宿舍，帮我擦去身上的汗水，尽可能地安慰着我。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从恐惧和自责中摆脱出来。在和JB的竞争中，我背上了自责的沉重包袱。那以后，我又失去了我心上的姑娘----我的同班同学WLH，初恋以失败告终。后来她和JB结婚，并养育了两个孩子。
    1969年10月，爸爸调到BD县武装部工作，任BD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同年十一月我也调到了BD县农业机械厂。我的师傅庞德荣，车、铣、刨样样精通，对我这个徒弟非常器重。师傅教得仔细，我学的认真，所以进步很快。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有了自己的车床，和另一班的王师傅倒班工作。
    六九年，正是全国上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特殊时期，LF地区组织各县农业机械厂生产半自动步枪，我们厂的任务是生产步枪上的刺刀。为此，厂里成立了技术攻关组，我的师傅自然是技术人选。很快，庞师傅就提出了热轧毛坯，再精细加工的方案，得到了厂领导的首肯。在加工轧滚的那段时间里，我和师傅几乎天天连轴转，几天几夜都不离开车间。
    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虽然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麽特别的意义。但是工人师傅那种听党的话，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和不计报酬一心为公的主人翁精神，还是十分令人留恋的。
   一年多时间，我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若干年后我的师傅教育我的师弟、师妹们时，仍把我作为他们的榜样。

     三
  
   
    1970年12月我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受训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LF军分区独立连。我的班长李东，七零年参军，是全连上下公认的“老黄牛”式的人物。我参军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班长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十几年后当我成为一名正营职干部，也带领着几名部下时，工作中还经常浮现着班长的身影。老班长“雷厉风行、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切为了工作”的准则，依然是我的榜样。
    下连队不久，排长王宝成就带着我们二十四名战士奔赴军分区农场。这是一个四十来间土坯房围成的大院子，院外就是我们的八百多亩土地。冬天，我们整麦畦打水井安水泵，手上冻出一道道血口子；春天，我们浇麦地种大田，起早贪黑天天滚在地里；夏天，我们顶烈日冒酷暑除草耪地，身上被玉米叶子划出一道道血印儿；秋天，我们割豆子劈棒子掐高粱，新军装已是层层补丁。那时虽然艰苦，可是排长、班长和我们这些新兵一样，都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没有一丁点儿的特殊。那年七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年终被评为“五好战士”。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得意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不算----我才是五百万分之一；我曾经多次在大海边流连忘返:不算----见过大海的人太多了;我曾经多次立功受奖：不算----你的工作都是应该做的。
   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军人的荣耀,是在参加LF地区体育运动会刺杀表演的时候。我们来自独立连和县中队的一百名战士，到教导队集中，由副连长杨恩和教导队一名参谋任教官，强化训练了一个月。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人山人海，来自十四个县的数万名观众和运动员们，翘首以待。当我们的方队正步经过主席台，并进入刺杀表演时，全场数万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群众一阵阵掌声的强烈要求下，运动会主持人破例请我们的队伍第二次经过主席台，再一次展示了军人的威武雄壮。我深深地沉浸在军人的荣耀心情之中。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一个战士的心中都会激荡着做为一名军人的豪迈之情。
   在大型的体育盛会，两次经过有地区专员、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县委书记、县长就座的主席台，是一件得意的事吧，很可能是绝无仅有呢！再说，我们这一百名战士，都是本地区的子弟兵，在家乡父老面前表演，又受到家乡父老的充分肯定，能不高兴吗？那时，我时常以自己是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被选送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
    武汉大学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上，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风景秀美的大学校园。武汉大学一九七零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是第三届，亦称七二年级。我们年级一共九十人，分为三个班，两个工农学员班，一个解放军学员班。我们班的学员有战士，也有干部，来自全国各地。
    只上过一年初中的我，学习中的困难可想而知。我曾问我的写作课老师：小说中的主人公心里怎麽想的，作者是怎麽知道的？老师先是一愣，后来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件事几乎成了同学们的笑柄，现在想起来也常常令我窃笑不已。
    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我非常刻苦，先后学完了文艺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逻辑学、现代汉语、写作、历史等专业课程，通读了《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参加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在当时很热闹了一阵儿的政治活动，先后到山东曲阜、湖北应城石膏矿、湖北仙桃农村、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学习实践，并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的毕业作品“来自大庆的人”，被收录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车城春晓》。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回到了LF军分区独立连，十月被任命为GA县武装部政工科干事。按照规定，我要在连队当一年兵才能到任。在这一年中，我在军分区营房门前站过岗；带领一个班，到后方基地看守过武器装备；经历了七六年的抗震救灾。也是在这一年中的七六年五月十七日，我成了家。
    她是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经我家邻居介绍认识的。那时她在电机厂当工人，无论是厂领导，还是工人师傅对她都有很好的评价。和我认识以后不久，厂里安排她去上大学，为了帮我照顾父母，她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即令我深深地感动，又使我常常感到愧疚。
    我们从相识到结合不到一年的时间。当兵的人搞对象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很少有地方青年花前月下般的罗曼蒂克。倒是很象孙喜旺和李双双的结合--“先结婚后恋爱”。就是在结婚后的恋爱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我和她有那麽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对待工作，很少迟到、早退，一心扑在工作上；待人接物，无论对谁都是一样的热情，一样的坚持原则；对以强凌弱，以权谋私一样的深恶痛绝;对待长辈，一样的尊重，体贴照顾，极尽孝道等等。就是因为这些相同之处，把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婚后三十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打过一次架，拌过一次嘴。虽然我们并不富有，日子过的象其他人一样平平常常，但是我们却都感到非常的美满幸福。
    婚后第三年，我们的孩子降生了。当时我没在她的身边，是妈妈打电话告诉我，“生了，是个闺女。”十几天以后，我回到家乡，见到了日思夜想得她和她。没有当过兵的人，很难体会我那时的心情。我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丹”。
    同年十一月，我调到SH县武装部工作，回到了亲人身边。
    SH县武装部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因为爸爸是武装部的前任政委，我做起事来自然事事小心，从来不敢怠慢的。已经离休的父亲，送给我一部《毛泽东选集》，并亲笔写下了对我的殷切期望。从那时起，老一辈的期望，新同事的鞭策就一直鼓舞着我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在SH武装部工作的五年时间里，我每年都要下乡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无论是征兵、整组、民兵训练、总结典型经验，还是防汛、挖河、计划生育，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积极忘我地忙碌着。那时完全凭着一股不甘人后的力量在支撑着自己。几年来，我的工作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认可，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被评为警备区优秀共产党员并多次受奖。 

   四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起直至一九九九年三月退休，我一直在区武装部工作。历任政工干事、秘书、办公室主任、政工科长等职，一九九六年授中校军衔，晋升为副团职。十八岁参军，至此已近知天命之年了。
    回顾这段历史，最感欣慰的是，十几年来，没有辜负父母、老师、师傅对我的教育培养，没有辜负一直使我难以忘怀的班长、排长、连长、对我的教诲，始终在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我难忘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的那句名言，一直在以“无悔”鞭策着自己。若干年后，当我也有了部下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席话就是：一定要记住，你所做的工作，是在为党的事业尽忠、是在为人民服务。你不能白拿党和人民给你的“俸禄”。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无论接到什麽工作任务，我都会尽力尽快做完、做好，从不耽搁。我曾经在妈妈的病床前赶写材料，曾经两天两夜不合眼加班工作，更有那麽多的值班之夜彻夜不眠，为的就是“无悔”。我还曾经为素不相识的上访人员书写申诉材料；为要求落实政策人员查找政策依据等等一些有理由可以不做，而我认为应该做得事；我还曾回绝贩煤老板的回扣，向他证明共产党的干部不喜欢钱的大有人在，并与他成了朋友，为的就是为党“尽忠”。 
    我四十六岁就退休了，早得令人难以相信。人的一生有很多无奈，当首长把两条路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必须选择，要么转业，要么退休。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曾经有两次机会到区委工作，为了这身军装，我放弃了。现在我最神往的部队不再需要我了，虽然没能马革裹尸，那就落个戎马“一生”吧，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休。
    退休以后总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对自己的前半生有个总结，或者聊以自慰，或者留给后人。但自己又懒散得很，一直拖了很长的时间。幸亏朋友建议我在这里写写日记，这才借雨后池塘把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凡人小事，现在总算可以收笔了。我写得这些，外人看到或许无益，朋友看到则可以加深对我的了解。或许有一天我的女儿看到后，能够知道她的根，能够明白她父亲的为人，能够明白尽管我们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然而也会分成好人和坏人，我们做人也是应该有标准，有原则的。我写这些是在告诉她：怎样做人才会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