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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南下。这时，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的前卫已经远离中央北上。在就近的部队中，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了三军团：中央处在随时可能被张国焘所劫持的危险境地。
为了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先后来到了三军团。随后叶剑英带了二局和地图，摆脱监视也来到了三军团。毛泽东发出了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地带的命令。于是，罗荣桓随同十团和十一团交叉掩护中央，迅速北上。
九月十日左右，部队到达俄界，同在俄界待命的一军团会合。此时，方面军政治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番号撤销。罗荣桓返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群众工作。
当罗荣桓回到政治部时，同志们正纷纷议论张国焘。在这以前大家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又听到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说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戴小帽子的人走”(1)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如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同志们更是义愤填膺，纷纷怒斥张国焘右倾逃跑、畏敌如虎，跟陈独秀一样，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罗荣桓的心情同大家一样。他在后来回亿这一段历史时说：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离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拢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不过，当时由于中央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未向下传达，罗荣桓又嘱咐大家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张国焘钻到西康的山沟里等待形势发展是等不来的，决不能消极等待。但是，张国焘的问题，中央还没有定论，我们随便讲不好。要养成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将来在一定场合，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提嘛！”
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在县崖绝壁上硬凿出来的险峻的古栈道，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九月二十日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平川，下午到达哈达铺。
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红军攻克腊子口后，国民党鲁大昌部队从这里溃逃到岷县，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这个集镇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红军已经几个月见不到油盐和大米、白面了。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他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准备继续北上，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号。这个地方的东西异常便宜，五块钱可以买一头肥猪，两块钱可以买一只肥羊。鸡才两角钱一只。各伙食单位统一采购了食品，当天下午就纷纷杀猪宰羊，准备会餐。炊事员们又施展出几个月来用不上的手艺，烹炸炖炒，各显神通。会餐时，各单位又将驻地周围的老乡请来作客。空气中飘着肉香，到处是一片象过年似的欢乐气氛。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员不会做面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锅桨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这天晚上，罗荣桓和当时一军团的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谭政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干事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吃辣子鸡。吃着吃着，大家感到屁股下面越来越热，有的同志以为是着了火。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曾经到高密农村住过，但那是夏天，没有烧炕。他一时间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经过老乡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对这一北方人民的创造，今后要伴随他们度过十几个严冬的火炕，一时不免感到新奇。
更值得罗荣桓、邓小平高兴的是，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了一些烟叶，分给他们两位一人一把。在长征路上，这两位烟隐很大的同志没有烟抽，感到十分难熬。有时实在瘾得不行了，罗荣桓便睡觉，可邓小平却睡不着，他常常跑出去搜罗烟叶，但十次倒有九次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兴冲冲的跑回来，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这些树叶装在烟袋锅里过瘾……这时，他们看到这金灿灿、黄橙橙、货真价实的烟叶，都喜出望外，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仔细品尝起来。
当时，政治部主任是朱德。罗荣桓、邓小平都只分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从俄界出来便进岷山、走栈道，直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也缺少宣传群众的对象。而他们两位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有了十来年的斗争历史，正处在精力充沛而又有丰富经验的黄金时代，处理起一个部门的工作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因此，他们除行军、工作队部有不少空余时间来回顾往事、瞻望将来。
这两位有着共同遭遇的老战友在长征路上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险。他们谈到了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政策问题，指出，教条主义者规定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把富农当地主打，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对地富兼工商业者，只保护前面店堂里的东西，而没收后面住家的浮财，实际上也很难起到保护工商业的作用。他们谈得很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起这段情况时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到哈达铺的第二天，在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将一、三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一军团改称一纵队，政治部建制不久罗荣桓仍继续任副主任。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经胜利地克服了。敌人天上的轰炸扫射、地上的围追堵截，我们也战胜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国内形势犹如狂风暴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到达抗日前线。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提议的表示，仍在集结重兵对我们进行堵击。现在在甘肃，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共三十万人马正等着我们。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几倍。如果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谨慎，仍然有受严重打击的危险。今后如果国民党部队不拦阻堵由我们，我军决不进攻他们。促我们如果遭到攻击，必须实行自卫。毛泽东表示：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久经战斗考验的、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英勇顽强的作风，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张国焘。他说，可是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违反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决定，反而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飞究竟哪个是退却逃跑，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他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过去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还有徐海东，还有根据地。
毛泽东这一宣布激起了惊雷般的掌声。会场空气十分活跃。少顷，毛泽东挥挥手，大家又安静下来。
毛泽东接着论我们大家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贸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将来是会北上和我们会合，站到抗日最前线的。
毛泽东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下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一军团改编，二纵队由三军团改编。直属部队改编为三纵队。
毛泽东接着说：目前我们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一点。但少也有少的好处，目标小，作战灵活性大。人少用不若悲观。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是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经过了考验，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何况我们现在比当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人还多呢，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讲话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在讲到克服雪山草地的困难时，未指名地提到了罗荣桓。他说；“有一位同志过草地没有东西吃，战士们请他吃野菜。他吱紧牙先坚持着把部队带出了草地。”
散会以后，举行了会餐，吃了红烧肉。席间，毛泽东看到罗荣桓，问迄“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开了腔：“他的妙计是向你学的，这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要数过草地这一段最艰苦，而正是在这一期间，罗荣桓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三军团，罗荣桓在草地艰苦奋斗的情况长期地保存在毛泽东的记忆之中。后来，他在悼念罗荣桓的诗篇中还专门提及这一段艰苦的历程。
在哈达铺休整两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
进入甘肃以后，时常经过回族聚居地区。罗荣桓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了回民区的政治工作，要求部队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进入清真寺、破坏回民经典；进衬之前，要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在获得他同意后，方能进村宿落否则应露营；宿营后不得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食用猪肉、猪油要向回民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和民族平等的主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时部队已停止了在草地和藏民地区因为找不到群众，只好留条子借粮的方法。恢复打土豪、筹款子。罗荣桓每天行军都带着民运部的同志打前站，进行宣传和社会调查。一上路，他找向导聊天，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到了宿营地，又将干部们分派到各村做社会调查。然后召集碰头会汇报情况，确定谁家是土豪，其财产如何分配……
在进行社会调查和打土豪的过程中，罗荣桓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对干事们进行政策教育。由于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干事们有什么弄不明白的问题都愿意向他提出，有时想不通了甚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同他争论。罗荣桓非常乐于听到下级能在自己面前提出不同意见。他从不阻拦，没有丝毫的厌烦，总是鼓励大家把话讲完。然后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干事们都愿跟他在一起讨论问题，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收获大、提高快。
有一次，民运干事罗亦经等看到有一户富农房子不错，雇了工，老乡们反映是财主，便在他家门上贴了没收财产的布告。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问大家：这一家有多少田地，放了多少债，家里人参加不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罗亦经对前几个问题都答上未了，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却卡了壳。罗荣桓耐心地说：“据调查，这一户成员自己还参加劳动，应定为富农。而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今天我们要打倒的是地主阶级，对富农不能没收其财产。”
罗亦经感到地主、富农是一丘之貉，一时想不通，便争辩道：“可有的富农比地主剥削的还厉害。一般地主放债是二分利，而这一家要二分五……”
罗荣桓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他放债利率高并不能改变他富农的性质。区别地主、富农的界限是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界限或分寸。这个界限或分寸怎么定要
看对革命是否有别。在现阶段，只打击地主，不打击富农对革命有利。因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我们在中央根据地一开始搞得很好，后来为什么守不住了呢?除了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外，政策上偏‘左’也是一个原因。给富农分坏田，又发那么多公债，甚至触犯了中农利益，这都容易引起部分群众反水。”
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咪咪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尽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那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使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也终于越走越近。
在从哈达铺到达陕北抗日阵地的长征路上，罗荣桓、邓小平的工作繁忙了一些。但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他们甚至还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下一盘象棋。罗荣桓的警卫员一开始不会下棋，但首长们下棋他时常在一边看，逐渐地看出了一点门道，对下棋发生了兴趣。罗荣桓便从车走直、马走斜开始教他下。时间一长，这个小鬼也懂得一点当头炮、把马跳了。他找来一块木板，画了一个棋盘，行军时便背在身上。到了宿营地，罗荣桓把工作处理完，有时便招呼一声：“锤子，来一盘！”于是，“锤子”拿出棋盘、摆好棋子。两人席地而坐对起阵来。邓小平等同志有时在一旁观战。人多了，便不用棋盘，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出棋子儿……
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邓小平的情绪。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队伍里，迈开双腿，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深沟幽壑，终于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旗镇。
注释：
(1)当时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沿较小。作者：黄瑶
为了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先后来到了三军团。随后叶剑英带了二局和地图，摆脱监视也来到了三军团。毛泽东发出了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地带的命令。于是，罗荣桓随同十团和十一团交叉掩护中央，迅速北上。
九月十日左右，部队到达俄界，同在俄界待命的一军团会合。此时，方面军政治部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番号撤销。罗荣桓返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群众工作。
当罗荣桓回到政治部时，同志们正纷纷议论张国焘。在这以前大家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又听到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说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戴小帽子的人走”(1)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如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同志们更是义愤填膺，纷纷怒斥张国焘右倾逃跑、畏敌如虎，跟陈独秀一样，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罗荣桓的心情同大家一样。他在后来回亿这一段历史时说：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离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拢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不过，当时由于中央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未向下传达，罗荣桓又嘱咐大家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张国焘钻到西康的山沟里等待形势发展是等不来的，决不能消极等待。但是，张国焘的问题，中央还没有定论，我们随便讲不好。要养成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将来在一定场合，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提嘛！”
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在县崖绝壁上硬凿出来的险峻的古栈道，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九月二十日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平川，下午到达哈达铺。
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红军攻克腊子口后，国民党鲁大昌部队从这里溃逃到岷县，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这个集镇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红军已经几个月见不到油盐和大米、白面了。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他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准备继续北上，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号。这个地方的东西异常便宜，五块钱可以买一头肥猪，两块钱可以买一只肥羊。鸡才两角钱一只。各伙食单位统一采购了食品，当天下午就纷纷杀猪宰羊，准备会餐。炊事员们又施展出几个月来用不上的手艺，烹炸炖炒，各显神通。会餐时，各单位又将驻地周围的老乡请来作客。空气中飘着肉香，到处是一片象过年似的欢乐气氛。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员不会做面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锅桨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这天晚上，罗荣桓和当时一军团的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谭政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干事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吃辣子鸡。吃着吃着，大家感到屁股下面越来越热，有的同志以为是着了火。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曾经到高密农村住过，但那是夏天，没有烧炕。他一时间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经过老乡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对这一北方人民的创造，今后要伴随他们度过十几个严冬的火炕，一时不免感到新奇。
更值得罗荣桓、邓小平高兴的是，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了一些烟叶，分给他们两位一人一把。在长征路上，这两位烟隐很大的同志没有烟抽，感到十分难熬。有时实在瘾得不行了，罗荣桓便睡觉，可邓小平却睡不着，他常常跑出去搜罗烟叶，但十次倒有九次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兴冲冲的跑回来，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这些树叶装在烟袋锅里过瘾……这时，他们看到这金灿灿、黄橙橙、货真价实的烟叶，都喜出望外，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仔细品尝起来。
当时，政治部主任是朱德。罗荣桓、邓小平都只分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从俄界出来便进岷山、走栈道，直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也缺少宣传群众的对象。而他们两位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有了十来年的斗争历史，正处在精力充沛而又有丰富经验的黄金时代，处理起一个部门的工作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因此，他们除行军、工作队部有不少空余时间来回顾往事、瞻望将来。
这两位有着共同遭遇的老战友在长征路上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险。他们谈到了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政策问题，指出，教条主义者规定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把富农当地主打，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对地富兼工商业者，只保护前面店堂里的东西，而没收后面住家的浮财，实际上也很难起到保护工商业的作用。他们谈得很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起这段情况时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到哈达铺的第二天，在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将一、三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一军团改称一纵队，政治部建制不久罗荣桓仍继续任副主任。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经胜利地克服了。敌人天上的轰炸扫射、地上的围追堵截，我们也战胜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国内形势犹如狂风暴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到达抗日前线。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提议的表示，仍在集结重兵对我们进行堵击。现在在甘肃，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共三十万人马正等着我们。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几倍。如果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谨慎，仍然有受严重打击的危险。今后如果国民党部队不拦阻堵由我们，我军决不进攻他们。促我们如果遭到攻击，必须实行自卫。毛泽东表示：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久经战斗考验的、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英勇顽强的作风，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接着，毛泽东谈起了张国焘。他说，可是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违反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决定，反而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飞究竟哪个是退却逃跑，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他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过去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还有徐海东，还有根据地。
毛泽东这一宣布激起了惊雷般的掌声。会场空气十分活跃。少顷，毛泽东挥挥手，大家又安静下来。
毛泽东接着论我们大家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贸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将来是会北上和我们会合，站到抗日最前线的。
毛泽东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下编三个纵队。一纵队由一军团改编，二纵队由三军团改编。直属部队改编为三纵队。
毛泽东接着说：目前我们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一点。但少也有少的好处，目标小，作战灵活性大。人少用不若悲观。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是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经过了考验，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何况我们现在比当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人还多呢，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讲话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在讲到克服雪山草地的困难时，未指名地提到了罗荣桓。他说；“有一位同志过草地没有东西吃，战士们请他吃野菜。他吱紧牙先坚持着把部队带出了草地。”
散会以后，举行了会餐，吃了红烧肉。席间，毛泽东看到罗荣桓，问迄“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开了腔：“他的妙计是向你学的，这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要数过草地这一段最艰苦，而正是在这一期间，罗荣桓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三军团，罗荣桓在草地艰苦奋斗的情况长期地保存在毛泽东的记忆之中。后来，他在悼念罗荣桓的诗篇中还专门提及这一段艰苦的历程。
在哈达铺休整两天之后，部队继续北上。
进入甘肃以后，时常经过回族聚居地区。罗荣桓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了回民区的政治工作，要求部队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进入清真寺、破坏回民经典；进衬之前，要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在获得他同意后，方能进村宿落否则应露营；宿营后不得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食用猪肉、猪油要向回民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和民族平等的主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时部队已停止了在草地和藏民地区因为找不到群众，只好留条子借粮的方法。恢复打土豪、筹款子。罗荣桓每天行军都带着民运部的同志打前站，进行宣传和社会调查。一上路，他找向导聊天，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到了宿营地，又将干部们分派到各村做社会调查。然后召集碰头会汇报情况，确定谁家是土豪，其财产如何分配……
在进行社会调查和打土豪的过程中，罗荣桓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对干事们进行政策教育。由于他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干事们有什么弄不明白的问题都愿意向他提出，有时想不通了甚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同他争论。罗荣桓非常乐于听到下级能在自己面前提出不同意见。他从不阻拦，没有丝毫的厌烦，总是鼓励大家把话讲完。然后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干事们都愿跟他在一起讨论问题，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收获大、提高快。
有一次，民运干事罗亦经等看到有一户富农房子不错，雇了工，老乡们反映是财主，便在他家门上贴了没收财产的布告。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问大家：这一家有多少田地，放了多少债，家里人参加不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罗亦经对前几个问题都答上未了，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却卡了壳。罗荣桓耐心地说：“据调查，这一户成员自己还参加劳动，应定为富农。而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今天我们要打倒的是地主阶级，对富农不能没收其财产。”
罗亦经感到地主、富农是一丘之貉，一时想不通，便争辩道：“可有的富农比地主剥削的还厉害。一般地主放债是二分利，而这一家要二分五……”
罗荣桓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他放债利率高并不能改变他富农的性质。区别地主、富农的界限是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界限或分寸。这个界限或分寸怎么定要
看对革命是否有别。在现阶段，只打击地主，不打击富农对革命有利。因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我们在中央根据地一开始搞得很好，后来为什么守不住了呢?除了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外，政策上偏‘左’也是一个原因。给富农分坏田，又发那么多公债，甚至触犯了中农利益，这都容易引起部分群众反水。”
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咪咪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尽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那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使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也终于越走越近。
在从哈达铺到达陕北抗日阵地的长征路上，罗荣桓、邓小平的工作繁忙了一些。但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他们甚至还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下一盘象棋。罗荣桓的警卫员一开始不会下棋，但首长们下棋他时常在一边看，逐渐地看出了一点门道，对下棋发生了兴趣。罗荣桓便从车走直、马走斜开始教他下。时间一长，这个小鬼也懂得一点当头炮、把马跳了。他找来一块木板，画了一个棋盘，行军时便背在身上。到了宿营地，罗荣桓把工作处理完，有时便招呼一声：“锤子，来一盘！”于是，“锤子”拿出棋盘、摆好棋子。两人席地而坐对起阵来。邓小平等同志有时在一旁观战。人多了，便不用棋盘，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出棋子儿……
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邓小平的情绪。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队伍里，迈开双腿，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深沟幽壑，终于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旗镇。
注释：
(1)当时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沿较小。作者：黄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