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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7日，仅存12年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三把交椅鲁道夫·赫斯死于柏林监狱，终年93岁。他于1920年参加了纳粹党，从此追随希特勒，为《我的奋斗》出生入死，忠诚一生。然而就是他一手营造起来的帝国大厦却将自己变成了一部只会盲目服从的机器，后来被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价值的“纪念品”“陈列”在施潘道监狱，与世隔绝达40年之久。
1968年，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从利沃夫弗兰科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了伍。不久，我被派往苏军驻德国司令部任高级翻译。同年底，我随苏方政府代表一同前往柏林，在施潘道监狱一干就是两年多。
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位于柏林威廉大街24号。阴暗，寂静，深红色的砖墙残留着被雨水剥蚀后的痕迹。从外观看，这很像一座久已被废弃的城堡。这座可容纳600名犯人的监狱里只住着一个人。三年前，他的同犯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冯·希拉赫刑满释放。临走时，他们把自己的书全部留给了这个同牢20年的邻居。而他却一天比一天沉默，他记不得哪一天是什么日子，只知道外面又湿又凉，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他感到自己像坐在一根快要掉落的树枝上，神情恍惚起来。他的名字叫鲁道夫·赫斯，住七号单牢。
1947年7月18日，星期五凌晨4点，纽伦堡监狱。一阵救护车的警笛声把赫斯从睡梦中吵醒，七小时后，他就在施潘道监狱安了家，一住就是40年。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为了把赫斯作为四国同盟的最后象征，不惜每天耗费上万马克来关押他。看守赫斯的人有4名监狱长、1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个士兵和4名医生。
在我来监狱工作之前，有人告诉我，赫斯的英语说得十分流利。于是我问他今后交谈是用英语还是用德语，他坚定地回答：“无所谓”。我想，他没有坚持让我说德语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德国人。由于我的英语比德语更好些，我决定用英语同他交谈。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不长。他对陌生人似乎持有一种天生的警惕，不过这也许正是监狱生活的痕迹。临走前，他突然问我出生在什么地方。
“利沃夫。”我回答道。赫斯没有听懂，一脸的迷惑。于是我又用了波兰人的称呼“利物夫”，他摇摇头。
“那么，‘利维夫’呢?乌克兰人都这么叫。”
他还是摇摇头，浓眉蹙成一撮。这时我突然想起“利沃夫”在奥匈帝国时期曾叫“伦贝格”。
“噢，原来是伦贝格，1772年～1918年，我们德国人这么叫的。”他脸部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但没有笑。
他超常的记忆力让我又大吃一惊。有人说他能够流利地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席勒和歌德的诗篇，我不再怀疑。
赫斯住的单牢十分简陋，只有6平方米。直对门的那堵墙上，只有一扇围着钢筋的小铁窗。一张铁的行军床、一张简易的小桌子、一把木椅，墙角摆着一个书架。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门前站着三个哨兵。这不是他的“家”。我每次到单房时，都让赫斯坐在桌旁。他的背有些驼了。赫斯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他有权用沉默拒绝我提出的问题。当然，他很少主动同我谈话。他总是在那里不停地读着、写着什么，活像编辑部里的小抄写员。隔壁的单房里存放着赫斯的私人物品，其中包括一件黑色的皮制风衣，一块昂贵的、扁平的金手表，一条金手链，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一双用柔软的、富有弹性的皮革做成的带衬里的长统靴，一套最考究的面料订做成的少尉制服。1941年5月10日，他就是穿着这套装束跳伞降落在英国格拉斯哥南边的小镇伊格尔舍姆附近的弗洛尔农场的牧场上。
在施潘道监狱供职的翻译者有特殊的使命。每天我都要仔细地阅读赫斯寄给妻儿的大作。他的字写得很潦草，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在这些信件中凡是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纳粹党的语句和字眼，我都必须用碳素水笔将它画上线。当然我常常会出现一些疏漏：赫斯喜欢使用大量晦涩、神秘的字眼，给人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监狱里规定每星期写的信和收到的信都不能超过1300字，多余的将被没收。于是，我不得不数每封信的字数，后来我吃惊地发现，赫斯写的每封信都刚好1300字整。而且我发现赫斯还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博学家，他对政治、哲学、天文、医学、音乐、绘画、建筑、交通等方面都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星相学方面造诣颇高。
赫斯十分爱惜自己的身体。每天早晨，他都按“体操之父”约翰的健身体系坚持做体操，白天就在监狱花园的小道上散步。花园里还有一个凉亭，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沉思。1987年8月17日，人们就是在那个凉亭下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
《我的奋斗》……1894年4月26日，鲁道夫·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一个富裕的侨商家里。
1900年，鲁道夫·赫斯进了亚历山大一所小学念书。八年后去了德国，在莱茵河畔的巴特戈德斯贝格寄宿学校学习了三年，获得中学结业文凭后，又转入纳沙泰尔一所颇有名望的高校读书。鲁道夫非常厌恶当商人，遭到了父亲严厉的训斥。幸好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他从商学院解救了出来。1914年8月20日，时年20岁的赫斯怀着他那个时代的德国青年特有的忠君报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巴伐利亚第七步兵团，当上了一名步兵。他先后参加了以帕、阿图瓦、凡尔登、福克沙尼等多次战役，因表现英勇而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春，他被批准当上了飞行员。
1920年5月初，赫斯去参加德意志工人党的一次集会，看见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头发从中对分朝后梳、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长方形的修得很短的胡子的中年男子站在台上演讲，他那低沉而富有变幻的男低音让鲁道夫·赫斯听得如醉如痴。不久，他们就成了亲密无间的知己。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赫斯大搞宣传活动，把图勒学会并入了德意志工人党，同时选定字形做党徽。它源于古代的日耳曼宗教，图勒学会时期曾用做会徽，这标志“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反对犹太人的战斗。同年8月成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NSDAP)。1921年，赫斯写了一篇文章称希特勒为“元首”，从此这个名称被沿袭下来。
1923年11月9日，他随希特勒在罗森海姆街贝格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但这个日子后来却成为第三帝国最神圣的纪念日。赫斯得知希特勒被捕后，便回到慕尼黑向官方自首，自愿伴随希特勒前去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并在狱中帮助希特勒炮制了《我的奋斗》一书，以期将来能为德国争夺新的“生存空间”。
赫斯一生简朴，工作勤恳，成为希特勒圈子里为数不多的不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人之一。此后几年间，他曾担任副元首、不管部部长、国会议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德国秘密内阁成员、党卫军将军等职务。1939年希特勒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继承人”。
赫斯相信希特勒许下的每一个和平保证，虽然他一次次背信弃义，战火越挑越大。直到1940年希特勒准备进攻俄国之前，赫斯才意识到必须同英国缔结和约。1940年秋天，赫斯到豪恩斯特滕飞机制造厂拜访了好友飞机设计师维利·梅塞施米特教授，并同他一起改装了一架飞机，安上了能够接收远距离雷达波束的无线电装置。半年后，赫斯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单独驾驶这架飞机飞往了英国。赫斯错误地估计了英国人民的感情，他连同他想代表元首与英国结盟的梦想被永远地留在了异国的监狱里。
赫斯死亡之谜从1976年起，“援救赫斯行动委员会”组成，征集了800名世界著名人士的签名，呼吁释放已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赫斯。但鉴于苏方的态度强硬，这件事被一次次搁置了，因为苏联始终认为赫斯是希特勒蓄意放出去企图与英国结盟从苏联背后进行侵略的“走狗”。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曾一再地向丘吉尔追问过此事。
我在施潘道监狱工作时，常常单独找赫斯谈话，但题外的话我从来没有问过。苏联方面的军事人员与其他三国的明显不同，我们办事非常认真，一切行动听指挥，从来没有越轨的行为。美国曾出版过有关赫斯的回忆录，书的作者尤·伯尔特曾任施潘道美方监狱长，我和他当时很熟。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位和善的老头却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满足赫斯小小的愿望的方式，从赫斯嘴里榨出那么多真实的信息来。坦白地说，我到施潘道监狱工作实非己愿。
1971年初，我就离开了施潘道监狱，再也没有回去过。15年以后，我听说赫斯死了，是自杀，哨兵在花园的凉亭下发现了他。当时正是英方值勤。1989年，赫斯的儿子沃尔夫写了《鲁道夫·赫斯之死》一书，对父亲的自杀提出质疑。父亲死后，他曾向苏美英法四个监管国提出由慕尼黑大学法医院解剖尸体的要求，以验证鲁道夫是被捂死的。沃尔夫还对父亲临终前的信件进行了仔细阅读，他认为父亲虽然在晚年时备感人生的凄凉，但英方有意积压这些信件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让世人相信父亲是自杀，而不是谋杀。而且英国人这样做简直能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够掩盖父亲飞赴英国的真相；另一方面又能够履行对苏联许下的绝不释放赫斯的诺言。
赫斯死后，施潘道监狱立即就拆毁了。但是赫斯之死给本来就已疑窦丛生的局面又笼罩上了一层阴云。有关赫斯的绝密档案目前存放在大不列颠反间谍机关的档案馆里，编号为“密—5”。据说，四个监管国要等2017年才肯将真相公之于世。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968年，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从利沃夫弗兰科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了伍。不久，我被派往苏军驻德国司令部任高级翻译。同年底，我随苏方政府代表一同前往柏林，在施潘道监狱一干就是两年多。
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位于柏林威廉大街24号。阴暗，寂静，深红色的砖墙残留着被雨水剥蚀后的痕迹。从外观看，这很像一座久已被废弃的城堡。这座可容纳600名犯人的监狱里只住着一个人。三年前，他的同犯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冯·希拉赫刑满释放。临走时，他们把自己的书全部留给了这个同牢20年的邻居。而他却一天比一天沉默，他记不得哪一天是什么日子，只知道外面又湿又凉，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他感到自己像坐在一根快要掉落的树枝上，神情恍惚起来。他的名字叫鲁道夫·赫斯，住七号单牢。
1947年7月18日，星期五凌晨4点，纽伦堡监狱。一阵救护车的警笛声把赫斯从睡梦中吵醒，七小时后，他就在施潘道监狱安了家，一住就是40年。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为了把赫斯作为四国同盟的最后象征，不惜每天耗费上万马克来关押他。看守赫斯的人有4名监狱长、1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个士兵和4名医生。
在我来监狱工作之前，有人告诉我，赫斯的英语说得十分流利。于是我问他今后交谈是用英语还是用德语，他坚定地回答：“无所谓”。我想，他没有坚持让我说德语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德国人。由于我的英语比德语更好些，我决定用英语同他交谈。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不长。他对陌生人似乎持有一种天生的警惕，不过这也许正是监狱生活的痕迹。临走前，他突然问我出生在什么地方。
“利沃夫。”我回答道。赫斯没有听懂，一脸的迷惑。于是我又用了波兰人的称呼“利物夫”，他摇摇头。
“那么，‘利维夫’呢?乌克兰人都这么叫。”
他还是摇摇头，浓眉蹙成一撮。这时我突然想起“利沃夫”在奥匈帝国时期曾叫“伦贝格”。
“噢，原来是伦贝格，1772年～1918年，我们德国人这么叫的。”他脸部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但没有笑。
他超常的记忆力让我又大吃一惊。有人说他能够流利地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席勒和歌德的诗篇，我不再怀疑。
赫斯住的单牢十分简陋，只有6平方米。直对门的那堵墙上，只有一扇围着钢筋的小铁窗。一张铁的行军床、一张简易的小桌子、一把木椅，墙角摆着一个书架。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门前站着三个哨兵。这不是他的“家”。我每次到单房时，都让赫斯坐在桌旁。他的背有些驼了。赫斯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他有权用沉默拒绝我提出的问题。当然，他很少主动同我谈话。他总是在那里不停地读着、写着什么，活像编辑部里的小抄写员。隔壁的单房里存放着赫斯的私人物品，其中包括一件黑色的皮制风衣，一块昂贵的、扁平的金手表，一条金手链，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一双用柔软的、富有弹性的皮革做成的带衬里的长统靴，一套最考究的面料订做成的少尉制服。1941年5月10日，他就是穿着这套装束跳伞降落在英国格拉斯哥南边的小镇伊格尔舍姆附近的弗洛尔农场的牧场上。
在施潘道监狱供职的翻译者有特殊的使命。每天我都要仔细地阅读赫斯寄给妻儿的大作。他的字写得很潦草，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在这些信件中凡是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纳粹党的语句和字眼，我都必须用碳素水笔将它画上线。当然我常常会出现一些疏漏：赫斯喜欢使用大量晦涩、神秘的字眼，给人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监狱里规定每星期写的信和收到的信都不能超过1300字，多余的将被没收。于是，我不得不数每封信的字数，后来我吃惊地发现，赫斯写的每封信都刚好1300字整。而且我发现赫斯还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博学家，他对政治、哲学、天文、医学、音乐、绘画、建筑、交通等方面都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星相学方面造诣颇高。
赫斯十分爱惜自己的身体。每天早晨，他都按“体操之父”约翰的健身体系坚持做体操，白天就在监狱花园的小道上散步。花园里还有一个凉亭，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沉思。1987年8月17日，人们就是在那个凉亭下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
《我的奋斗》……1894年4月26日，鲁道夫·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一个富裕的侨商家里。
1900年，鲁道夫·赫斯进了亚历山大一所小学念书。八年后去了德国，在莱茵河畔的巴特戈德斯贝格寄宿学校学习了三年，获得中学结业文凭后，又转入纳沙泰尔一所颇有名望的高校读书。鲁道夫非常厌恶当商人，遭到了父亲严厉的训斥。幸好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他从商学院解救了出来。1914年8月20日，时年20岁的赫斯怀着他那个时代的德国青年特有的忠君报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巴伐利亚第七步兵团，当上了一名步兵。他先后参加了以帕、阿图瓦、凡尔登、福克沙尼等多次战役，因表现英勇而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春，他被批准当上了飞行员。
1920年5月初，赫斯去参加德意志工人党的一次集会，看见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头发从中对分朝后梳、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长方形的修得很短的胡子的中年男子站在台上演讲，他那低沉而富有变幻的男低音让鲁道夫·赫斯听得如醉如痴。不久，他们就成了亲密无间的知己。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赫斯大搞宣传活动，把图勒学会并入了德意志工人党，同时选定字形做党徽。它源于古代的日耳曼宗教，图勒学会时期曾用做会徽，这标志“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反对犹太人的战斗。同年8月成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NSDAP)。1921年，赫斯写了一篇文章称希特勒为“元首”，从此这个名称被沿袭下来。
1923年11月9日，他随希特勒在罗森海姆街贝格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但这个日子后来却成为第三帝国最神圣的纪念日。赫斯得知希特勒被捕后，便回到慕尼黑向官方自首，自愿伴随希特勒前去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并在狱中帮助希特勒炮制了《我的奋斗》一书，以期将来能为德国争夺新的“生存空间”。
赫斯一生简朴，工作勤恳，成为希特勒圈子里为数不多的不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人之一。此后几年间，他曾担任副元首、不管部部长、国会议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德国秘密内阁成员、党卫军将军等职务。1939年希特勒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继承人”。
赫斯相信希特勒许下的每一个和平保证，虽然他一次次背信弃义，战火越挑越大。直到1940年希特勒准备进攻俄国之前，赫斯才意识到必须同英国缔结和约。1940年秋天，赫斯到豪恩斯特滕飞机制造厂拜访了好友飞机设计师维利·梅塞施米特教授，并同他一起改装了一架飞机，安上了能够接收远距离雷达波束的无线电装置。半年后，赫斯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单独驾驶这架飞机飞往了英国。赫斯错误地估计了英国人民的感情，他连同他想代表元首与英国结盟的梦想被永远地留在了异国的监狱里。
赫斯死亡之谜从1976年起，“援救赫斯行动委员会”组成，征集了800名世界著名人士的签名，呼吁释放已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赫斯。但鉴于苏方的态度强硬，这件事被一次次搁置了，因为苏联始终认为赫斯是希特勒蓄意放出去企图与英国结盟从苏联背后进行侵略的“走狗”。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曾一再地向丘吉尔追问过此事。
我在施潘道监狱工作时，常常单独找赫斯谈话，但题外的话我从来没有问过。苏联方面的军事人员与其他三国的明显不同，我们办事非常认真，一切行动听指挥，从来没有越轨的行为。美国曾出版过有关赫斯的回忆录，书的作者尤·伯尔特曾任施潘道美方监狱长，我和他当时很熟。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位和善的老头却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满足赫斯小小的愿望的方式，从赫斯嘴里榨出那么多真实的信息来。坦白地说，我到施潘道监狱工作实非己愿。
1971年初，我就离开了施潘道监狱，再也没有回去过。15年以后，我听说赫斯死了，是自杀，哨兵在花园的凉亭下发现了他。当时正是英方值勤。1989年，赫斯的儿子沃尔夫写了《鲁道夫·赫斯之死》一书，对父亲的自杀提出质疑。父亲死后，他曾向苏美英法四个监管国提出由慕尼黑大学法医院解剖尸体的要求，以验证鲁道夫是被捂死的。沃尔夫还对父亲临终前的信件进行了仔细阅读，他认为父亲虽然在晚年时备感人生的凄凉，但英方有意积压这些信件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让世人相信父亲是自杀，而不是谋杀。而且英国人这样做简直能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够掩盖父亲飞赴英国的真相；另一方面又能够履行对苏联许下的绝不释放赫斯的诺言。
赫斯死后，施潘道监狱立即就拆毁了。但是赫斯之死给本来就已疑窦丛生的局面又笼罩上了一层阴云。有关赫斯的绝密档案目前存放在大不列颠反间谍机关的档案馆里，编号为“密—5”。据说，四个监管国要等2017年才肯将真相公之于世。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