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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了对张颔先生的专访节目。张先生是山西入选此栏目者第一人；当月，他的《侯马盟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再版发行，距此书之初版时间已过去整整30年了。
张颔先生出生于1920年，父母早逝，家境寒素，虽命运乖舛、百事艰辛，却嗜文史成癖好，苦读书为瘾性。上世纪30年代先生在杜任之身边做干事时，开始接触社科书籍，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引用的彝器铭文引起了他的兴趣，此为先生古文字、考古学研究之肇始。这让人想到了另一位具有同样经历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而张颔先生的成就之地不在周口店，是在侯马。
侯马即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此处“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为晋国成霸业之基地也。1965年冬，因工程建设需要，文物部门抽调全国力量在此发掘，时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颔先生兼任侯马东周遗址发掘队队长。此间遗址发掘出土了带有大量朱书文字的石片5000余件，对上面黄豆、榆钱般大小，扶乩天书般难识的文字，时人一筹莫展，无以辨认，但经张颔先生悉心整理、反复琢磨，认定其为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盟誓乃春秋时代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有天子与诸侯间的盟誓，有诸侯间的盟誓，也有卿大夫间的盟誓，其目的或为和平相处，或为共同对敌，并通过这一政治斗争形式相互制约、协调关系。此盟书便是晋国卿大夫之间订立的盟誓言辞。盟誓时照例要举行庄严仪式，杀牲歃血，宣读盟辞；誓盟后一份誓辞作为存照庋藏于盟府，另一份则作为图谶坑埋之。侯马盟书即为瘗匿地下的那份。
其主盟者为赵孟，盟辞内容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之文，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其他等六大类12种，其中前三类为朱书，后三类为墨书，文字皆书于石策或玉策之上。石质者多为泥质板岩，玉质者多为透闪岩、矽咔岩。策多呈圭形，也间有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者。5000余片石策中，尚存文字者650片，每片字数不等，多者达220字，字体多为下笔粗重、收笔纤细的蝌蚪文，即古文，也有籀文者。由于非一人所书，故字型不同，风格有别。蝌蚪文是一种古老文字，《晋书·卫恒传》曰：“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因不复知有古文，谓之蝌蚪文。”此次誓盟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盟书介于金文、小篆之间，线条已异于金文之厚重苍劲、笃实朴素，而显得肉多骨少、畅达精悍，已具小篆向下舒展之纵势，虽屈曲盘桓、蜷若虬枝，却清丽有规、细腻入微。运笔提按轻重，富于意趣，结体舒展，活络自在，体态变化多端，斜正各具姿态。虽为盟誓之辞、肃穆之典，却无庙堂之气、圭臬之法。
文献中多次记载有东周各国举行盟会活动的事实，但有关誓盟的文句却知之甚少。1942年前后，河南沁阳在修建公路时曾有过类似盟书的“沁阳石黑”墨书石片出土，却既不知具体的出土地点，也无有摹本，且散落殆尽。故《侯马盟书》的发现，意义非同小可。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批官方文书实物标本，也是最早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证明，史料及书法价值皆高。为此，张颔先生很快写出了名曰《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的文章，此文与郭沫若的《侯马盟书试探》一文同时在1966年《文物》第二期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后，唐兰、陈梦家等也先后发表了探讨性文章。此项研究尚待深入之时，“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浩劫祸祟有堪、屯难横事未靖之时，由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张颔先生于1973年又投入到了对这批盟书的查考钩稽中来，焚膏继晷一载，磨杵成针有型，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全部辨认了出来，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制———《侯马盟书》于1976年12月随之诞生。此书不仅是侯马盟书资料的集大成者，且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它对盟书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论证，成为春秋史乃至先秦史研究的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时的署名是张颔先生单位的名字，时代使然，不过，2006年再版时，终于物归原主，算是求得了真实，也弥补了缺憾。1979年，张颔先生又发表了《侯马盟书丛考续》一文，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古文字学深奥艰涩，曾经的甲骨四堂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皆为名满天下、万流景仰之大家，张颔先生凭借自学，得要领，开局面，挟泰山，超北海，费力艰难，何谈容易，非宵衣旰食、人一己万精神不可为，非鸡窗夜读、苇编三绝意志不可就。在张老书桌的墙壁上至今仍吊挂着两块木牌，上有毛笔的工整抄录，涉及音韵、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张老解释道：都是需强记熟背的内容，待铭篆镌心后则再行更换。先生的研究方法显然承继的是乾嘉学派，于文字之外，兼治训诂、音韵。在他身穿的半旧毛衣上，补缀着几个异色口袋，其中插着一支圆珠笔、装有几张白卡片，凡遇有用知识即随手移录，乘便誊缮，回来后再做归纳总括、分门别类，按古天文、古文字、古代史、古器物、考古资料、青铜器等条目栖止托迹、安居存身，书柜顶端的14只目录匣如今早已满坑满谷，不可胜计。这种积累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关进牛棚的六七年间也未中断，在整理《侯马盟书》时，采取的也是做卡片的办法，在其《盟书燃犀录》的笔记中，更是逐日摆问题、写心得、找线索，终于澄清了盟书内容，并加以了分类、论证。他还曾在《毛选》一卷的硬皮之上制作了测象仪，用以观测星宿日影，并与记忆中的古文献资料相印证。《侯马盟书》中的“历朔考”难题即是通过这样的实验解答的。后来，吸取唐代南宫曰古阳城无影石表，以及元代郭守敬观星台之精华，先生用一块明城墙砖雕刻成了适于太原地区观测的小“无影塔”。
早在20年前便闻得了张颔先生的大名，此次登门造访，怀揣着自然是一种崇敬企慕、心悦诚服的意愿。得知也是同邑后，先生浓重的乡音似乎更稠、更酽了，从当年李济对介休人为鲜卑后裔的断定说到介休方言里的入声、从王士祯对万历本《介休县志》的评价说到介休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珍藏、从介休城外罗王庄的豆腐说到城内顺城关的玄神楼，敏捷健谈而意犹未尽，下阪走丸处酣畅淋漓，全然不像一位86岁的老人。问及平日的起居，张老坦言，一日不读书就无聊———“无聊”二字听起来有铿锵激励、沉稳穿云之訇然。先生的博闻饱学、胸罗星宿，大概就是靠得这般点滴功夫成洋洋洒洒、涓埃积累成纷纷扬扬的。
张颔先生的学问为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所不解，他的著作《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在由中华书局出版时，皆为手抄影印，因为其中的文字多有不被程序字库录入者。张老先生自称不是书家，更不想以书法沽名，但他的书法却在坊间广泛流布、翩然传扬，为惯家里手、内行知识所称道，好评如潮，啧啧嘉口。先生于书法一路尤善篆文，其书藏头护尾、翕张自如、遒劲峭拔、铁画银钩，这与先生谙熟先秦篆籀字理、了然金石文字演化不无干系。先生书法落款处则为工稳楷书，典雅隽永、幽婉玲珑，字出北朝墓志。从先生的笔墨中，更多看到的是学识修养、器局宇量，而非技巧艺能、水磨之功。先生于盟书摩挲日久，于古文研究至深，潜移默化，春风化雨，“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先生身上又一次得以印证。2004年秋，西泠印社正邀张颔先生为“社员”，此乃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入邀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侯马盟书》撰写时由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受到极“左”势力的多次干扰，要求其“突出儒法斗争”，把盟誓的主盟人树立为“法家”形象，并以此证明所谓的“晋国已彻底解放了奴隶”。对此妄言，先生未予采纳，坚持了科学态度，使全书内容做到了完整精确，形成了缜密的体例与完善的系统。这对一个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心有余悸者而言，实属不易，难能可贵。严谨审慎、存真求实，这既是先生的治学态度，更是其为人之道。
1999年11月，张颔先生80大寿时，山西省文物局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其从事考古工作50年暨80华诞举办了学术资料及书画作品抽样展，期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贺电、贺信更是飘飘洒洒，纷至沓来。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在贺电中称：“由于1978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传到我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我国，普遍著称于我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盟书等许多方面，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亦精妙入神，这一点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昨天，再次看了重播。“我没有白吃米面。”
八十老人让我唏嘘不已。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研究侯马盟书可以使今人获得多种新知，若把盟书所体现的丰富内容，放到东周晋国晚期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旁通融汇考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政治斗争、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形态三大方面，帮助我们深刻而生动地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
一是盟书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突显了“恶”的历史作用，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历史趋势，并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通观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晋国赵氏等六卿内争演化为四卿并立直至三家分晋，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浪花，但就是在这一暂短历史环节上，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在政治斗争领域就出现了波谲云诡、变诈迭出的惊世场面。赵鞅作为晋国新兴势力代表之一，是一代枭雄。他为赵氏崛起，扩张宗族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势，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为了索要卫贡500家，他根本无视晋君受命就擅杀亦是赵姓支族的邯郸午，激起邯郸赵氏的武装反抗。采用暴力成为他惟一凭恃的手段，反映出其贵族权要的凶残本性。为了增强实力，他广事结纳，联络本宗，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多次举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鞅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入晋国。盟誓中还可笑地诅咒敌方使之受祸害，以求精神上的强势，平衡内心。在赵鞅（当然他的对手也一样）之流的当权者看来同阵营之人的生命财产都等同鸿毛，下层百姓奴隶更视如草芥，故这些人的一切都应为其政治权利的夺取做出牺牲和奉献。这不仅在当时上有周天子，下有晋君的传统权利下是大逆不道、专权擅政的事，亦说明“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礼崩乐坏到何等程度，而且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拿人不当人，毫无人道可言牎难怪稍后的孟子慨叹“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激愤地呼吁“善战者服上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王道”、“仁者爱人”等仁政思想，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是多么有进步意义了。事实上，不管赵鞅及其同党如何反复举盟，信誓旦旦，但利益的血腥争夺是统治阶级的本性使然，一到面临利害权衡时，他们从私利出发就会背信弃义，反目成仇。赵氏等四卿消灭范氏、中行氏二家后，四卿内部再起纷争，拼杀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就是显例。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实现的，中国人民以所经历的深重灾难为社会文明发展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历史不可忘却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的胜利往往取决于经济实力。赵鞅所在的晋国，平公时就“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语）晋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强，公室卑”。顷公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强，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史记·魏世家》等），可见六卿对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在所必夺。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赵氏，导因便是索要卫贡500家。这500家同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指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剥削收入所支出，战时就可能化为军队和装备。是故，文献多有上层斗争中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知道其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鲜明地见出赵鞅在政治争斗中维护本族经济利益，贪婪占有、搜刮民众财富的胃口之大，而这正是为确保其取胜的基本经济实力。联系到赵鞅在决胜的铁之战时颁布对“克敌者”赏赐财产等的誓言，可以明白地反映出，经济利益的争夺贯穿了始终。正是由于赵鞅采取了经济赏赐和对民众人身解放等的手段，才大大激励了同盟者的斗志，从而消灭范氏、中行氏，形成晋四卿（赵、魏、韩、智）并立的局面。盟书中所谓委质类内容，即参盟人将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来表其忠诚，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劳动人手、土地、财物），也就是用其全族身家性命和物质财富为本钱参与赵鞅集团的斗争。总之，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斗争双方的兴亡，这是从侯马盟书研究中可以洞若观火的事实。
从侯马盟书的内容也可以考察其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变化。在春秋末，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孔子早就明言过的。孔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告诫正针对其时“诚信”扫地，欺诈百姓的现实状况，帛书《老子》云：“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在盟书诅辞中就载有一个叫“无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韩子，暗中与中行寅勾结而受到诅咒的事例，可见其时统治者内部毫无信义可言。正是由于道德沦丧，出现了大量背信弃义的言行，才需要盟誓之类来约束结盟之人，以凝聚人心，巩固内部，古人云“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谷梁传·隐公八年》）这就不难理解侯马盟书何以出土有5000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有152人之众这样大的规模，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很明显，这种道德观念上的沦落裂变，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反映。大量侯马盟书就是这一时代剧烈变革的确凿实证材料。
从盟书中反映参盟人表白诚信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还说明其时尚存有远古遗留的普遍性的鬼神观念占据人们的头脑。不过在赵鞅的时代，鬼神观念只是一种敬畏的心理因素，是软约束。盟书中强调参盟人要以身家性命担保，才是最强有力的保证，是硬约束。这又说明鬼神观念服务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这已同殷商时代动辄卜筮，凡事遵从神意的状况大不同，是故产生有郑国子产所言“国之兴，听于民；国之亡，听于神”的信念。在赵鞅时代，鬼神观念开始动摇，这与社会意识由“以德配天”向“重民轻天”观念转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分析，其中宗盟类的有514件、委质类的75件、纳室类58件、诅咒类仅4件、卜筮类3件，鲜明地，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这类与超现实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可见，“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这反映了社会意识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有了相应的进步。
另外，对侯马盟书还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深入研究。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写法文本，是古代官方文体源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古代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实物材料；还可以从文字学、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多侧面进一步探讨。侯马盟书遗址面积很大，未发掘出土的资料一定还有很多，相信日后将会有更丰富的珍贵材料发现。进一步对之进行科学研究，便会对已有的成果有新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故而可以说对这里大批珍贵文物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今日研究晋文化者倘舍此而不谈，将是很大的缺憾。期其更新的创获，尚有待于同行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