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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已经很难继续整合国家范围内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们对深度改革的期待无可挽回地分化了。这就是人们感叹的改革共识丧失的事实。
就第二方面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回避中国遭遇的现代政体选择问题。矫正型国家哲学无疑一直在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遮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而这种以回避或者仅仅承诺来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已经到了非决断不可的十字路口：要么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为改革提供更为深层的动力；要么仍然踌躇不前，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击鼓传花的手绢扔来扔去，从而最终断送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
再就第三方面而言，在改革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缺乏规范的负担；对不确定性的观望与对确定性的期望，成为两种相应存在的社会心理。人们迫切需要足以整合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的国家哲学。如果这样的社会心理得不到满足的话，长期失范淤积的社会不满，将会产生出瓦解社会秩序的可怕力量。
归纳这三方面显示出来的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缺陷，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尽力并及时提供具有确定性特点的国家发展哲学，中国的持续性发展就难以预期。
当下，“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就是适应国家必须寻求确定性的处境的产物。这样的问题，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处境中，绝对不是问题。只有在中国无法回避确定性国家哲学的客观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并使人们无法熟视无睹之时，它才成为国家哲学层面的真问题。
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未卜先知，明确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显现了矫正型国家哲学单纯落定在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局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但问题在于，“中国不能乱”与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遭遇一时混乱的矛盾，使邓小平无法从容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使矫正型国家哲学无法像处理经济体制问题那样游刃有余。
中国发展到今天为止，确实需要建构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哲学，那么动员学者力量进行国家哲学建构，就成为凸显中国发展确定性的必需。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曾经被中国文献化了的诸现代性政治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供给方式，势必重回国人脑海，而成为中国无法拒绝的显示国家现代特性的坐标。
这个时候，寻求在确定性基础上建构中国国家哲学，就显示出温家宝总理的论述切中肯綮：“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我们这一代的吁求
王秀宁
自1994年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伊始，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网民数量就一直在疾速增长，直至今天牢牢占据网民主力的位置。而这十几年来，滋养我们的互联网新鲜事物从“远古时代”的聊天室到“中世纪”的论坛，再到“现代社会”的博客，一直到“后现代时期”的微博(http://t.sina.com.cn)，我们的成长几乎与互联网同步。我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也无一不受到网络的根本冲击。把“网络一代”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称呼，可谓实至名归。
网络塑造着我们的观念，这其中自然也包含对我们政治观念的影响。和父辈们不同，我们这一代政治意识的来源绝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单位熏陶以及传统媒体的灌输。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对我们的政治意识的烙印更深，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对政治本身并不感冒，但我们确实已经迥异于我们的父辈。
数月前，深圳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等，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80、90后。这些产业工人大多高中、技校毕业，当然也有少部分被严峻的就业形势所排挤的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是子承父业，不过和父辈不同的是，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更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平等。父辈们的幸福来源主要是农业时代的观念：现在与过去相比生活好多了；而我们这一代身处“网络时代”，狭小的生活空间因为网络的存在而得以无限扩张，我们的参照对象绝不仅仅是“过去的生活”，而是我们同时代的其他人。
世界是平的。透过网络，工人们看到同龄人们生活优裕，也发现了自身现实境况的差距：繁重的工作、不能维持尊严的低工资、各种牵涉个人自由的规章制度。这一切让富士康的少部分工人选择了“沉默中的沉沦”。
这就是今天“网络一代”主流群体的真实写照。然而，无论是富士康工人的悲剧性选择，还是其他企业令人欣喜的维权举动。我们都不难看出“平等意识”正在浸入这一代产业工人的心灵，“个体独立”已经成为他们最基本的需求。犹记得一位南海本田工人坚定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有影响我的工作吗？我已经把它盘起来了，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话所针对的是，车间负责人要求所有女工将头发剪短。
“网络一代”中，产业工人的数量最为庞大，他们所负载的社会机能也最为坚实。不过，作为社会精英的中产阶层尽管数量占少，但他们却更容易也更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是投入到生活周围的行动之中。
与此同步的是，在公共领域中争权利，在私人领域中争独立，这样的行动在新一代的城市中产阶层中已不鲜见，涉及环境、拆迁、社区以及家庭伤害等诸方面，他们用每一次微小的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吁求，也推动着现实的进步。
这就是中国新一代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抗争不仅在公共领域，还有私人领域。他们理性并且温和，他们的观念彻底超越父辈，他们的勇气引领整个社会。依托网络，又不局限于网络，他们拒绝暴力思维，温和的改良是他们内心的祈愿，更是他们行动的写照。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中，有“防御型抗争”和“进取型抗争”之别，以此分别形容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这两个群体同样恰如其分。
我们这一代，一出生社会就启动了逐利的马达；我们始记事，市场经济已经使竞争白热化，也派生出一些问题；我们初成长，我们的政治观念中早已舍弃了狂热与剧烈，追求基本的平等。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吁求虽有分化，但却殊途同归，至少我们的底线都很相近乃至一致：珍视个体的权利，崇尚自由与平等，呼唤社会公正。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吁求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在读政治学硕士
把脉深圳：下一步要敢闯政改关
见习记者 徐伟
访谈嘉宾 杜钢建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设计者之一
翟校义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
钟坚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三十年来，深圳做了无数的探索，包括在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但行政体制改革显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
温总理在视察深圳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话是说给深圳听的，也是说给全国听的。未来的深圳，能否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引领风潮，我们有着诸多的期待。
行政三分制尚无重大突破
时代周报：2003年深圳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将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区分开来，但成效甚微，去年重启此项改革，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哪些成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杜钢建：去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推进，现在执行的时间还太短，还很难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三分制和大部制改革的出台，是因为很多部门同时插手一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制定政策，也都在执行和监督自己制定的政策，其结果是一件事情多头管理，出现“几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局面。深圳把很多职能交叉的部门合并成一个大部门，由一个大系统来组建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把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在大部门的框架下逐步分开，大部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行政权三分的问题，但它为其开辟了一个途径，提供了一种可能。
翟校义：深圳行政三分制的改革，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调整。但因为推行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在慢慢淡化，它对官员的行为理念有一定影响，但是在机构设置上，还没有得到重大的突破。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对于社会是一种优化的选择，但是对于习惯了权力优越感的官员，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因此来自权力系统的阻力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改革会触动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权力运作的空间变小，寻租的机会也就变少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进行改革。
时代周报：按照深圳大部制改革最初的思路，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被撤机构的人事如何安排？由此带来的副职膨胀问题如何解决？
杜钢建：机构改革一精简，干部就要调整，干部岗位减少，为了使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减轻改革的压力，使副职上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多，推进改革顺利进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等到改革的压力过去以后，副职肯定是要减少的。
翟校义：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虽然政府组成部门在减少，但部门内的机构却大幅增长，实际上是把政府的管理幅度压到了政府部门中。比如，改革前，一个部门管15个局；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组成部门减少了，但一个部门要管20多个局，加上事业编制局，有50-60个局。部门内部管理幅度大幅扩张，这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要进行部门内二级改革，进一步优化大部制之后的部门内部管理非常必要。
钟坚：大部制改革撤了很多机构没错，但是撤了之后还有并，一个机构有十几个副职，结果是人没有变，职能也没有变。改革过程中，机构时而精简，时而膨胀，分分合合，并不能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香港只有一个特首，没有副特首，但香港治理得有条不紊；大陆一个市有很多个副市长，却似乎都忙不过来。
深圳“政改”需国家整体设计
时代周报：上述两种都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举步维艰，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怎样一种关系？有人说行政改革在根本上还不是、也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杜钢建：行政体制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行政体制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行政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挂钩，就一定要加快推进审议制，即政府的重要决策，乃至党委的重大决策，都要加强人大、政协、专家队伍以及体制外人员的审议力度。
翟校义：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人事权，即用何种机制来决定谁做领导，《选举法》的修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号角；第二是财政权，政府通过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谁来决定钱怎么分配、用来干什么，目前还没看到这方面的调整迹象；第三是外在的构建，比如机构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在这三方面下手。
钟坚：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行政体制改革是枝节，单纯的行政改革不能代替政治改革。改革要自上而下进行，中央不推动，下级政府就没有改革的权力和空间，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本身，因为自己改自己肯定不好改，改革过程中难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如果国家没有整体的设计，深圳改革也会收效甚微，因为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不确定因素很多。
时代周报：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以来，经济成果显著，但政治改革明显滞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深圳如何在政治制度改革上寻求突破？
翟校义：经济体制改革吻合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想法，因此得以大力推进，深圳是试验田，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根本性的驱动力，深圳没有被中央明确地定位为政治改革的试验田，也没有得到像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领导人的支持。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改革的方向大家都比较清楚，邓小平当时已经定下了改革的方向。但是改革的试验田选在什么地方，不必然会在深圳。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选在深圳，除了毗邻香港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只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它牺牲得起。如果改革成功了，它就是宝贝；如果改革不成功，就可以抛弃。今天的深圳经不起抛弃，万一出了问题，改革失败了，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决策者应当有这方面的考虑。
当以“开放”倒逼改革
时代周报：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近年来明显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深圳如何在制度改革上保持持续的动力？
杜钢建：深圳现在的改革风气和面貌的确不如特区建设时期，很多人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缺乏改革动力。面临各种困难，面对各种难以绕过去的利益纠葛，走到今天，我认为应该把“改革开放”四个字颠倒过来，变成“开放改革”，在一些改革已难以深入的领域，加快开放，向香港开放和靠拢，引进香港相关领域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以开放推进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
翟校义：深圳作为一个新生的经济重镇是可以的，但是想在下一个30年再实现年均百分之二十几的经济增长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政策红利、投资红利已经没有了。当初改革的时候，它可以做的事情，别人不可以做，这种政策优势已经没有了。
深圳的未来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不会与其他的都市有太大的差别，它的优势会逐步丧失，年轻的人口也会逐步老化。
钟坚：这几年深圳吸引外资的规模有所放缓，有人质疑深圳是不是不行了，这是错误的。深圳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它已经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未来靠自己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发展来提升自己的竞争水平。深圳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在未来三十年内要发展成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
深圳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教育科学事业重视不足，深圳未来的发展瓶颈主要是科学教育水平。香港有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新加坡有4所，这两个城市的竞争力在全球近年来均在前十名之列，深圳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比全国平均水平都低，科技教育是基础，应该优先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的深圳面临着改革的瓶颈，许多人对深圳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质疑，深圳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引领改革潮流，在政治改革上有新的贡献？
杜钢建：深圳经济特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人大，当时中央是有考虑的，想观望一下，借鉴香港的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立法制度。今天，深圳仍然面临着与香港接轨的问题，深圳要认真思考借鉴香港民主政治的经验，实现深港人流、物流、资金流一体化和同城化，要敢于改变深圳现行的政治制度，引入香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要素，建设法治深圳。如果这样做，深圳依然能够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深圳的领导班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闯政治关，冒政治风险，为中国未来的政改探路，这是中央的期待，也是全国人民的期待。民主选举、依法执政，以及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是当下我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深圳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认真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