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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在其短暂的发展史上，已经留下组织数量剧增、资产规模扩大、社会影响提升等光荣记载，其能否疏通内外因素的制约，成长为一个又一个令人尊敬的基金会？
“令人头疼”的价值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NGO曾主要依靠境外NGO的资源生存、发展，即“喝洋奶”长大。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估计，约有90%以上的国内NGO主要是靠境外机构的支持存在和发展。
广州农民工维权组织——广州珠江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景祥告诉本刊记者，该组织每年可以从境外组织得到30万元左右的资助，而在国内众多NGO中，农民工维权组织往往获得的境外支持较少。“从事环保、艾滋病防治的国内NGO从国外拿到的钱比较多，具体数额不太清楚，但可以从出差坐飞机、住宾馆的档次看出来。”景祥说。
上海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主任吕朝此前曾就职于北京非营利组织(NPO)中心，5年多以前，NPO中心95%是拿国际的钱，十年没有注册。他现在供职的NPI，则80%以上是国内资金。“钱的背后是理念。国际组织出钱，用钱者必须有一个交代。”吕朝说。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表示，如果NGO这个行业80%是喝洋奶，那么政府关注是很正常的，“的确有一些国外政治类机构，价值观就令人头疼。现在国内机构也在支持草根NGO发展，逐渐使资源多元化、本土化。这是一个良性趋势。”
事实上，众多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正逐步将自己定位为NGO群体的支持性组织——要直接参与和操作自己设计的公益慈善项目，更要为众多草根NGO提供资金、项目设计等资源性支持。
据徐永光介绍，2008年，他所在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以及众多非公募基金会在汶川地震灾区援助行动中，不仅采取直接捐款、直接资助等方式，而且尝试将资源投向立足于当地的草根NGO。“南都就拿出了2000多万元来支持志愿者行动和草根NGO的援助行动。”
本刊记者在汶川地震灾区采访了解到，“安县社工中心”、彭州“乐和家园”等项目，都得到非公募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
“国内NGO一直存在有资源的缺操作手段，有操作手段的缺资源的状况。这造成两头大、中间小甚至断裂的状况。这就需要支持性组织或中介组织的成长来弥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
2006年11月，麦肯锡联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奥美传播、君合律师事务所、摩托罗拉等企业成立“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致力于打造为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所有公益慈善组织的支持平台：沟通资助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协助筹资及融资，并为这些组织提供各种专业知识援助，并尝试探寻更为科学的评估机制。
吕朝创办的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同样明确走发展NGO支持性组织的路径。“我们要两头找资源，将有钱、有项目的机构和缺钱、缺项目的众多操作性组织聚合起来，进行培训、孵化和对接。”
据介绍，在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企业、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资金提供者，各类专业的公益服务机构则是公益服务的终端。其中，企业和基金会具有资金和筹款优势，社会组织则具有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企业、基金会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解决基金会“花钱难”和社会组织“无钱花”的矛盾。
“钱潮”涌动
在NGO频频汲取“母乳”营养的背后，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近年来暗潮涌动、异军突起的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初，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总数达到643家，已经超过中国基金会总量的40%。虽然总量上比公募基金会的943家要少，但发展速度要快——这643家是2005年底253家的2.5倍。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等的研究表明，截至2008年底，总共有39家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原始资金总额为152287万元，平均原始资金为3905万元。其中，2000万元以上不足1亿元的有22家，占总数的56.4%；1亿元以上的有7家，占总数的17.9%。
此外，非公募基金会的收入和总资产规模正在逐年扩大。数据显示，2008年，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当年收入超过14亿元，净资产合计达37亿元。
从创办者分类来看，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中，由企业和企业家创办的基金会是20家，占总数的51.3%；由高校创办的教育基金会有6家，占总数的15.4%；由社会名人冠名的非公募基金会为12家，占总数的30.7%。
非公募基金会崛起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剧增到200多万家、非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66%等基本事实。
徐永光判断，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正处于起飞初期，此后的十到二十年间，仍将是非公募基金会设立发展的高潮。“这与世界上各国基金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叩开了民间资源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开辟出以民间资源设立慈善组织的一片蓝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评论道，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堪称一部良法打造出了一个良好平台，非公募基金会因顺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工商企业崛起的大趋势，尤其是为民间资本找到一条承担社会责任、介入社会建设的新途径，从而获得迅速发展。
有观点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从事公益、慈善的NGO正经历转型，慈善的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程度将直接决定中国慈善事业的长期发展态势和方向。“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恰恰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从临时性的、对于受助对象的直接捐助，转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进行长期的、有规划的慈善事业。”
“内忧外患”
多位受访人士亦指出，目前非公募基金会仍面临“内忧外患”，无论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资金规模，还是公益项目的运作和基金会的治理等方面，都还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基金会相提并论，也尚不能匹配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
金锦萍、邓国胜等人的研究表明，“内忧”大致包括5个方面：
其一，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和其他NGO一样，存在“宗旨单一、领域过度集中、使命强化和认知度、执行度不够”等问题。
其二，非公募基金会的完全独立性仍需保障。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相比，保持其独立性并无制度障碍，但从现实状况看，相当数量的非公募基金会连形式上的独立都不具备，理事会更形同虚设。
其三，内部治理有待改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重在理事会的职责和相关议事规则方面，但目前看来，现实中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利益冲突规则缺位。
其四，信息透明度与公众认可度尚待提高。信息公开是非公募基金会主动承担社会问责的体现，除了根据政府规章要求公开必要信息和内容之外，非公募基金会还应选择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但是，“从我们这次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收集的信息来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不习惯于将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没有网页，甚至我们的问卷调查也遭到冷遇。下发的几百份问卷仅仅回收了十几份，回收率之低出人意料。”金锦萍说。
其五，专业化程度较低。金锦萍表示，“机构专业化意识还比较低，不重视管理层的专业人才配备，导致机构管理程度低，机构发展战略定位、公益项目设计和品牌管理缺少章法，管理制度不健全，资金使用粗放的现象是当下不少非公募基金会的通病。”
李劲亦坦言：“我从业国际和国内NGO十多年，最着急的就是至今仍未看到人才不断涌现的状态，而社会需求已经对NGO的专业化、职业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
多位受访专家提出，除诸多内部制约因素外，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面临一些外部不利因素：
第一，基金会的分类标准和相关监管规则仍需细化。中国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基金会是否可以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募集捐款，但这一区别仅仅在于能否从事公开募捐活动，并不能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规则，比如内部利益冲突规则和治理结构规范化等。
第二，公益支出比例和行政成本控制的强制性规定存在争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则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从实践经验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一刀切地对原始基金规模迥异、运作模式不同的所有非公募基金会作此规定，既让小型非公募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有苦难言，又让原始基金规模较大的基金会不堪重负。
此外，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还存在评估制度有待改进、细化，税收优惠政策出台滞后等问题。
政府介入的机遇
“国内非公募基金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资源平台，会逐步释放出民间资本的公益慈善潜能，逐渐稀释境外资金，有利于本土NGO的健康成长。”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
师曾志表示，从国外NGO发展状况分析，NGO的资源支撑主要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等。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开始将政府购买服务的触角伸向众多NGO，一些地方政府还积极尝试将公益投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提供免费服务平台。上海市近年来更在积极谋划打造“公益硅谷”，以充分集纳NGO的资源，共同致力于社会建设。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方国平说：“政府通过提供购买服务，将公益事业投入纳入财政预算等办法，能深度介入和有效管控NGO，同时，政府也可借此团结到更多的参与社会建设的力量。”
有观点坚持，非公募基金会大举资助NGO，不但冲击了原有以国际机构为主导的资助格局，也强化了NGO与政府“既有合作又有博弈”的关系。
究竟非公募基金会能否突破重重瓶颈，成长为一个个受人尊重的基金会？并进而对中国的变革进步、社会建设等作出更多贡献，有待观察。
《瞭望》文章：非公募基金会的九大特点与六种价值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呈现9大特点：
1.发展迅速，增长势头超过公募基金会；2.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主力军；3.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呈现地域上的不均衡；4.从事公益活动领域上亦呈不均衡态势；5.原始基金规模逐渐扩大；6.创办者以企业、高校和名人为主；7.非公募基金会收入逐年上升，净资产规模增大；8.公益支出增多，行政成本逐渐降低；9.非公募基金会初步呈现类型细化。
NGO的研究者和从业者们认为，非公募基金会不仅是民间资本介入社会建设的资金来源，其还具有下述6方面价值：
其一，非公募基金会改变了只有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才能设立基金会的状况，尽管《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依然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事先同意，但是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是由私人或者企业出资投入公益事业，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群众雪中送炭。“这是政府与百姓都欢迎的事情，业务主管单位难以或者不该成为设立基金会的根本障碍。”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说。
其二，优化慈善资源配置，改变民间公益生态。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成为补充政府职能缺陷的有生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慈善资源将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统所未能覆盖的区域和领域，将成为民间公益服务机构(俗称草根组织)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民间公益生态。”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其三，基金会保持独立性、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可能。基金会的独立性体现了其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创办者的社会性格。“基金会的章程所确定的宗旨使命是其灵魂所系，所确定的治理结构是其骨架所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其四，培育民间公益理念。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周庆治说：“南都集团的基本理念是‘实现自我，回报社会’。我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非公募基金会摆脱了基金会原有的浓重的官方色彩，在运作和管理上更为灵活和现代，对于公益目的的贯彻更为独立和独到。它们完全建立在创办者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之上，融合了自身对公益事业和美好社会目标的理解，“是一种理性选择”。
其五，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以非公募基金会形式从事公益事业，企业从被动的、临时的、随意的、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的、长期的、独立的、系统性的、有规划的捐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形式，也是企业从事公益事业的质的飞跃。
其六，有望改善慈善领域人才匮乏的局面。此前，基金会工作人员大多属于机关退休人员或分流人员，年龄偏大，知识结构陈旧，学历水平偏低。现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大多为成功人士，积累了大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发展规划、资金运作、治理结构等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具有将这些知识、技术应用到慈善领域的条件与主动性。
《瞭望》文章：NGO“不是一群反对派”
“NGO不是边缘人群的自娱自乐，也不是一群反对派、乌合之众”
米来：“慢慢治好了抑郁症”
2009年。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
米来留着一头长发，左手绕着一串佛珠，仿佛修行之人。
这里是国内知名非政府组织——“地球村”的一个灾后重建项目试验点。米来作为“地球村”的志愿者，其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寻找可持续的增收方式。
米来曾是上世纪90年代入行的音乐制作人，拥有一家音乐制作公司。但据他说，快节奏、高压力的都市生活，令他不知不觉出现了心理问题。
他与“地球村”的创办者廖晓义是熟人，于是，他开始住在北京郊区、广西、贵州等地的山村里，少则一月，多则三月，参与非政府组织试验的各种项目。“有十年了吧，经常帮他们做项目，他们付给我一些报酬。”
在彭州的试验点，米来的前任们计划利用村庄地处高山的特点，种植有机蔬菜。实践一段时间后发现，受道路、市场和价格等因素影响，发展有机蔬菜的道路“走不下去”。
米来的办法是种植药材、发展绿色养殖。一般而言，药材种植需要较长周期，圈山放养的生态鸡则可以较快见效。“这套办法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试过了”，米来表示，但在“地球村”创办的这个名为“乐和家园”的项目村，一切才刚刚开始。
米来告诉本刊记者，乡村生活“慢慢治好了抑郁症”。
黄卫平：“个人人生历程的地震”
“挣钱哪有底，能养活自己，再活得好一点就行了”，黄卫平对本刊记者说。
黄卫平1990年毕业于宁波化工学院，曾从事企业、证券、期货、贸易等多个行业。2007年，他放弃老板生活，转身去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咨询师课程。“人跟着事情走，很容易在物质世界迷失。后来就是想回大学，其实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008年，黄卫平开始参与NGO工作，并参加了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行动。“这是生活中的地震，也是个人人生历程的地震。”
黄卫平告诉记者，他原来一门心思挣钱，手机24小时开机，一年8000多万元的贸易额，自己能挣三四百万元，但是婚姻触礁，加上一些别的原因，“突然就觉得很迷失，想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黄卫平决定将一种志愿者的个人行为，上升为一种组织机构行为。他找到4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家NGO。
据介绍，该组织希望开展生命教育和传播服务，帮助城市老年人设计退休生活，并试图寻找一种组织化运营模式，学会精细化操作。
在黄卫平的同事王莹看来，老龄化是中国正在面临且会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觉得光凭政府是管不过来的，这个领域给NGO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黄卫平等人同时承认，他们的机构能否存在和发展，人员是否稳定和团结，事业会不会做得如设想般美好，也还都是未知数。“做草根NGO不能光凭热情，3年内我可以吃以前的积蓄，3年后就不好说了。必须面临现实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黄卫平说。
冯令：“我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
“以前上学是做志愿者，现在我们是从业者”，冯令告诉本刊记者：“我的大学专业就是社工，上学时就跟NGO打交道比较多。”
冯令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NGO。他最初在家乡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就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剑南社区服务中心”工作，这是一家由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当地政府成立的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对四川地震受灾人群进行心理辅导，招募和培训当地义工。
冯令说，目前收入与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差不多，每月约2000元，但生活和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冯令和他的社工伙伴们必须自己解决房屋租住、吃饭，还要设法积极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以顺利开展社工组织分配的工作，并接受一名督导的指导与监督。
在冯令提供的2009年1月到8月的《工作日记》中，本刊记者看到，这些职业社工一边自身参与实践，一边接受组织的培训与指导，他们两人一组，以走访、谈心等方式接触一个又一个受灾群众，了解到很多个体的痛苦与困惑，他们也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工作，积极协助做好受灾群众搬迁等任务。
“虽然社工工作很孤单、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体会到个人的复杂性，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价值认同。”冯令说。
